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欧阳崇一

【原典151】来书又云：“师云：‘为学终身只是一事，不论有事无事，只是这一件。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分为两事也。’窃意觉精力衰弱，不足以终事者，良知也。宁不了事，且加修养，致知也。如何却为两事？若事变之来，有事势不容不了，而精力虽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则持志以帅气可矣。然言动终无气力，毕事则困惫已甚，不几于暴气已乎？此其轻重缓急，良知固未尝不知，然或迫于事势，安能顾精力？或困于精力，安能顾事势？如之何则可？”

“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之意，且与初学如此说以不为无益。但作两件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则君子之学终身只是‘集义’一事。义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谓义。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故‘集义’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为致良知。而凡“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云“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计较成败利钝而爱憎取舍于其间，是以将了事自作一事，而培养又别作一事，此便有是内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义外”，便有“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

所云“鼓舞支持，毕事则困惫已甚”，又云“迫于事势，困于精力”，皆是把作两事做了，所有有此。凡学问之功，一则诚，二则伪。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诚一真切之故。《大学》言：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曾见有恶恶臭，好好色而须鼓舞支持者乎？曾见毕事则困惫已甚者乎？曾有迫于事势困于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从来矣。

【译文】来信道：先生说：“终身为学只是一件事，不论有事无事，只是这一件事。如果说宁可不做事，也不能不加存养的功夫，就是将为学的功夫分成两件事了。”但我觉得，感到精力衰弱，不能做事的，是良知；宁可不做事，也要加以存养的，是致知。这怎么成了两件事呢？如果事情来了，必须要应对，那精神虽然衰弱，但鼓舞精神也能坚持，就像孟子说的，以志帅气，用意志统帅气力即可。但是，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再做完这事情，疲惫得不得了，那不是透支自己的身体吗？这之间的轻重缓急，良知未尝不知道，但是，迫于形势，又怎么顾得上自己的身体？或者，身体精疲力竭，又怎么顾得上那事情？两者之间，哪头是为学，是良知？我不知道了。

 “宁可不做事，也不能不加存养的功夫。”跟初学者这么说说，也没坏处。但是，把做事和存养分成两件事，就是病根所在。孟子说：“必有事焉”，君子为学，终身只是“集义”这一件事。什么是义呢？义就是宜，心能够处事得宜就是义。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

君子待人接物，应对事变，当做则做，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思考，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心安理得而已。所以孔子说：“君子素位而行”，随遇能安，在什么位置就做什么事。又说君子“思不出其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凡是去谋划自己力所不能及的，强行要去干自己才智所不能胜任的事的，都不是致良知。凡是“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人，均是为了致良知。如果说：“宁可不做事，也不可不加培养。”这是什么呢？这是先有了功利之心，想要“修成正果”，计较成败利害，而以爱恶取舍，所以就把做事和存养心体分成两件事了。完成那件具体事，是一个成果；存养，又是一个成果，比较这两者的得失损益，这就有了内外之分，做事是外，存养是内，总之全都不对了，这就是“自私用智”了。

告子说，仁在人心之内，而义在人心之外。孟子就批评他的“义外”之说，义也在内，在自己心里。

便会有：“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毛病。就已经不是致良知以求心安理得的功夫了。你又说：“强行鼓起劲头去干，干完之后更加精疲力竭。”又说：“迫于形势，困于精力。”都是把一件事分成两件看了，所以才有这纠结。学问之功，惟精惟一，。一，就是诚，二，就是伪。所以只要是有了三心二意，都是因为致良知的诚心还不够真切的缘故。

《大学》里说：“诚其意的人，就如喜好美色一样，就如厌恶恶臭一样，自己心安、快意、满足。”你见过好色的人要鼓起劲头去好色吗？你见过厌恶恶臭的人要强打起精神去厌恶吗？你见过好色、恶臭之后精疲力竭的人吗？有见过迫于形势被迫好色，困于精力不能恶臭的人吗？良知自然好美色，良知自然恶恶臭。想想这个道理，你就知道自己的病根了。

【解读】致良知与做事，是一件事，也就是所谓“在事上磨”，当成两件事，就是有了私心，就不是致良知。王阳明还认为，读书人应该在自己的位置上思考和行事，谋求力所不能的事，就不是致良知。

参考资料：《传习录集评·梁启超点校》（九州出版社）、《传习录》（中国画报出版社）《传习录（明隆庆六年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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