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库斯图里卡是谁？

                      “现在的电影就像蝴蝶一样，只活一天，白天活着，晚上就死了。”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提到“埃米尔·库斯图里卡”（Emir Kusturica）这个稍微有点拗口的名字，普通的电影观众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而如果提到一部叫做《地下》（Underground）的前南斯拉夫电影，很多影迷一定会惊呼为神作；而如果你一直保持对国际电影节的关注，那你一定会说，这不正是2016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爵奖”的评委会主席吗？那个头发凌乱、络腮胡子、眼神深邃的塞尔维亚大叔？是的，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正是《地下》这部伟大作品的导演，而他最近一次跟中国影迷见面，就是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上。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图片来源于网络）

         翻阅库斯图里卡的履历，你可能要扶好你的下巴：两次戛纳最佳影片金棕榈奖（《爸爸出差时》、《地下》）、一次戛纳最佳导演奖（《流浪者之歌》）、一次柏林电影节银熊奖（《亚利桑那之梦》）、一次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黑猫白猫》）、一次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处女作金狮奖（《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在1981年到2007年间独立拍摄的八部故事片中，有六部获得三大电影节的青睐，这对任何一个电影导演来说，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崇高荣誉。而除了电影，这位大导演还是“库斯图里卡与无烟地带”乐队（Emir Kusturica & The No Smoking Orchestra）的创始人和成员之一，玩的是巴尔干音乐，2012年还来中国参加过首届上海西岸音乐节。如果你对这位又酷又低调的电影节大满贯导演有了一点兴趣，那么就请随我一起，去探索他魔幻又瑰丽的电影世界吧！

新现实主义与煤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1954年11月24日生于前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纳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萨拉热窝，这个国家也是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成员之一，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国家，简称波黑。萨拉热窝始建于1263年，名称来自于土耳其语中的“宫殿”一词“萨拉伊”（Saray），是一个群山环抱，风景秀丽的古城。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储斐迪南德大公在此被塞尔维亚爱国者刺死，这个事件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也让萨拉热窝举世闻名。

萨拉热窝（图片来源于网络）

        库斯图里卡在萨拉热窝收获了他的电影启蒙。为了赚一点零花钱，少年时的他时常为当地的影迷俱乐部送供暖用的煤。也是在那里，库斯图里卡开始接触到了电影。“那里放映很多旧电影。我也是在那发现了维斯康蒂的《情欲》。我并不是很懂这部影片，但我感觉在屏幕上有一些象征。那以后，费里尼的《大路》完全征服了我，并坚定了我要拍电影的信念……‘新现实主义’是我的坚持和热情的源泉，它包含了一部电影所需要的一切：强有力的情感、在历史中找到它路径的可能性。新现实主义和煤让我拍出了自己的第一部短片。”少年库斯图里卡还特别喜欢到萨拉热窝的郊区去踢足球，他结识了一些市郊少年，这段生活在《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和《爸爸出差时》等影片里均有所表现。因为怕他受到不良影响，他的父母决定把他送到国外去学习，18岁时，库斯图里卡离开了萨拉热窝。在谈到这座城市给他造成的影响时，库斯图里卡说：“萨拉热窝是欧洲最奇特的城市之一：信仰不同宗教的不同族群生活在一起。它坐落在欧洲大陆的边缘，另一只脚却在亚洲。伊沃·安德里奇（前南斯拉夫小说家，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笔者注）在《1920年的来信》中说，萨拉热窝是一个这样的城市，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它可以同时容纳四座庙宇：天主教堂、东正教堂、犹太教堂和清真寺。在午夜，一个人可以在老市场那儿听见所有这些宗教的音乐。对我来说，这是萨拉热窝历史最重要的象征并很可能影响了我的工作。”

《格尔尼卡》

         因为有一个姑母生活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于是父母就把库斯图里卡送进了捷克著名的布拉格表演艺术学院(FAMU)学习电影。因为米洛斯·福尔曼（捷克导演，流亡美国，曾执导《飞越疯人院》，笔者注），各个国家的学生都申请来这里学习。在这里，库斯图里卡看了大量老电影，并参与了很多的拍摄实践，成了那里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在就学期间，他拍摄了两部短片：《真相的一面》（Une Partie de la Vérité）和《秋天》（Automne）。1978年，库斯图里卡拍摄了他的毕业作品《格尔尼卡》（Guernica）并获得了Karlovy Vary国际电影节学生作品大奖。“我接受了严格的理论学习、过着丰富有趣的生活，但最重要的是，高强度的专业训练，让我‘触碰了’实实在在的电影。”在布拉格表演艺术学院的这段求学经历，为库斯图里卡的电影之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短片《格尔尼卡》（图片来源于网络）

          凭借《格尔尼卡》，库斯图里卡在故乡萨拉热窝的电视台获得一份工作。1979年，他拍摄了《新人故事》(Les jeunes mariées arrivent)。这部影片强烈地表现出安德烈·塔尔可夫斯基的影响，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异常大胆，甚至因为涉及乱伦等敏感的内容而被禁止在前南斯拉夫发行。之后，他又拍摄了电视电影《泰坦尼克咖啡馆》(Café Titanic)，影片改编自伊沃·安德里奇的同名中篇小说，在斯洛文尼亚的国家电视节上夺得最佳导演奖。

金棕榈的垂青

        1981年，库斯图里卡拍摄了自己的长片处女作《你还记得多丽·贝尔吗》（Do You Remember Dolly Bell？），该片剧本由库斯图里卡与著名波斯尼亚诗人Abdulah Sidran共同完成，并带有明显的半自传色彩，讲述了在铁托极权统治的1960年代，一群生活在萨拉热窝的“不良少年”的故事。影片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最佳处女作金狮奖及圣保罗国际电影节影评人奖。

