回忆南太行乡村
2015和2018年，连续两次回老家过春节。令人感叹的是，时代的巨变不仅对人们的生活带来意想不到的提升和篡改，且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源的乡村给予的冲击、毁坏程度，也是无以伦比的。由此可见，这确实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旧有的逐渐销毁，新的正在建立，但整体上并不明朗的转型期。
其实，过去的春节更有意思。特别是对于我这样的离乡进城多年的，进入中年的“城市乡村人”来说。
我的故乡在河北省沙河市西部的太行山区，总人口不过两万的一个行政乡。我出生的自然村以姓氏为单位，每个村子人口平均在120人左右。因为同属一个家族，平素虽然有一些因利益而导致的暴力冲突和言语冒犯，但在逢年过节及红白喜事上，互助合作意识也非常的强。尤其是春节时候，多数会尽释前嫌，言归于好。即使矛盾深重的，也不会在春节期间爆发激烈对抗和冲突。
因此，春节，应当说是一年中最吉庆祥和的日子，也是最能体现传统文化、村民信仰的时刻。而现在，遵守传统的人越来越少，老人们老了，新的人进城了，余下的新生代，则根本不知道春节的各种讲究和规矩了。
想起自己小时候的春节，心头是温暖的。
记不清是哪一年，有人在村口盖了一座土地庙，用石头砌起。大小如牲口圈，个子高的人进到里面连腰都直不起来。平时，庙里冷清得连根烟头都找不到，一旦逢年过节，霎时间热闹起来。
往往，一进腊月，我们这些小孩子们就开始兴奋。不知道时间之快，只知道一年只有一个大年初一。总是嫌日子过得太慢，像老牛推磨，悠哉游哉的，好像没有尽头，一到腊月，就掰着指头儿算，今天初一，明天初二，后天初三。越往后算，心里边越是焦急，恨不得把两天算一天。
好不容易到腊月二十三，往后的日子就有了说法。有顺口溜说：二十三，打发老灶爷上天；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花花儿贴；二十六，蒸馒头；二十七，胡个咧，二十八胡个走；二十九，捏饺子；三十，端着饺子把头磕。
其中，迷信色彩最重的是二十三，因为灶爷就在各家的灶火上边，家里的事儿，不管阴明好坏，瞒不了自己，也瞒不了灶爷。
目前说，老灶爷要上天汇报工作，村人怕自己做的那些事儿不好，老灶爷对玉帝说了后，降灾给自己。不管是实在还是好做恶事的人家，到这天傍晚，都要蒸了馒头，买了红蜡烛、黄表纸和柏香，对老灶爷毕恭毕敬。
蒸好馒头，即使再饿，人也不可以先吃。母亲掀开锅盖，一股白色蒸汽雾岚一样奔突起来，迅速占领房间五。母亲伸手捏捏其中一个，熟了，让父亲灶堂里燃烧的粗大柴火拉出来，再拿了篦子，把馒头一个个晾在上面。再放一锅进去。然后用洗干净的盘子盛了馒头，走到老灶爷神位下，小声念叨，再跪下磕头。与此同时，还要放一挂鞭炮，欢送老灶爷回天奏事。
母亲说，老灶爷会把咱家一年的事情，包括心里想的和已经做了的，毫无保留地告诉玉皇大帝。我歪着脑袋说，那老灶爷比村长还公正？母亲嗔怪说，傻小子，村长和咱一样是个人，老灶爷是神仙。神仙当然说实话了！我又问母亲说，咱做过坏事没？母亲伸出粘着面的手指，在我头上磕了一下说，笨小子，咱家要是做坏事，还能没钱花？
母亲跪下来，像戏中人物一样，全身伏地，向老灶爷的神位磕了三个响头。我想，就凭这个，老灶爷也会感动，在玉帝面前为我们家美言。然后点燃了鞭炮，噼噼啪啪的声音在越来越黑的村子内外炸响。
从这一天开始，平时睡得很早，安静得村庄就有了热闹劲儿了。零星的鞭炮声音不是从那个村响起，就是从这个村传来。快过年了，有钱人家更高兴，录音机里整天放着李双江、郭兰英的歌曲。到晚上，还故意把音量调高，尽管到夜深时候，那歌曲都有了点鬼哭狼嗥的意味。年轻人爱听，有的还跑到人家家里，坐在门槛上竖着耳朵，一脸沉迷。老年人不喜欢，发牢骚说：放这个东西，还不如来段儿豫剧听得过瘾！
农历二十四，帮爷爷奶奶扫了房子，贴了对子，劈柴蒸馒头。有了事儿干，就不觉得时间慢了。我和弟弟平时懒得连屁股都不愿抬一下，可在这时候，总想方设法替长辈干些活儿。
其实，干活儿不是目的，早早穿上新衣裳，哄着母亲多买一些鞭炮，才是目的所在。
母亲早就看穿了我俩心思。新衣裳早就做好了，放在柜子里，用一把铁锁看住我们的手。
老军蛋家买了很多的鞭炮，拿出来炫耀，腊月二十五那天兜里就装了鞭炮，拿着一根燃着的柏香走到哪儿放到哪儿。我和弟弟说，凭啥你老军蛋就有那么多炮？我们的就很少呢。然后哼哼唧唧地让母亲掏钱，再去代销店买。母亲说放炮顶啥用？有个响声就很可以了！我说：为啥老军蛋就有那么多鞭炮？母亲说，老军蛋爹是大队的支书，咱不能和人家比。
弟弟还在央求母亲，母亲不说话，忙事情，我也说不够，弟弟呜呜哭。母亲看我俩这样子，叹息一声，从兜里摸出一张揉得如老头子脸的毛钱，去买吧！
