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排行老四，一个姐姐，两个哥哥，最小的是姑姑。
父亲18岁时从镇上的高中毕业，然后回到村里，在那个不足300户的小村里当上了电工。村里哪家线断了，哪家灯不亮了，即使是不当电工的以后的日子里，父亲也是随叫随到，即使端着碗正吃饭，也马上撂下碗就走，砰、砰，干嘣利脆地把母亲的抱怨关在门后。
父亲二十岁出头，姥爷看中了这个厚道、勤快的后生，母亲嫁了过去。很快，父亲、母亲就被爷爷从那个大家庭里分出来，自己单过。母亲和父亲两手空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一起用平车拉砖，拎泥包，背石头，砌砖垒墙，修起了五间内土外砖的大平房。父亲说：“我和你妈，十块十块的攒，攒成100块就锁在箱子里。”父亲一生靠自己的力气拥有了三座房子，另外两座分别是村里的两层楼的小洋房和在市里给弟弟结婚用的婚房。
单过的日子不好过，怀着我的母亲喝得是清汤寡水，吃得是玉米面疙瘩，就着酸菜、白菜、土豆、萝卜，再也数不出第五样菜了，水果更是稀罕物，母亲还要围着那个磨坊，起早贪黑地转。父亲形容刚生下来的我，手脚瘦得和鸡爪一样，脸上身上毛烘烘的，皱皱巴巴，又黑又小，实在不好看。我的出生，激起了父亲要多挣钱的念头。
当年的农民指着地吃饭，各家各户把土地修理得比人的脸面还干净、整齐，但一年到头也攒不下几个钱。父亲不甘心过这样的日子，很有魄力的下河南，弄回了一台庞然大物———打麦机。五月流火，毒辣辣的太阳，热烫烫的黄土地，金灿灿的麦子却劲头十足得竖起扎手的麦芒刺向天空，麦子一刻也等不了了，农民也一刻也等不了了。纸糊的窗户稍稍泛白，天微微亮，年长的左手背在腰后，右手提溜着镰刀，拖拉着一双破鞋，脚后蛋儿还露着，就急匆匆的赶往田间地头，年长的走了，年轻点的也不敢偷懒，打着哈气，揉着眼屎，麻溜的一路小跑追上去。父亲起得更早，他要抢在别人家前头，割麦、打麦，然后挣别人打麦的钱。打麦机白天黑夜，没日没夜得咆哮着，轰隆着，整整一个五月，我几乎见不着五官干净，眉眼清晰的父亲，他的头发油腻腻地粘在一起，麦秆屑儿争先恐后的在他的头顶占窝，胡须在他乱糟糟的脸上围了一圈，汗水把只能看着眼白的脸冲得七沟八壑，父亲又脏又黑，浑身酸酸臭臭的。多年后看到街上的拾荒者，我的心里看到的都是父亲的形象。饿了，母亲给送点干饭，外加一碗水，有时候一天两顿，有时候一天扒拉两口，撂在一边，顾不得吃。困了，弓着身子缩在麦秸上眯一会儿。整整一个五月，父亲没有挨过床，没有洗过澡，没有回过家，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
打麦场离家很近，有时候，听着机器的轰鸣声，偶尔还隐隐约约传来等候着打麦的七大姨八大姑的家长里短声，我也心里痒痒，去凑凑热闹。
打麦机像一头发怒的野兽歇斯底里的吼叫着，我哆哆嗦嗦的不敢靠前，一个小孩的眼里从没见过这样肆无忌惮的怪兽，从没见过这样惊心动魄的场面！悄悄的躲在麦堆后，看着一撮撮麦子完整地吞进肚里，又怪叫着把嚼得支离破碎的秸秆从尾部吐出来，发泄似的狠狠摔在地上。粒粒饱满的金灿灿的麦粒，着魔似的狂舞着，蹦在铁器上嘎嘣脆响。父亲，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或是帮着一叉叉的往机器里送麦穗；或是帮着撑麻袋口装麦粒；有时扛起两人粗的麻袋给装到三轮、四轮车上；碰上孤寡老人家，不仅白白给人家打麦，还主动借上邻居家的车给送回去。小小的我，站在父亲面前，觉得他——顶天立地！
眼瞅着，一年年，一月月，弟弟像个甩不掉的尾巴，走哪跟哪，我小学毕业了，然后初中毕业了，后来去外地读书。时光如夕阳的脚步，跟着跟着，跟丢了。毕业两三年了，家里的气氛一日比一日低沉，天天儿的，没有一点动静，谁也不说话。夜深了，月儿困了，低垂着眉眼，垮垮的，一声声的叹息声传来，父亲的觉越来越少了，有时整夜整夜的醒着，眼眶凹陷。满天密布的黑云快要压到我的眼皮上了，我也醒着，翻来覆去，焦虑不安。
喝了点小酒，平日里沉默寡言的父亲开始絮絮叨叨，种种不是也在言语间颇有流露。极度敏感，自卑的我像受伤的小野兽，摔了门，漫无目的游走在乡间的夜色中。一声声的呼唤，越来越局促的脚步声，唤不回倔强的我。我走的远远地，离那个家越远越好。我开始了临时代教的生活。
听说父亲开始东奔西走。父亲是个脸面薄的人，一生要强的父亲却的的确确肯为了他的女儿拉下面儿，四处找路子，四处说好话，在人家面前低眉顺眼、点头哈腰。凛冽的寒风拂乱了他花白的头发，惨淡的日光，洒在光秃秃的枝丫上，拖出了父亲佝偻疲惫的身影，躲在胡同口的我，不敢和父亲打照面，任由那身影在我模糊的泪眼中渐行渐远。
后来，机遇垂青，老天眷恋，2005年，市里第一次面向社会招聘教师，我终于端上了教师这个饭碗，父亲神清气爽，虽深深浅浅的皱纹无情地布满他清瘦的脸庞，但，笑是那样舒展，心底是那样敞亮！
“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音乐尚未响起，我早以泪如雨下。向轻风许愿，用女儿的一生换您一世的安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