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在关于人类社交和合作问题上我越走越远，有些走火入魔了。在读完马修·利伯曼的《社交天性》之后，我的思路从历史、生物和文化三个方向上推展。同样是在生物学的研究领域，马丁·诺瓦克与罗杰·海菲尔德合著的《超级合作者》再次给了更大的惊喜和震撼，不仅是因为书中博大精深的思想蕴含、奇思妙想的研究设计，精彩绝伦的语言表达，还为作者地球、生物和人类的前途的前瞻性思考和探索。掩卷而思，我觉得有三个主题都有话要说。

        第一，合作与进化的关系。这是本书的主题，作者对此问题的深刻剖析开启了认识生命及其生存发展新的宏大图景。而在这个图景中，人类的伟大和卑微似乎纠缠在一起，既有灿烂，也有凄美。当你扫视过这样的图景，总有一种被深深裹挟而不能自拔的感觉。因此，不能不说些什么；

      第二，智慧的本质与对合作的呼唤。这个问题虽则关乎哲学和价值观，但也非常现实和具体，需要认真思考和回答。尤其是当人类发展到全球化程度逐步深入、科技进步日益迅猛的今天，世界需要创新的智慧，也同样需要合作的智慧。但智慧意味着什么？与其他机器智能的区别在哪里？我们何以实现新的高层次的合作？我虽说不好，也是不能不说；

        第三，数学的光辉与自然世界的运动规律。由于该书对“合作与进化”这一主题的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案的实施渗透了太多博弈论的思想，让我对数学与自然的关系有了完全不同的感触和认识，有些还是颠覆性的。对数学，我曾经喜欢，但现在基本上是智残，但当再次遇见数学之美妙，发现数学之威力，我还是心驰神往，激动不已。

        但在这里，权且收敛自己关于智慧的遐想，按下对数学问题小小的激动，进入“合作与进化”的主题，谈谈自己肤浅的理解。

一、合作从未缺席进化

对人类社会合作行为及其动力机制的研究不是什么新课题，而用数学和博弈论模型作为研究的工具，将整个生物世界的合作作为研究对象，并从生物进化的视野中探寻合作的动力则是马丁·诺瓦克及其团队前沿性的探索。这一探索得以实现，又要得益于现代计算机运算的高速迭代能力，因为计算机对模型和设计算法的不断迭代就“模拟”了基因的遗传和进化。

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科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基本内涵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一曰遗传变异；一曰适者生存。其中，“适者生存”多被人们解读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或者直接就理解为赤裸裸的竞争。从哲学上讲，二者的关系就是内因和外因的关系，基因的遗传变异是生物进化中的内在传承机制，而适者生存则是生物在与环境诸要素竞争的外在选择过程。此理论在创立的初期经历了极大的挑战，不过现在已经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常识，似乎无需争辩。但是，马丁·诺瓦克及其团队的研究恰恰从挑战这样一个常识开始。在大量研究基础上改写了达尔文的理论，他们认为，遗传变异、竞争选择和合作共赢共同构成了生物进化发展的三大动力之轮，三者缺一不可。一味地强调竞争偏离了世界的真实。

让我们一起思考下面的三个问题。第一，生物——包括我们人类——从其生命个体的诞生到它具备繁殖能力，这其中总是要跨越或长或短的时空，因此，在它抵达能够繁殖下一代的时点之前，单单依靠“竞争”能够存活并发展吗？第二，目前已知的双性繁殖生物，其交配与繁殖后代的生殖活动，本身就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合作而非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讲，生殖、遗传和进化恰恰是合作的结果。我们能够想象离开合作的遗传与进化吗？第三，科学家已经观察到生物界，包括植物界、动物界、真菌界、原生生物界等都广泛存在的合作关系，即使“适者生存”是一条普遍法则，那这条法则如何让生物在漫长的进化史上“学会”将合作视为“适合”生存的策略，又不断在竞争中演化出高级的合作形式？

二、五种机制促发合作进化

从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困境”出发，马丁·诺瓦克及其团队借助计算机技术和数学建模工具进行了大量设计精妙的试验研究，解释了存在于生物世界中的五种合作动力机制。在该书的“结语”部分，作者已经给出了高度凝练的概括和总结，我只是换成大家更容易理解的说法，或者稍微做一些必要的说明。

