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东也挖，西也挖，只能慢慢往下挖

        关于西来说的争论如果脱离了考古发现，那不过是假说臆测的斗嘴。要探讨其真伪只能如美国学者贝特霍尔德·劳费尔（Berthod Laufer）所说，要增进我们对中国古史的知识，唯一的希望在与铁铲而已。[1]

1.横空出世的仰韶

        中国早期的野外考古几乎被西方人所垄断，1860年，英国人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son）在云南挖掘出石斧、石锛等磨制石器。此后，西方人又在山东、河北、内蒙、四川、云南、新疆等地陆续发现了零星的石器。甲午战争后，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多次前往辽东半岛和蒙古草原，发现了不少史前遗迹，并于1911年和1915年发表了考古报告，依据出土器物的差异认定辽东半岛的为肃慎族遗迹，而蒙古草原发现的则为东胡族遗迹。

       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掘出一处新石器遗迹，出土了大量的彩陶和石器。此后又在附近发掘出不招寨、杨河村、西庄村、秦王寨、牛口峪、池沟寨等六处史前遗迹，并统一命名为仰韶文化。

       1923年，安特生和助手在甘肃西宁附近的十里堡村挖掘出与仰韶文化类似的彩陶、石器、骨器，并在青海湖沿岸发现了朱家寨等遗迹。次年，又在甘肃发现了齐家、马家窑、马厂、沙井等遗址。与此同时，中国考古学家李济也在山西发现了具有仰韶文化特质的西阴村遗迹，使得仰韶文化分布范围继续扩大。

       此前在四川、内蒙、东北发现的史前遗迹，被西方学术界认定为是东胡等少数民族所存留的，因此便有了汉族无石器文化的假说。安特生此时的第一个要务是确定仰韶文化究竟属于哪个民族。安特生通过对比认为“所有兽骨尽属豕类，也有以猪骨做镞刀环玦者，查其种属，要当属家畜之猪而非野豕。今之汉族固仍以猪肉为食之大宗，而蒙古人则未尝有此[2]”。也就是说安特生从出土的兽骨推断出仰韶文化的主人是食猪肉并实现了家猪驯化的汉族祖先。同时安特生还发现“仰韶所出陶鼎有烟熏火烧的痕迹，而这种陶鼎与北京街头所售的砂锅极相似。其次发现仰韶出土的陶杯与当时紫禁城美术博物馆收藏的汉代铜杯相似。但是最关键的是他注意到仰韶的陶鬲与周代金文中的鬲字如出一辙，除了陶鬲较高瘦而且单耳外，几乎没有什么区别[3]”。基于上述推断，安特生认为仰韶文化属于汉族的史前文化，并称之为“中华远古之文化”。

       但是，安特生无法解释横空出现的彩陶。在把仰韶文化和中亚安诺文化、特里波列（在基辅附近的特里波里村）文化的彩陶纹饰进行比较后，安特生认为三者纹饰相近，因此认为仰韶彩陶可能是从中亚由西向东传来的。不过安特生是个严肃学者，并未武断的下判断，而是向参与安诺遗迹发掘的德国考古学家施密特做了请教。施密特经研究对比，基本否定了安诺彩陶与仰韶彩陶之间的传播关系，“（一）安氏的比较图只注意到彩陶的纹饰，而没有注意到制造技术、色彩、磨光程度等方面；（二）安诺一期与特里伯列的年代并不相同，仰韶文化的年代也无定论，在这样的情况下，难以确定它们之间的关系[4]”。

       随着甘肃青海仰韶文化遗迹不断发掘，安特生转而接受李希霍芬的新疆起源说。1924年其在《甘肃省的考古发现》一文中称“由地理环境上之分析，确示新疆为吾人最后解决仰韶问题之地也。因吾人于此可以识别一种蒙古利亚民族（即黄色人种）当新石器时代曾受西方文化之影响，亦或受西方人种之影响[5]”。文章一发表立刻遭到了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的反对。高本汉认为安特生的推论与考古发现自相矛盾。如果中国文化真从新疆而来，那么史前文化特征应该是甘肃比河南更为明显，但是依据安特生的考古报告，“（一）代表中国文化特征的鼎、鬲之属以及瑗戈等物，罕见于甘肃仰韶文化中；（二）甘青地区的石刀骨刀等也不见于河南的遗迹里；（三）甘肃所出的大量彩陶并非与河南仰韶彩陶完全一致[6]”。事实证明高本汉的推论相当准确，随着考古的逐步深入，基本可以确认鬲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发源于陕豫晋的交界地区，是由东向西传播的[7]。

       安特生曾拜托北京猿人的命名者加拿大人步达生（Black Davidson）鉴定仰韶、沙锅屯、甘肃等地出土的人类遗骨。而步达生的鉴定结果也否定了外来人种西迁说，关于仰韶、沙锅屯与甘肃诸地人骨的鉴定结果说明三地皆为嫡派亚洲人种，并无其他的种族因素[8]。

