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3年的夏天，我16岁，第三次回老家河南。从昆明到河南漯河，36个小时，我们没有座位，这意味着老爸和我们两兄弟要被挤到角落里去熬过这一路。多亏爸爸在火车站买了一沓报纸，本来我是不买的，拒绝了卖报纸的阿姨，我们都不看报。但是爸爸问了价钱之后拿了一份，只要一块钱，但我知道，爸爸他不看报纸。买报纸的时候也没想到在火车上会有用，等用着了才庆幸当初做了件好事，给人方便就是给自己方便。
在火车车厢隔间处，我占到一个位置，从爸爸那儿拿了三四张报纸铺在地下。白天坐，晚上就缩着腿睡。睡是睡不好的，能安静呆几分钟不被打扰便够了。不多时来了一位大叔，同是天涯无座人，问我要几张报纸。我起身找到老爸又取了几张给他，然后他就在我旁边铺下报纸，安扎在此，与我做个邻居。
“火车这么挤，人又多，怎么还出来旅行呢？”
“我不是旅行，是回老家看望奶奶，没想到会遇到这种情况。”我跟他解释我不是旅行的，我没那雅致。
大叔当时应该是四十来岁，不到五十。他说他是福建人，到云南来做生意，还去过缅甸。都说福建人会做生意，但显然大叔并没有福建人做生意的优秀基因。
“生意不好做，赚的少，亏的多。”大叔一边说一边叹气，多年来的不成功给予他不少打击。
本来他是一位教师，曾任教于一所三本院校，后来与朋友合伙决定做生意，遂辞去了教师的工作辗转东西，颠沛流离地做起了生意。做生意并没有想象的顺利，尽管辛苦，却收效甚微，忙忙碌碌几年到头来仍没赚到什么钱。做生意不容易，生活不容易。
尽管生意不成功，但是大叔却走过不少地方，得知我是云南人，不禁感叹一句：云南实在太穷了。额……是不是因为我们云南穷所以您挣不到钱？我想根本原因应该是西部与东部之间不平衡的发展差异吧，大叔是福建人，福建是东部沿海的开放省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经济发达的地方生长，来到贫穷落后的西部自然会感受到差异，这就不多说了。
大叔喜欢喝酒，看着乘务员从狭窄的过道把装有食物的小车推出来，他早已准备好了钱包。火车上可供选择的酒不多，大叔喜欢玻璃瓶装的，那样的一瓶大概二十五块吧，大叔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喝三瓶。我不抽烟，也不喜欢喝酒，大叔只能独饮，恕我不能奉陪。喝酒的是他，讲故事的也是他，我就老老实实靠在玻璃窗上坐着听他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
“我也有个孩子，是个女儿，比你大，在上大学。可是我很长时间没见过她了。我总是不回家，到处跑着做生意，没法照顾她。”大叔拧开瓶盖抿了一口酒，我发现他沧桑的脸渐渐变得湿润，有一些是酒精引起的红，盖上瓶盖，大叔继续说，“我上一次回家，她叫我留下来，不要再跑了，我知道她哭得有多难受，可是没办法，第二天大早我就走了。有时候跟她打电话，她也哭，怨我不去看她。”很显然，大叔在倾诉，也在自责，给不了女儿应有的父爱，那是他藏在心底深处的最疼的痛楚。这份责任酿成苦酒，由他一口一口喝下，醉过醒来也许会好受一些。
每天到饭点的时候，大叔都要去餐车吃一顿饭，因为吃饭的时候餐车是提供座位的。大叔不在，所以饭点就剩一个人，去找在别处休息的爸爸和弟弟，泡一桶不怎么健康的酸菜泡面，马马虎虎吃上几口。差不多时候又回到我的地方，等到大叔回来，又听他讲故事。
大叔穿一件棕色外套，看起来比较旧了，颜色褪了很多。看得出来，大叔并不富裕，可是他却很乐意买酒，两天下来，喝掉了至少五六瓶。他从餐车回来，手里又拿了一瓶酒，刚才的一瓶早已喝光。大叔不吝惜钱包，今朝有酒今朝醉，吃饭的时候去餐车吃，我理解为他是去找个位子舒服地休息一会儿，但是好像他吃饭也不怎么愿意将就。第二天下午，大叔等到乘务员推来小推车，照常买了一瓶白酒，然后还额外买了一盘水果。他把水果拿给我吃，只给自己留了两个。这两天来我都没吃过什么好吃的，大叔对我说：“日子总是要过的。”
以前看见这样一句俏皮话：生容易，活容易，生活不容易。尽管生活不容易，但是日子总得过嘛。很多时候这些简单的道理我们都知道，但是当真正在生活中体会到，那种深刻的感觉是简单的文字表达不出来的。
第二天晚上十点半，经过36个小时的漫长旅程，火车到了漯河，我终于可以下车了。临下车前，我问大叔到哪儿，大叔说到石家庄。过了河南就是河北，第二天早上就能到，在石家庄会有朋友来接他，叫我一路好走。下车的时候，大叔和我互相告别，缘分就此下车。
我与大叔的缘分，也就那几十个小时，自那一次简单的告别之后，各自归于人海，消失在茫茫之中。只是大叔的故事，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不算陈旧，破值得回味。一个四十几岁的大叔让一个十六岁的男生看到一个颠沛的灵魂，所有的心酸和委屈、愧疚和责任，也只是一瓶白酒，仰起脖子一饮而尽。哪怕人生诸多不易，生活几多坎坷，日子总要过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