那时候，我们家打盐的钱都是母亲卖鸡蛋省出来的，逢个会赶个集，母亲也只是去转转，最后饿着肚子回来。大致是2000年，我未婚妻一个人回老家，恰好碰上莲花沟村每年一次庙会，母亲和她一块儿去了，在集会上转了半天，买了几件衣服，到中午，母亲想吃一碗凉粉，在摊子前走了几回，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在吃，自己只是咽着唾沫。饿肚子回到家，才对我未婚妻说很想吃凉粉。未婚妻说她也会做，一下子做了好多，母亲吃了满满两碗。
大年二十九早上，母亲拿出新衣裳，叫我和弟弟穿上。我和弟弟本来还很瞌睡，一看新衣裳，就像电击一般，骨碌碌地穿上，脸都不洗一把，就跑到村里去了。
母亲是坚定的素食主义者，五十多年来没有吃过一块儿肉。父亲则喜欢吃肉，只要是肉，都嘴巴嚼的流油。
平时，父亲很难吃到肉，到二十九这一天，母亲称上几斤，算是对父亲一年多来辛劳的补偿。16岁以前，我也是一个素食主义者，过年时，跟着母亲吃素，弟弟则跟着父亲吃肉。一家四口人，泾渭分明。
剁好干萝卜条儿，母亲点火把小铁锅烧干，倒上一点花生油，打上几个鸡蛋，不一会儿，就是金灿灿的炒鸡蛋。母亲总把我和弟弟叫来，一个人喂上一两块儿，我们吃的很高兴，也劝母亲吃，母亲就说，等包到饺子里面再吃。
母亲先把和好的面在案板上揉了，用刀切成几段，手来回一搓，就变长变细了，再用刀左一下右一下切成小块儿，再用擀面杖擀成一个个的薄片儿。往往，捏够四口人吃的饺子，天就黑黑的了。
晚上，父母亲忙着准备早上的饭，还有用的东西，我和弟弟在分鞭炮。然后躺在炕上看着窗户，期待着马蹄表一下就蹦到凌晨。
迷糊一阵子，起来看看，还不到十二点，再迷糊一会儿，到凌晨两点，我和弟弟就不睡了，在被窝里烙饼。大致三点多，有人燃放鞭炮，清脆的声音把整个村子都震得地动山摇，也把我和弟弟从被窝里拽了出来。
父母亲起床，生火煮饺子，我和弟弟拿了鞭炮，点着柏香，在伸手成冰的院子里依次点燃。嘣嘣叭叭的鞭炮在暗夜里一个接着一个，一声接着一声，站在院子，还可以听见从后沟传来的跌宕回声。
一家人开始放了炮，响声就会把全村乃至附近村庄的人惊醒。那时候，我们这些小孩子家总是争着在凌晨第一个放响鞭炮。按照老人们的说法，大年初一这天早上，谁要是第一个放鞭炮，就等于这一年是全村人家中最顺利平安的。什么事情都能争个第一，出个头彩。
饺子好了，我和弟弟风卷残云。母亲吃完，让我和她一起去土地庙上香。母亲端着一碗饺子，叫我拿了鞭炮、柏香和黄纸，打手电跟在后面。
翻过一道山岭，涉过一道河沟，再爬上一段山路，我和母亲走到土地庙，简陋的石台上，几十根红色蜡烛齐刷刷亮着，照得庙前山路都像白天。土地爷泥像端坐供桌，真像是一位面色和蔼的老头，要不是冷冰冰的，还可以和他亲近。我对母亲说，这土地爷总是在这坐着，肯定很累。
母亲嗔怪说：小孩子家知道个啥，别胡说！神仙那像咱凡人？
那他为什么长得跟人一样？
人家是也是人，成仙之后，才当了土地爷的。
那还是人呗！
成仙了就不跟人一样了。
到底有啥不一样？
母亲不耐烦了。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人家能享受百家香火，人都跪在人家面前，怎么没人跪在咱面前，跟咱磕头哩？！
我说，那你和爹不是也给爷爷奶奶磕头吗？母亲说，你个傻小子，那是小辈儿对长辈儿的尊敬！
从土地庙回到家，父亲要去给爷爷奶奶拜年，还有村里那些长辈。我和弟弟就跟在他后面，先到爷爷奶奶家磕头拜年，然后，又跟着父亲，一家一家磕头拜年。到了谁家，都说吃饺子吧，俺这个是肉馅的，你那个是啥馅儿？尝尝吧！所说的话几乎二致。大部分人家给小孩一点鞭炮和糖块，大人不吃饺子就给一支香烟烟。
大约一个多小时，晨曦慢慢打开，我们也转严（意为走遍）了，大人们坐在一起说话或者喝酒，孩子们则凑在一起，看谁挣的鞭炮多。这时候，马路上突然也冒出很多人，都提着竹编的篮子，朝着大土地庙、龙王庙和猴王庙方向，放着鞭炮，说着笑话，兴致勃勃走去了。
那时候，我还是孩子。现在，则是一个中年人了。而且寄居在城市，与乡土的隔膜也越来越深。每次春节回家，就想待在父母身边，感受和体验小时候的春节。可惜，由于年龄的增长，村人的更迭，城市风习的入侵，传统的春节从各个角度遭到了瓦解。到现在，也只是剩下一下简单的形式，那种和谐感与仪式感丧失殆尽。
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无疑是具有强大民族号召力，具有召唤感恩、和谐、敬畏等美德的作用，对和睦家庭关系、保持农村稳定，培育文化精神，肯定有着巨大的不可代替的效力。
愿春节归来，尤其是那种仪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