       随后对新疆、甘肃彩陶的考古结果，也逐渐证实安特生彩陶西来说的谬误。“发掘了33厘米，分了四层，上层同地表，仰韶和辛店陶片互见，第二层仅辛店陶片一种，第三层第四层则全为仰韶陶片，这使得安特生相信仰韶文化确实早于辛店文化[9]”；“其次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新疆发现了几个出土彩陶的地点，安氏通过比较，发现同仰韶期彩陶没有关系，因此在地域上很难把仰韶彩陶同西方彩陶连接起来[10]”。换而言之，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了仰韶彩陶不来自西方，在中国境内呈现了从东向西传播的特征。

2. 从小屯到龙山

        虽然考古发现否定了彩陶西来说，但这一过程是渐进的。从1924年安特生初次提出彩陶西来说到40年代最终放弃该学说，间隔二十余年。在这二十多年间，彩陶西来说在考古学界还是居于优势地位。

        1921年，安特生与助手、奥地利人奥托·师丹斯基(Otto Zdansky)在北京周口店鸡骨山考察中发现了一些白色带刃的脉石英碎片，安特生敏锐地意识到这些碎片锋利的刃口可以用来切割兽肉。1926年，周口店出土了二枚人类牙齿化石。1929年，中国学者裴文中在周口店龙骨山发掘出一个完整的猿人头盖骨化石。此后又陆续发现五个比较完整的头盖骨化石及其他肢骨，还有大量的石器。虽然在人种认定上有过反复，但最终德国学者魏敦瑞（Franz Weidenreich）认定，中国猿人与现代人类中的蒙古人种有着更直接的发育关系[11]，其发表的《中国猿人的头骨》一文中罗列了中国猿人与蒙古人种相似的十二种特征，其中包括铲形门齿。北京猿人是第一次在亚洲大陆发现猿人化石，也直接证明了黄色人种始终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繁衍。

       1928年，李济在安阳小屯通过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量的卜骨、青铜器、陶器、玉器、石器以及马牛羊等动物遗骸。综合考量了中国史料记载、考古遗迹和出土的甲骨文解读，安阳小屯最终被确定为商朝都城——殷，即前14世纪盘庚迁都之所，商晚期文明就此重见天日。

        安阳殷墟的发掘虽将中国信史时代前推至前14世纪，但殷墟发达的青铜文明和仰韶彩陶文化反差巨大，除了陶鬲、石刀等少数文化特征外，商周文明的大量特征都无法在仰韶予以对应。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时曾依据仰韶文化晚于安诺文化早于商周文明的假设，推断仰韶文化存续时间是前3000-前1500年，后随着甘肃仰韶文化的发现，调整为前3500-前1700年。安阳殷墟发现后，二者的间隔期缩短到了三百年，显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无法完成彩陶文化向青铜文化的过渡。

        李济根据殷墟发现的仰韶彩陶碎片以及在太行山以西平原无仰韶遗迹的情况，提出殷商文化之代表于小屯或者另有一个来源，仰韶与它的关系最多不过像远方的叔侄，辈分确差，年龄却甚难确定[12]。徐中舒经过研究也认为依据出土的实物，显示小屯和仰韶在生活习俗、铜器花纹、动物纹样上有诸多不同。因此，推断“依据中国史虞夏民族分布的区域，断定仰韶为虞夏民族的遗迹[13]”，“小屯文化既与仰韶文化分属两个系统，而且小屯有青铜器及甲骨文字等较仰韶遗物更加复杂，这样丰长的文化应当有所承受[14]”，“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我以为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去探求[15]”。

        同一年，李济的弟子吴金鼎在山东章丘龙山镇以东的武源河东岸发掘出一处新石器遗址，出土了陶片、骨笄和磨光石斧等物品。出土的陶片为磨光黑陶，明显异于仰韶彩陶。此后李济亲自主持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卜骨，其中瓶、鬲、鼎、盆、盘、杯等陶器的形制与殷墟等地出土的青铜礼器十分相似。城子崖遗址首次发现了由牛和鹿等肩胛骨修治的卜骨，卜骨上刻有类似文字的符号，这与殷墟遗址发现的刻有甲骨文、用于占卜的龟甲和兽骨是一脉相承[16]。这一以黑陶文化作为主要标志的城子崖遗迹命名为龙山文化。

        1931年，梁思永在安阳高楼庄后岗主持了一次考古发掘，发现了三叠层遗迹。最上层出土的陶片、石器、骨器、卜骨及铜锈显示为标准的小屯商文化特征。中层出土了光面黑色陶片、三足豆、鬲、鼎残片骨器、卜骨，显示出明显的龙山文化特征。最下层出土的彩陶、钵、鼎、瓶等器物，为仰韶遗物。在没有碳14可以认定的年代下，后岗三叠层的挖掘，第一次明确了殷墟、龙山、仰韶三个文化的先后顺序。