1.直接互惠。

对直接互惠通俗的理解是：“我给你挠挠背，你也给我挠挠背。”而它存在和诱发合作进化的条件是：当两个独立的同质个体再次碰面的概率高于无私行为的成本收益比。这是最好理解的一种情境。

需要说明两点：第一，把直接互惠机制的作用限定在两个独立的同质个体之间，这是我根据理解附加的。其中，“独立的同质”是指他们在一个生态链条中地位和属性相同，但可以不依赖对方做出相应的决策和行为，或者说依照达尔文的理论理解，他们本应是竞争关系。比如，两只蚂蚁面对同一个面包屑、两条狗面对同一块骨头。之所以加上这一点，是为了与后面的其他机制严格区别开来，同时又不违背作者的本意；第二，在此情境之下，选择竞争还是合作就在一念之间，但几十亿年的进化几经在生物的基因中安排了合作进化的“算法”。也就是说，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生物之间并不是必然选择你死我活的竞争，基因中其实埋下了合作的可能。问题的关键在于，个体生物要“智慧”地触发合作机制，否则可怕的“以牙还牙”就会带来巨大的杀伤力，两败俱伤往往是最终的结局。

马丁·诺瓦克及其团队通过设计不同策略（冷酷策略、以牙还牙、一牙还两牙、永不背叛、无条件合作、宽宏以牙还牙、赢定输移等等）的计算机程序进行博弈，并对各种结果进行观察和分析，得出的结论及其启示是：（1）合作和竞争共同参与长期的进化，但没有那种策略是真正稳定的，也没有哪种策略能够获得永生。一切周而复始，进化起伏跌宕；（2）直接互惠需要个体识别并记住对方的认知能力。对人类而言，记住同伴的善意并报以善意，就是合作进化的开始，但是适度宽容对方的错误和过失也很重要。因此，有人做出一定的牺牲往往是唤醒合作的前提，但不能忘记，它同时（也可能是缓慢地积淀）诱发了盘剥和恶意利用的动机。

显然，尽管直接互惠是最根本和最基础的合作进化机制，但这种机制的单一作用似乎无法打破演化的循环。于是，第二种机制需要登场。

2.间接互惠。

对间接互惠的通俗理解是：“我给你挠挠背，别人也给我挠挠背。”而它存在和诱发合作进化的条件是：我做好事时有旁观者在场，并且我认为此时在他人心目中形成的好声誉比我不做好事或者做坏事更重要。显然，声誉在这里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乍一听这样的说法只能对人类而言，但实际上，生物学的研究似乎早已经将它拓展到更为广阔的范围，至少在蝙蝠、鱼类等许多生物群体中，人类已经观察到并证明了这种现象的存在。

为了说明间接互惠发挥作用的机制，书中引用了哈佛大学进化生物学家大卫·海格的一句精彩概括：“为了实现直接互惠，你需要一张脸。为了实现间接互惠，你需要一个名声。”通过关注一个人的名声，我们在和某个个体打交道时就会从他人的经验中获益。如果他以前留下了不可靠的记录，那么我就会谨慎些；如果他一直都正直慷慨，那么我就会更愿意与他打交道。可见，间接互惠可谓是合作行为的强大促进力量。当然，如果直接互惠发挥作用在没有语言帮助的情况下尚可基本贯彻，那么，间接互惠要想施展拳脚，语言的参与似乎就成为必要。于是，作者基于试验研究进行了大胆猜测：语言是合作进化的产物，而掌握语言这一复杂的工具则进一步促进了大脑的发育。这就挑战我们以往对于进化逻辑的认知：人类复杂的大脑是语言产生的物质基础。今天，我们人类之所以能够享受语言沟通带来的巨大恩惠，我们必须更多地感谢合作，而非竞争！

由此而言，我们需要领会至关重要的两点：第一，在生物进化的漫漫长河中，合作对进化的贡献作用绝不亚于竞争；第二，对于置身人类社会网络中的每一个个体，你能否有效地与他人合作，当然地影响到你的生存和发展状态，而别人能否对你施以援手，又要看你过去的合作名声。因此，这一机制的加入，再次强化合作的选择动机。

