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我的家安插在一条斑驳陆离的弄堂里。弄堂阴冷深迷，遮掩于凡世之中。那里终日照不进的热闹阳光，成为我心底无声的渴望。蓦然回首，家的旧址和很多回忆已经随着时光漂流远走，踪迹难觅。我还能记取的，已然很有限了。
因为是独生女，孤寂早成了我的习惯。那时，我每天最快乐的事，就是倚着门栏，端着一本不知从哪里翻出来的旧书，安闲地看上半天，看到尽兴时，还会读出声来。
挨着我家的是一幢空置很久的旧房子，从铺满灰尘的玻璃窗可以透见里面缠绕杂乱的蜘蛛网，反正没人打扰干涉，各种小动物在里面忙得不亦乐乎。房子空了好些年，直至有一天，被几个搬家的人打破了荒凉。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她，齐耳短发、微蹙眉宇、清丽容颜，和我相仿的年纪。可我是家中的掌上明珠，双手从不染指家务，她却帮着一个高个子男人提着大麻袋忙进忙出。我扯住在厨房忙碌的妈妈询问他们是谁，妈妈低着头一边收拾着几尾鲫鱼，一边漫不经心地回答：“咱们的新邻居，据说是从乡下搬来的。”
我再跑到门外去打量时，他们家的东西已经基本搬完了，她摆弄着扫把很娴熟地打扫着。过了一会儿，一个卷发女人牵着小男孩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刚进屋子，女人就拿出手绢，不耐烦地挥了挥空中的灰尘，大声地挑剔着屋子里的脏乱，责备女孩手脚太慢。短发女孩早已在这满屋扬尘中忙碌了一早上了，我心底涌出一股强烈的正义感，发脾气地将大门用力关上，再不想看见那种让人烦心不快的场面。
早些年，大家非常看重邻里关系，不像如今对左邻右舍漫不经心的冷漠。我们家来了新邻居，照理说，我们一家人应该带着礼物过去拜访。
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她家。屋子经过两天的收拾，破碎的玻璃窗已经全部换新，从前爬行动物横生的冰冷感，顿时被满是炊烟的温热家常所充斥。那高个子男人就是这个家的男主人，他和卷发女人很客气地与我们寒暄，小男孩独自在院子里研究满地的青草与小花，衣着光鲜的短发女孩名叫菊子，她主动给我们端茶倒水，非常乖巧可爱。那时的我从没与生人说过话，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勇气，我走上前牵着她的手，一言不发地将她拉到沙发上，坐在我的身旁。
他爸妈像口述传记一样，将从小到大几十年的奋斗经历一一说了个遍，我没兴趣了解这些大人们的事，随手从衣服口袋里捞出一条红绳，将绳子收尾相接，问她想不想和我一起编绳花。她微笑地点点头，刘海处的额头光洁地展露了出来，耳边的短发低垂到了脸颊，嘴角边露出了一对浅浅浮现的梨涡，温和俊逸的眉宇不再像第一次见到那样局促不安。我们各自用双手的食指和大拇指，将红绳挑挽出一朵朵温煦精巧的花，八指纵横捭阖、迷离闪烁，交错得恰到好处。红花从简到繁，自如流转，无声地传载着我们初次见面的默契。
第一见面后，菊子一直深藏家中，我没有机会见她。尽管我那么缺少玩伴，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她与我在隔着一扇门的距离以外，不便走近打扰。
一个周末的傍晚，我们一家人在祖母家吃过晚饭，坐公交车回家。经过一处繁华的路段，沿途上来了很多人，在这些陌生的面孔中，我一下子看到了她，不由自主地喊出了她的名字：“菊子！”然后用力地对她挥挥手，示意过来跟我一起坐。
