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在好转，公公的情绪也好了起来。我们给公公买各种各样的营养品，姐姐每天近身伺候着，每周带他去医院复查两次，指标逐渐趋于正常。这无异是一剂强心针，对公公婆婆，对我们全家人。婆婆已经从刚刚得知时的以泪洗面转向了天天琢磨着给公公做点什么好吃的，怎么能让公公身上少难受一点。
婆婆是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年逾七十的她看起来已经成了一个典型的农村老太太形象，唯有一头黑发没有被岁月侵蚀。她虽然没受过什么正统的教育，但在处理家庭事务上却是非常有智慧的，几十年来，公公在外风风雨雨，婆婆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得妥妥当当，大家族里妯娌、媳妇们遇到什么事都要找她商量。
不化疗的时间里，婆婆常常会趁公公精神状态好的时候，陪他晒晒太阳，下下跳棋，到楼下散散步。平日里婆婆是最喜欢和小区里的老太太们一起打牌的，但公公生病以后，她一次也没有再出去过。
然而医学常识是婆婆不具备的，所以在公公治病这件事上，她几乎不发表意见，全由孩子们做主。第五次到上海化疗前，公公多次出现心绞痛症状，只得在化疗前先装了支架，缓解心脏问题。原本预计六个月能结束的化疗，也延期了两个多月。
也许是公公的坚强感动了上苍，化疗结束后，他肺部肿瘤完全消失，连癌细胞的活性也几乎降到了零。
全家人欢天喜地。
在这期间家里还发生了一件喜事，公公婆婆的外孙，也就是老公姐姐的儿子，结婚了。看着这个从小在身边长大的孩子完成了传统意义上的成人礼，两位老人说不出的高兴。
平静的日子没过两个月，公公又出现了说不出话、走不了路，听力越发下降的症状，再次去医院检查，癌症转移到了脑室，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最大的肿瘤直径就长到了4公分。
姐姐和老公商量，再问上海的大夫，回复说公公得的这种小细胞肺癌，对化疗很敏感，但也很容易出现转移，一旦转移，凶多吉少。
老公又一次面临“治”还是“不治”的难题。治，只能用放疗的办法，结果不确定；不治，公公的情况一天比一天恶劣，已经很难下床走路，而且经常出现烦躁情绪，记忆力迅速下降。
我多次把自己放在他的位置上，想象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但彼时彼刻，我不是他，即便是在一起生活了二十年，也无法做到全部了解。可我理解他的两难，也尊重他最终的决定。因为做决定的人，是最终要承担责任的人，承担着最重的压力。
在等待治疗方案的日子里，公公的病情愈加严重，因为肿瘤对脑部的压迫，他不仅对刚发生的事情记不住，还出现了神志不清的现象，听不见，也说不出。癌症，似乎将他与整个世界隔离，任凭亲人呼喊，都无法给出回应。老公最终做出决定，接受大夫的建议。放疗是最后的希望，他拼命地伸出一只手，想抓住每况愈下的老父亲。
以公公的身体状况，去北京、上海这些外地的医院已没有可能，于是选择了当地的医院。姐姐续了假，每天陪公公去医院，放疗的时间很短，每次只有几分钟，但排队等待的时间却要一个多小时。为了让公公少排一会儿队，姐姐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她去医院已经轻车熟路，和大夫护士也已经非常熟络。这些年老公和我离家远，公公婆婆包括大家族的一些事务都是姐姐在照料，但她从来没有抱怨过，这次为了给父亲治病更是倾其所有。老公的外甥虽然是新婚燕尔，但也经常请假去医院照顾。
肿瘤在缩小，公公的语言能力恢复了，他思维清晰，有时甚至会有点滔滔不绝，仿佛要把沉默时间里少说的话补上，但也有时候，他会很长时间不说话，别人问话的时候也懒得应答。有一天，晚上睡不着觉的他悄悄地对婆婆说：“我的病又犯了。”老公和姐姐一直没有把实情告诉两位老人，只说大夫建议为了预防病情反复建议烤电治疗，刚开始时公公头脑不甚清楚，也就信以为真，但随着意识的恢复，当看到治疗室的大字时，他似乎已经猜到发生了什么。他又叮嘱婆婆“不要告诉孩子们，他们还不知道。”
每个人都在为身边的人考虑，一家人就是这样互相配合着，度过了公公的五十二次放疗。每一次复查的结果都牵动着全家人的心，情绪就像过山车一样，不停地起起伏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