《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图片来源于网络）

        1985年，库斯图里卡拍摄了《爸爸出差时》（When Father Was Away On Business）。这部同样的反铁托主义的影片展现了库斯图里卡丰富的电影才能，幽默、嘲讽而又温情脉脉，在世界各国都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一举夺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大奖。

        四年之后库斯图里卡又重新杀回戛纳，凭借讲述吉普赛人悲惨境遇的超现实主义史诗《流浪者之歌》（Time Of The Gypsies），摘走了1989年戛纳最佳导演奖的桂冠。

黑猫白猫，拿到奖就是好猫？

        成名后的库斯图里卡任教于萨拉热窝表演艺术学校，后受聘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导演课程。纽约的教书生活为他开始新的创作拓展了空间，而他的一个美国学生David Atkins递交的电影剧本更成为他首部英语影片的基础。1993年，汇集了美国演员菲·唐纳薇、杰里·刘易斯、约翰尼·德普的影片《亚利桑纳之梦》（Arizona Dream）上映，并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1995年的《地下》（Underground）使库斯图里卡的艺术事业攀上了顶峰，却也使他的人生随之走向低谷。这部长达三个小时的宏片巨制兼具《爸爸出差时》的政治批判和《流浪者之歌》的浪漫主义，以一种近乎不可思议的癫狂描绘了前南斯拉夫从1941年被纳粹占领至1995年波黑战争期间的曲折历史。此片获得了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这也是库斯图里卡第三次登上戛纳的领奖台。然而针对这部公然讽刺铁托统治的影片，争议从戛纳的领奖台上一直蔓延到他的故乡萨拉热窝，在受到本国人民指责的同时，一些西方知识分子又把他列入米洛舍维奇的同党，谴责他“在博爱、民主和反法西斯的名义下骗取艺术界的嘉赏”。重重压力之下，库斯图里卡一度宣称不再拍片。

《地下》（图片来源于网络）

        然而三年之后，库斯图里卡还是忍不住重出江湖，再次推出描写吉普赛人的电影《黑猫白猫》（Black Cat，White Cat），又一举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

不会演戏的导演不是好主唱

        在美国和法国生活了14年后，2003年库斯图里卡回到了塞尔维亚，并在贝尔格莱德附近海拔3000英尺的山区斥资100万英镑为自己建造了一座村庄——库斯滕多夫（Küstendorf）。他在这里拍摄了浪漫喜剧《生活是个奇迹》（Life is a miracle），该片获得2004年戛纳金棕榈奖提名，并在法国凯撒电影节获最佳欧洲影片奖。2007年，同在库斯滕多夫小镇拍摄的、以民间故事为灵感的喜剧《给我承诺》（Promise Me This），获得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提名。

        在2007年之后，库斯图里卡似乎暂时放下了故事长片的创作，于08年推出了一部关于球王马纳多纳的纪录片《马拉多纳》，此后又参与了一些著名导演短片集锦的拍摄。同时，我们还惊喜地发现，这位大导演的兴趣还转向了表演，他分别于2009年和2011年主演了《克格勃无间事件》（L'affaire Farewell）和《男孩与鹈鹕》（Nicostratos, le Pélican）两部影片，一部根据历史上真实的苏联间谍叛变事件改编，颇具政治性；而另一部则讲述了在希腊的小岛上，一对父子与一只受伤的鹈鹕的故事，忧伤与温暖并存。

        不知道是感觉镜头前的演员表现力不够，完全无法诠释自己想要的表演？还是因为演戏演上了瘾？当2016年库斯图里卡终于献出自己最新的故事长片《送奶路上》(OnThemilky  road)时，我们发现——主演变成了他自己。而女主角，则是出演过《西西里美丽传说》的女神莫妮卡·贝鲁奇.......

《送奶路上》（图片来源于网络）

库斯图里卡的癫狂与哀愁

        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无疑是三大国际电影节的宠儿，但同时，他又是一位步履沉重的流亡者，对他创作影响最大的故国前南斯拉夫同时也是压在他身上的一座大山。咒骂他和赞赏他的人几乎一样多，而其焦点，都源自于他对前南斯拉夫的政治态度。当有记者问到他的片中为何癫狂和绝望并存时，库斯图里卡说：“我梦想过拍出单纯的喜剧，但从未成功过。这可能是因为，我的遗传基因与我的故乡巴尔干半岛跌宕起伏的悲剧性命运相连，它让我无法完全地投入到喜剧中去。”1941年前南斯拉夫被德国占领，1945年解放，并于11月29日成立了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1963年改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因为由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亚、马其顿、黑山六个共和国以及克罗地亚族、塞尔维亚族、阿尔巴尼亚族、斯洛文尼亚族等24个民族构成，加之各种族对东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三大不同宗教的信仰，这个联邦国家始终被政治、民族、宗教等问题所困扰，并终于在九十年代土崩瓦解。灾难深重的前南斯拉夫是库斯图里卡永不能舍弃的创作源泉，而在他对前南斯拉夫政治现实几近癫狂的嬉笑怒骂的背后，是他对故国浓浓的乡愁与痛惜。那么，就让我们从库斯图里卡的长片处女作《你还记得多莉贝尔吗？》开始，去接近并理解这位巴尔干老战士的癫狂与哀愁。

参考资料：Interview for the release of "Arizona Dream" published in "Le Petit livre d'Emir Kusturica" book,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