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弘历再经思考后回答说，弹劾最好等案情最好等案情解决以后再说，不然没有人再肯报告因自己先前失职而发生的事件。这里我们看到整饬官僚时一个典型的局限:对隐匿下情的惩罚只会导致更为严重的隐瞒。
2.这会使人联想到，一位教师在为她的三年级学生准备成绩报告单时，挖空心思的想使她写的每一评语都具体实在……人们会希望在接下来的升迁推荐中会有更详实的内容，确实，升迁的评分内容更为全面，但是其格式同样是拘谨和浮面的，如:才识明敏，办事干练；明白谙练，办事勇往；老成纯谨，办事勤谨；才情练达，办事实心等等
3.在君主看来，狡猾的地方官对纵容和轻信的督抚隐匿下情是一种典型的官场陋习。弘历相信，他的督抚们既怠惰又易受骗。……弘历认为向上封锁消息是州县官员的典型做法，春天的剪辫恐慌就迟迟未得上奏便证明了这一点。
4.我们在这里所瞥见的，是否是一个已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所遭遇到的一种道德报应？在这样一个备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即使叫魂这样的事其实从来没有发生过，人们仍然普遍地相信，任何人只要有适当“技巧”便可通过窃取别人的灵魂而召唤出阴间的力量。这是一种既可怕又富有刺激的幻觉。与之相对应的则是真实的权力——人们可以通过指控某人为叫魂者、或以提出这种指控相威胁而得到这一权力。施行妖术和提出妖术指控所折射反映出来的是人们的无权无势状态。对一些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来说，弘历的清剿给他们带来了慷慨的机会。
5.这种“受困扰社会”（impacted society）为反常的权力所搅扰，它和莱斯特·瑟罗所描述的二十世纪美国“零和社会”在某一方面是很相似的。这两种社会都发现，它们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已经无法通过增进生产来解决，而需要“对损失进行分摊”。但是，两者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于，在瑟罗笔下的后工业化的美国，人们被出卖的感觉是由于进步和经济成长的信念而产生并得到强化的——这种进步和经济成长一度曾使西方世界相信，所有的困难都会屈服于人类的努力，从中某些人会得益却不会有任何人受到损害。与此形成对照，在帝制后期的中国从未有人设想人的努力能够（或应该）产生无限的进步和成长。同一个富裕的工业社会相比较（不管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有多大），“损失分摊”在一个贫穷的农业社会是一种更为严酷的过程。当中国进入近代的时候，社会拥挤、贫穷，人们对于正在侵蚀着普通大众生存机会的种种实际力量则几乎完全没有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