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三百多年的纷争，打破了古典联邦王国时代的窒息封闭，这是一个名将辈出、大才如云、英主迭起的时代。大秦帝国正是产生于这个时代，一步一步，统一了华夏”—孙皓辉。

        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拜读了孙皓辉的《大秦帝国》，并看完了《裂变》和《纵横》两部电视剧，完全颠覆了从前在历史教材上对秦与先秦文明的“认知”，并深深陷入其中，不能自拔。只有在大争之世中才能展现的生存欲望，在百家争鸣中才能迸发的思想光芒，在伟大梦想中才能缔造的文明秩序，无不彰显着奋争精神和生命张力，经过几百年的融合扬弃，最终谱写了华夏一统的绚丽篇章。

        看思想与行动力。无论是14世纪中叶开始的欧洲文艺复兴，还是18世纪开始的思想启蒙运动，伟大思想的诞生必然根植于一片伟大的土壤。诸子百家的出现也并非偶然，随着东周的王权衰落，各诸侯国的割据崛起，诞生了一批思考治国理政、天下兴亡、社会矛盾、人生哲学的知识群体，站在“周礼”与“井田”文明的废墟之上，春秋战国的士子们抒发的是“礼崩乐坏、瓦釜雷鸣，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自由情怀，君主谋求强国之路，名士梦寐施展抱负，正是靠着这一需求关系，最终形成了学说林立、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诸子百家的思想是伟大的，但真正得以采用的却不过几家，孟子穷极一生游说各国施行仁政，却无一国敢用，蔡泽虽为一国之相、计然名家，却位高不得实用，稷下学宫虽是名家云集，可也只是论政不参政。而法家、兵家、纵横家等能成为当时各大战国的选择，应该说是适应了弱肉强食的时代洪流。值得思考的是，我们必须要尊重思想，但如果思想无法付诸行动，就会显得苍白无力，只能是生活在自己的幻梦之中，能行动与能思考同等重要。

        看法度与执行力。我个人感到，在《大秦帝国》中最令人血脉喷张的一段就是商鞅变法。秦穆公后，经过几代秦君的不懈“努力”，秦国从春秋五霸一路变成了西北边陲的贫弱小国。到战国初期，秦魏少梁之战让赢渠梁认识到秦国已经到了亡国的边缘，招贤纳才成为当务之急，而后商鞅三谏秦孝公并提出《强秦九论》。《强秦九论》是秦国变法的总纲，其中包括军功论、农爵论、郡县论等等，这也是商鞅结合秦国社会主要矛盾提出的九部治理法令。当时各大战国都在变法图强，而唯独秦国变法最彻底，这得益于秦国执行法令的严格性，赢渠梁将象征王权的“穆公剑”给商鞅以执法，相当于立法与司法于一身，而商鞅最难能可贵的是他既能够驾驭法令，也能将自己置于律法之中。商鞅在徙木立信中取得了人民对法令的认可，在不避亲疏中树立了律法的权威性，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他把法治观念灌输到每个秦国人心中，也使秦国再次崛起于战国。我想，法治的魅力在于不会深埋在畏惧强者、同情弱者的感性情怀之中，而是站在公平公正的理性行动之上。所以我认为，商鞅不是在施行酷律，而是对法治精神的尊重。

        看文明与创造力。新的文明是社会创造力得以实践的结果，铸就华夏文明的重任交给了秦国，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因为战国之中只有秦国才具备这种首创精神。长平之战后，六国在军力、国力上再也无法与秦国抗衡，13岁的嬴政带着几代秦王的梦想登上了历史舞台，八年的韬光养晦，使他牢牢把握住政权，当权力与梦想高度融合时，便孕育出一种新的文明，即“大一统”。这个新的文明是一统战略的首创，除秦国外的六大战国中无一国能够开展灭国之战，问鼎中原，结束战国三百年纷争的责任是秦国不得不做的一道必答题；这是一统制度的首创，坚持把法家思想作为治国理念，并进一步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废除分封、施行郡县，从此城邦的管理变成了帝王的高度集权；这是一统文化的首创，由于原列国的奴隶主仍然为复辟旧制度制造舆论，秦国便开展了焚烧五经的运动，在思想上控制被统治的六国原住民，至于坑儒有两种解释，不再赘述，无意为其辩解，至少我认为相比独尊儒术，还是要逊色一些。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颗太阳，关键是如何让它发光”。而“大一统”无疑就是那一颗太阳，而它构架出的新的文明载体也在那个烂漫的岁月里绽放出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