3.空间博弈。

理解这一点稍稍有一点复杂，但大体来说表达了这样一种情境：在一定的空间或者社会网络中，有限个体之间互惠结盟而形成群体，该群体中个体生存竞争力的平均水平高于离散型个体生存竞争力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说，抱团竞争优于孤立生存。这非常类似于一句非洲格言：“如果你想走得快，一个人走。如果你想走得远，就一起走。”为了能走得更远——空间拓展，生物的进化存在着选择合作的先天安排，但与此同时也要相应付出代价——牺牲了速度。这里，有限个体之间互惠结盟而形成群体，实际上就是群中有群，党内有党。而对这些的群体褒贬之别，我们常常会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或者将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结盟冠以“桃园结义”，而将不符合社会规范的结盟称之为“狼狈为奸”。

马丁·诺瓦克及其团队的研究展现了惊人的发现。（1）尽管群体中合作与背叛的结构一直处于动态演化之中，在充满不确定的混沌世界里，合作者的平均出现频率是31.78%。这当然是理论上的抽象模拟，但说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只要空间允许，合作有可能就不死！（2）在自然界中，即使没有任何策略的指导，盘剥者和被盘剥者、骗子和善人、施虐者和受虐者仍然可以同时存在。也就是说，在重复出现的博弈中，并没有出现经典的“囚徒困境”，就算身处背叛者的团团包围之中，紧密抱团的合作者仍然可以繁衍生息，只是其结构一直处于动态演化之中。

对于第一点，马丁·诺瓦克与罗杰·海菲尔德坦言，仍需要更加深入和仔细的研究；而对于第二点，我脑海里首先闪现的场景就是小说《白鹿原》中以白嘉轩和鹿子霖为代表的两种行为模式的长期竞合关系。冲突、摩擦、包容、和解等以时代发展为背景更替上演，似乎分不出策略的优劣，只是各位看官有自己道德上的倾向。这似乎没有给我们什么太多的启示，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有哪一个个体或者组织只是一味追求某个时刻走得快而不愿意在空间上走得更远呢！

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有限个体之间的互惠呢？结合马丁·诺瓦克及其团队的研究发现，我理解原因可能如此。第一，就便利而言，生命体总是优先在“邻居”中选择合作对象。就算其损人利己的动机或可占据上风，“兔子也不吃窝边草”也是常情，而“以邻为壑”总是个坏名声；第二，关键的一点是，它选择与“邻居”合作的收益成本比必须高于平均“邻居”的数量。如果它施惠的“邻居”太多而无法确知并监管“他人”是否做出善行，总有一些“搭便车”行为会导致群体合作的破裂或者瓦解，这还不说群体边界范围之外的竞争势力也可能存在的“盘剥”。于是，在一定的生态结构中，合作和非合作行为就会出现动态演化，上演着兴衰轮回。我曾在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中看过狐獴家族的故事、非洲黑猩猩家族的故事，这些故事都说明了群体规模的有限性，而在另一本书《社交天性》中，马修·利伯曼还确切地给出不同动物族群的规模上限。虽然这和最后一个要阐述的“亲缘选择”也有关系，但还是存在空间博弈的成分。因此，空间博弈这一合作机制又是以直接和间接互惠为基础，是一种更高级别的合作机制。

4.群体选择。

空间博弈所关注的问题是个体结盟而构成群体比孤立者更易于竞争和生存，而群体选择机制更进一步，它是指合作者组成的群体比背叛者组成的群体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壮大。这也比较容易理解，我们只要想一想韦唯的那句歌词：“只要人人都献出一份爱，这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一个结构严密的有机组织当然胜过“离心离德”的一盘散沙，一个组织起来结伴出游的团体，其抵抗外界冲击和化解危机的能力往往要优于临时聚集在一节地铁车厢里的乘客。

马丁·诺瓦克基于多层博弈的试验研究，给出两个经典的悖论，并由此得出重大的推论。

悖论1：背叛者或可在一个群体内获得胜利，但在群体层面，由合作者构成的群体却胜过由背叛者构成的群体。因此，为了更有利群体选择机制作用的发挥，群体需要阻止个体在不同群体间的自由迁徙。或者说相对集中的“定居者”更容易进化出强大的群体，而“居无定所”的“流浪者”则处于劣势。对人类社会的进化而言，在这种情景的反复作用下，强化群体粘性的文化现象就呼之欲出。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讲，文化也是合作进化的产物！这一推论再次陡然提升的合作在进化中的伟大意义，并为合作的发展指出了新的路径。

