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门投止
第二次党锢之祸的规模比第一次更大，所牵扯到的范围也更为广泛。年仅14岁的灵帝看了宦官们传递上来的奏章，疑惑地问道：“什么叫钩党？”宦官们回答说：“就是指的党人。”皇帝问：“党人做了些什么，而必须严惩？”宦官们回答说：“他们互相举荐联络，欲图不轨，必须清除！”于是灵帝准奏。大搜捕开始了。
逮捕令下达到汝南，汝南督邮吴导奉命去捉拿范滂，可他一到范滂的家乡征羌县，就关上房门，独自闷头大哭。县令郭揖听到这个消息，明知道督邮心有不忍，就悄悄通知范滂，要他尽快逃跑。然而范滂却主动前往县衙自首，说：“我一死就可以避免全家蒙难。我怎能连累你们几位，还有我年迈的老母亲呢？”
范滂就这样被捕，押送到雒阳，和李膺、巴肃等人一起被拷打致死。杜密、魏朗等人则闻讯自杀。第一次党锢之祸，宦官们还不敢大杀名士，此次则毫不手软，誓要将对头全都斩尽杀绝。然而也有部分党人不愿赴死，离乡逃亡，勉强留得了一条活命，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张俭。
张俭，字元节，是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他担任山阳东部督邮的时候，曾帮助山阳太守翟超弹劾宦官侯览及其家属的违法行为，抄了侯览的老家，掘了其母的坟墓。侯览因此把张俭恨得牙痒痒的，第一次党锢之祸未能取张俭的性命，此次定要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
张俭闻讯，匆匆逃离家乡，首先前往东面的鲁国，去投靠好友、孔丘的后人孔褒。恰巧孔褒不在家，其弟孔融接待了张俭。孔融当时年仅14、5岁，因为窝藏张俭之事败露，和兄长孔褒一起被鲁国国相逮捕。孔融对国相说：“接纳逃犯的是我，和我哥哥无关。”孔褒却说：“张俭是来投奔我的，当然只我一人有罪。”甚至连两人的母亲也来自首，说：“家中的事情本由我作主，应该惩罚我才对。”国相无奈，只得上奏朝廷，最后朝廷下诏，把孔褒关进了监狱。
张俭事先就被孔融得到消息，偷偷放走，他辗转多次，又投奔到东莱郡黄县的富户李笃家中。县令毛钦听到风声，亲自前来李家查问，李笃说：“张俭确实在我家里，但他是天下名士，大人您忍心捉拿他吗？”毛钦回答说：“古代贤人蘧伯玉以独做君子为耻，您一人就想把仁义全占了吗？”毛钦流着眼泪说：“我平生爱好仁义，可现在被大人您取去一半了。”
两人商议，让张俭去北海找一位名叫戏子然的人，通过此人的帮助，张俭才得以生出渔阳郡，流亡塞外。他在逃亡途中，凡是投奔过的人家，大都因此受到牵连，搞得家破人亡。因此而留下“望门投止”的成语典故，意思是眼望门户，投奔人家暂且容身，以比喻逃亡过程中的艰辛和窘迫。
耿直的士大夫，或者不如说敢于和宦官作对的士大夫们都被一网打尽，但宦官们仍感觉四面楚歌。建宁五年（172）五月，灵帝大赦天下（当然，不赦党人），改元熹平，此后不久，被幽禁的窦太后去世了。朱雀门外很快出现了一张匿名的露布，指责是宦官曹节、王甫等人杀害了太后，而公卿大臣们贪图禄位，没一个人敢站出来说明真相。宦官们大为恼怒，认为这种东西肯定出自太学生之手，于是命令司隶校尉刘猛调查缉捕。刘猛查了好一阵子，什么线索都没得到，王甫不耐烦了，就罢免刘猛的职务，由自己的亲信段颎代替。
段颎也是西北边防军出身，在与羌人的作战过程中屡立功勋，但他和张奂等其他将领不同，一直阿谀、附从于掌权的宦官们。接任司隶校尉一职后，段颎在京城中大肆逮捕无辜者，严刑拷打，其中被牵连下狱的太学生竟然超过千人！他因此功劳，不久就被晋升为太尉。
宦官们为非作歹，那么汉灵帝在做些什么呢？他正在为自己的玩乐而大肆搜刮钱财。光和元年（179），他下诏出卖官爵，明码标价：四百石官要四百万钱，二千石官要两千万钱，
以此类推。其实花钱买官，或者美其名为捐钱赐官，历朝历代都屡见不鲜，只是如此明目张胆，并且连执政的三公职位都可以拿来买卖，灵帝朝是破天荒头一遭，而灵帝把卖官的钱不放入国库，都收纳进自己的私库中，也是前无古人。
灵帝卖官卖顺手了，价格也随着不时下调。中平三年（185），冀州名士崔烈打算买个三公当当，根据时价，需钱千万。这时候，灵帝的乳母程夫人派人通知他，说自己可以搞到优惠价格，能打五折。崔烈上缴了五百万钱，果然得拜司徒。授官典礼上，灵帝颇有些后悔，对站立左右的宦官们说：“卖贱了，本来能拿一千万的。”正躲在屏风后面的程夫人闻言大声说道：“崔司徒是天下名士，通过我的关系得以位列三公，这是美谈呀，您怎么还考究价钱高低呢？”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某次崔烈问他的儿子崔钧说：“我当三公，外面有何评论吗？”崔钧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本来您为官多年，声望很好，大家都说应该升任三公显位，可是您真的当了司徒，大家却嫌您身上有铜臭味道……”
灵帝搜刮了那么多钱财，究竟作何用途呢？除了历代昏君都有的美色、酒食、宫室、园林等享乐外，灵帝还别出心裁，在后宫建造了“列肆”，也就是商业街。他让宫女和宦官们扮演商贩、路人、流氓、小偷，搞得和真的雒阳街道一般无二，灵帝本人也穿上商人衣服，每天到此闲逛或者以买卖货品为乐。
灵帝很喜欢狗，甚至在西园中养了很多爱犬，把士大夫专用的进贤官戴到狗的头上。他嫌马车过于颠簸，不如驴车来得安稳，就把驾御车的马都换成了驴子，还亲自驾驭，到处乱转。这股风潮流传到民间，人们争相仿效，雒阳的驴价竟然高过了马价。灵帝还很有守财奴的天赋，他怕大臣们要自己出钱整军、赈灾什么的，就把搜刮来的钱财部分藏在西园“万金堂”，部分转移到亲信宦官的家中，甚至还在地方上置办田产，希望能够保值。
在如此荒淫无道的统治下，大动乱终于爆发了。光和七年（184），全国13个刺史部有8个都同时闹起了黄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