        此后，考古学家陆续在山东、河南、陕西、 河北、辽东、江苏等地，发现了七十余处龙山文化的遗迹，城墙、青铜、卜骨等商文化特征不断出现。一个迥异于仰韶彩陶文化的龙山黑陶文化得到了世人的认可。正如李济在《城子崖· 序》中说：“有了城子崖的发现，我们不仅替殷墟文化的来源找到了老家，对于中国黎明时期文化的认识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新阶段[17]”。以卜骨、相似形制的陶器为代表的龙山——小屯文化的承继关系，清晰地证明了中国古文化的连续性。

3. 夷夏二元论、安特生的转变与执拗

        梁思永在完成了后岗三叠层的考古挖掘后，发表了《小屯、龙山与仰韶》一文。文章从三叠层中出土的遗迹、遗物包括陶器（陶质、陶色、器型、纹饰）、石器、甲骨和青铜器以及结合地层关系详细说明了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是不同的两个文化系统，他们有各自的分布地区和文化系统[18]。

        1935年傅斯年发表《夷夏东西说》，正式提出了以仰韶彩陶和龙山黑陶为代表的文化二元论。在文中，傅斯年指出“在中国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政治的演进由部落到帝国，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在这片大地中，地理的形式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历史凭借地理而生，这两千年的对峙是东西而不是南北。所以以考察古地理为研究古史的一个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19]”。

       龙山文化发现后，学者发现原本认定的仰韶文化中混入了不少龙山文化遗存。吴金鼎在分析对比了豫西地区出土的陶器后，通过模制高于仰韶陶器、形制更加复杂多样、彩陶缺失、陶鬲等器物与青铜鬲高度相似等特点，指出安特生发现的不招寨遗迹文化归类有误，不招寨的陶器类型与其余两个遗迹判然有别，尽管不招寨与仰韶村距离很近，但没有什么可以把它们联结起来[20]。刘燿在《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中明确将不招寨遗迹归入龙山文化。同时首次提出在仰韶遗迹中也存在龙山文化遗存，仰韶村的史前遗址正是两种文化的堆积而不是这两种文化融合为一之后的遗存[21]。

        1937年，安特生来华参观了龙山文化的出土器物，开始反思和检查自己早年的发现和推论。同时，随着中国学者在中国西北地区的考古的不断深入，安特生早年提出的仰韶文化分为六期，存续于前3500-前1700年的推论开始遭到质疑。中外学者逐渐得出了齐家文化晚于仰韶；甘肃彩陶晚于河南、甘肃史前文化并非一个系统[22]等结论。面对新的考古证据，特别是在原先归入甘肃仰韶文化的辛店、寺洼、沙井等遗迹中出现青铜器物，使安特生将此三期存续时间调整为前1300-前500年，并承认辛店、寺洼、沙井期文化，与真正的中国文化联系很少……可能是先秦时期的蛮族文化[23]。同时，安特生在《中国史前史研究》一书中指出“在河南及甘肃仰韶时代，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另外的种族参加了陶器的制作；精美的彩陶以及其他陶器，说明早在仰韶初期，中国人就是陶器的主人[24]”，从而放弃了彩陶西来说。

        虽然放弃了彩陶西来说，但是安特生仍然坚持把齐家、仰韶、马厂三个时期视作仰韶文化的发展周期，不过期限压缩到了前2500-前1300年之间，同时通过比较仰韶村内部遗物的互相关系，然后又将整个仰韶村文化遗存与龙山文化进行了对比[25]，提出了仰韶村的发现可能只是黑陶的开始阶段，彩陶衰落之后，在此基础上发展起陶甑、骨卜和城墙，最终形成成熟的龙山文化[26]的推论。

       安特生的执拗其实是对夷夏东西说有所怀疑，但是由于抗战全面爆发，小屯、龙山、仰韶等史前考古工作全部中断。东西二元论的进一步论证直到五十年代才重新启动。

       （未完待续）

[1] 《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1895-1949》，陈星灿。

[2]《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1895-1949》，陈星灿。

[3] 《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1895-1949》，陈星灿。

[4]《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1895-1949》，陈星灿。

[5] 《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1895-1949》，陈星灿。

[6]《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1895-1949》，陈星灿。

[7]《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1895-1949》，陈星灿。

[8]《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1895-1949》，陈星灿。

[9]《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1895-1949》，陈星灿。

[10]《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1895-1949》，陈星灿。

[11] 《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1895-1949》，陈星灿。

[12]《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1895-1949》，陈星灿。

[13]《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1895-1949》，陈星灿。

[14]《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1895-1949》，陈星灿。

[15]《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1895-1949》，陈星灿。

[16]《城子崖遗址的保护与开发研究》，曹锋。

[17]《“夷夏东西说”学术史考察》，颜伟明。

[18] 《“夷夏东西说”学术史考察》，颜伟明。

[19] 《“夷夏东西说”学术史考察》，颜伟明。

[20]《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陈星灿。

[21]《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陈星灿。

[22] 《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陈星灿。

[23] 《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陈星灿。

[24]《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陈星灿。

[25]《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陈星灿。

[26]《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陈星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