悖论2：许多人类的美德是在战争的严酷考验中锻造出来的。如果没有外部竞争，群体内部引领合作的利他基因会在一定时期的进化中消失，于是，这个群体就可能面临分崩离析；而在群体需要应对外部激烈竞争的情况下，诱发内部合作的利他基因则能够更多繁衍。这又告诉我们，优秀的文化基因得以进化恰恰要经过竞争的选择，但进化的方向却朝着让有益于那些弃用复杂策略而无条件合作者（奉献者）前进！

我还不敢确信马丁·诺瓦克及其团队的这些前沿性研究会不会碰到颠覆性的逆袭。如果这样的机制就是生物世界里正在发生的事实，即使它那么的漫长和曲折，这将多么令人期待！只是这样的机制发挥作用同样有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由众多小群体共同构成的生态环境则是合作者群体得以胜出的土壤，而在大而笨拙的群体情况下，起作用似乎有限。

5.亲缘选择。

作为合作进化的最后一种机制，“血浓于水”就是反映其本质最贴切的字眼。在语言的媒介作用下，在文化的浸润下，家族的结盟、共同的祖先等将发挥关键的作用。它的表现就是：跟亲近的亲属选择合作，跟陌生人或者外人则不予合作。尽管本书对这一机制的讨论目前还碰到不少的问题，但作者依然相信，它是一种具有独立贡献的、“有条件”的合作进化机制。在此我暂时不展开介绍。

三、超级合作者及其面临的新挑战

对于合作的全新理解，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首先，我们对生命的本质及其起源就会产生新的认识。400万年以前，生命的“前生”因为选择了合作机制而获得更快的进化速度和并拥有更复杂的结构，而无数次的进化迭代，让合作者在不同的层面胜出，于是在恰当的环境下，生命现象诞生了。在作者看来，生命起源于合作。这个结论似乎过于超前和玄奥，有了不少宗教的色彩，但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绝不是冥想，而是基于数学科学的发展与试验发现。

其次，合作机制为我们提供了对生物的进化过程更加合理的解释和洞察。当我们用着五种机制考察微观生物的细胞组织、蚂蚁的世界，我们竟然“看见”细胞进化的合理路径，也“看见”细胞之间合作失败所导致的癌变，也由此启发了通过恢复合作来治疗癌症的新思路；我们也可以更加清晰地描述蚂蚁世界的分工与合作，并“觉悟”到蚂蚁惊人的合作如何促进了他们种群的繁衍和进化。

最后，从生物进化的全部历史与成果来看，人类是唯一可以全部运用五种合作机制的高级智慧生物，因此，作者认为人类是当之无愧的超级合作者。这是因为语言的诞生开启了语言和合作共同进化的进程。引用书中的一段总结来说，“因为有了语言，社会生活变得更加复杂，而我们的大脑也随之适应了这种复杂性。体积较大的大脑需要付出更大的成本，但我们非凡的大脑发展，也为我们带来了复杂语言相伴而生的复杂社会政治。随着世世代代的延续，人类社会逐渐扩大，朝向越来越具体与精细化的方向发展，而对间接互惠机制起到润滑作用的‘流言蜚语’，也让我们变得越来越聪明。”当然在整个过程中，语言和文化交织在一起共同发挥着作用，并导向着人的合作行为，使得人们具有超级合作的能力。

不过，尽管我们是地球上的超级合作者，但我们也面临着超级的合作难题，比如说如何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问题。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人类必须学会心存希望，慷慨大方，宽宏大量。这些类似于宗教和信仰的劝说和警告，恰恰孕育着更广阔的合作前途。人类就要从这样的现实境遇出发，唤醒更多的创新智慧、唤醒更多的奉献精神，营造一个促进合作的博弈之“局”，共同帮助人类自己渡过这个危机。

好啦，关于这个主题，我先写到这里。由于对数学和生物学知识的欠缺，其中难免有很多不当之处。容我稍稍喘息，或可将后两个问题的思考与收获拿出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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