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开两瓶山城,一瓶冰的一瓶常温哈!”
我今年35岁,小明亦是。我们倚在临近长江边的夜啤摊位的不太舒适的躺椅上,竹制,相对而坐。桌子旁边竖着一块200米的长江深度指示石碑,孤零零的。
我的胃炎让我一直喝不了酒,但是,今天小明回了重庆,我得以有机会破戒。
小明从大学毕业后就留在成都发展,迄今为止换了好几份工作,但仍然留在基层,29岁时就被逼迫找了个高中同学结婚了事。当然,反观我,同样也一事无成。我倒了一点啤酒,然后淋在地上,用以简单地洗刷一下扎啤杯。
喧哗声,赤膊的一群20岁左右的热血青年在我们旁边桌划着拳。声泪俱下,喝醉的情侣争相向对方表演。小明举起酒杯,嘴角向右上扬,就像一种心照不宣的仪式。
“砰”
扎啤杯撞在一起。
“最近怎么样?”小明佯装出一副乐观的模样,音调先下压而后上扬。
但我已经过了吹嘘事业发展的年纪,当然,我也没什么好吹嘘的。
“还不就那样,我们机关单位拿点死工资,不过还有两年就还清房贷了,以后可能会好一些。”我摇晃着扎啤杯,边说道。
我绞尽脑汁想出一点积极的语言,不是词穷,而是缺失创造力,生活经历是语言的素材。
长江两岸的高楼大厦灯火通明,长江肆意将大厦颠倒,晕染了锐利的轮廓使其变得柔软,长江包容万物,我暗自想到。
旁边走过一位卖黄角兰花的中年妇女,小时候妈妈辈的人常把它别在胸口的口袋上,作为那个年代妇女的时髦饰品。
我回头看着吆喝的中年妇女,想起了1997。
1997,香港回归,众所周知。
但我们小城的春秋却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那年我和小明还是小学的同班同学,我们时常到长江边上捡石子,鹅卵石,大个,五颜六色,没见过彩虹的我们望着长江边上的遍地鹅卵石建立了对于色彩的基本感知,颜色并不纯粹的,混乱排列,表面带着杂色颗粒的质感,那是梦想的质感,那是至今我们解构这个世界的外貌的方式。
老旧的长江大桥爆破那天,我记得尤为清晰。
我和小明刚比赛完游泳,湿着身子矗立在鹅卵石堆积而成的江滩,旁边立着175米的长江深度指示碑,那时的我们还不知道这座桥炸毁之后江水将会淹没我们脚下的这块圣地,就如同中世纪的基督徒从未想过会丢失耶路撒冷,拜占庭这颗唯一的明珠也未曾想到会随之沦陷。
我们仍然玩着用用石子打水漂的游戏,大人们前来疏散我们,我们并入了疏散的人群,如同水消失在水中,毫无声息。我们被安排到安全的高地观看爆破。
随着“轰”的一声,老旧的大桥陨落了,转换成灰烬和碎片以另一种方式存在,分散的。
喝彩,掌声随之而起。人们在黄昏的金色余晖下欢呼雀跃,人们争相竖起大拇指,我和小明不太懂他们在高兴着什么,但能听到他们说“新的大桥就要建起来了!”“国家很重视我们地区的发展!”这种人群的喜悦,我们只在婚礼上见过。
在那以后,鹅卵石地便消失了,而江水也只能亲吻水泥构成的陆面。那一天,我们被卷入众人的狂潮之中,俨然不知我们记忆的媒介已经沉入水底。
黄角兰花的味道变淡了,鹅卵石的色彩和质感也想不太起来了,我无法把过去的感受清晰地传达给现在的我了。
旁边醉酒的几个青年互相推搡,其中一个被推向我们这边。
我们的桌子被撞翻。
小明的公文包滑了下去,掉进长江。
我从走神中抽离,准备跳下去,小明已从座位上弹起。
我和小明转头相视一眼,来不及脱掉衣服。
我们一跃而出,共同跳进蓬勃向前,高歌猛进的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