那时离家也只有两站路了，她爸爸客气地回应：不用了。妈妈执意让座，她站起身来拉着菊子的手，这时我看见菊子妈妈带着小男孩往空座的位置挪动了两步，可懵懂的菊子早已被热情的妈妈按到了座位上，突然，她一向谦和达理的爸爸冲着乖巧的女儿吼道：“我说了不坐，谁准你坐的！”菊子被他从座位一下子拎到了扶手边，然后他用力在菊子的后脑勺上一拍，菊子的脑袋顺势向前猛地摆动，突然“嘣”的一声撞到钢铁扶手上。
我们看到那一幕都惊住了，尤其是妈妈尴尬地坐回到原位，然后满腔无奈地转头望向了窗外。菊子双手交握抓着扶手低着头，满脸通红，双眼噙满了泪水，她突然抬抬头，将眼泪倔强地吞进了肚里。
刚才还喧嚣的乘客一下子寂静了。我感觉车辆在渐渐黯淡的马路上蜗牛般地蠕动，缓慢而心痛。整车人漫长的僵持，凝重的氛围，在我心里停留了好久好久。
那次事件之后，我们家就与菊子家生疏了很多。用妈妈的话说，那家人不和谐，还是少来往比较好。就这样平淡地过了些日子，有一晚，我刚刚睡下，突然被一阵打骂与哭闹声惊醒了。我惊恐地起身仔细聆听，声响仿似从菊子家传来的。然后我听到邻里有了动静，哭闹声变成了一番打抱不平的指责声。
我穿好衣服，走到大门口，看见妈妈正牵着菊子的手，边为她擦拭满脸的泪水，边牵着她往家里走来。看到我起床，妈妈的表情从义愤转为慈爱，她笑着对我说：“晓洁，今晚菊子和你一起睡。”我立即兴奋地跑回房间扑进被子，然后拉开被角，笑眯眯地招呼菊子：“快来快来，里面还热着呢！”
从小到大一直睡得冷清，第一次和伙伴同床共枕，我兴奋得一夜没合眼，菊子满腹的心酸委屈，也无心睡眠。我们聊了很多，菊子告诉我，她妈妈生她的时候难产死了。从她的记忆中，好像爸爸将妈妈的死因归罪于她，从来不曾给过她好脸色。三年前，爸爸娶了那个卷发女人，还生了一个弟弟。从此，她负责了家里所有的家务，还常常挨打挨骂。每次家里来了客人，后妈就拿出最漂亮的衣服给她换上，担心别人说她刻薄。客人走后旧衣服就锁在了衣柜里，难见天日。菊子说，这些年，她的外婆偶尔会来看她，那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疼爱她的亲人。说到气愤时，菊子从牙缝里蹦出一句话：如果以后把她逼狠了，她就去投靠外婆去。
我疑惑又不舍地问她外婆住在哪里？菊子摇摇头继而坚定地说：“在乡下，具体住哪儿我不知道，不过我总会找到她的。”那晚，我们从清醒聊到迷糊，从迷糊再到清醒，直到晨曦渗透半窗，才渐渐睡去。
直到现在我还以为，我是靠爱活着却在孤独里成长的那一类人。习惯孤独，是因为被孤独萦绕，无法改变，只得去接受、适应、甚至主动喜欢。人的心情和性情有时就像困兽，寂寞太久无能为力太甚，会渐渐变得温柔。或许，我平时话少，只是因为没有遇到有共同话题的人。那段有菊子陪伴的日子，我突然变得不那么沉静，开朗了很多。
我们常常牵着手去附近的小山丘，采些精致的小雏菊，搬到我家的后院里，悉心地翻土、种下、浇水，每天无数次地关切张望，静待它们在阳光下摇曳长大。我给她看我最喜欢的书，她认识的字不多，我便将书里的故事慢慢地读给她听。依旧是半倚着门栏，但是从前即便夏日也显得凄凉的阳光，却在冬日里变得暖人心脾。
我们还会在傍晚时分给山丘上的野猫送吃的，那时有些漆黑崎岖的路程，因为握紧了身边人的手，连恐惧也变得有趣。有一次，我掩饰不住巧遇小野猫的兴奋，上去一下子将小猫抱在了怀里，亲昵地抚摸，谁知猫咪被我吓到了，用小尖抓将我抓伤，然后伺机逃窜进了黑暗之中。我感觉手背火辣辣的疼，看到三条鲜红的伤痕，吓得哭了起来。菊子见此情形担心野猫的爪子里有细菌，抓起我的手背，用力地吮吸伤口上脏污的血液，然后吐掉。我刚才的惊恐和疼痛，被一股感动的暖流所替代，连那个长冷的冬夜也变得异常的馨美温暖。
我受伤自然是不能告诉爸妈的，否则以后就不能到后山来玩了。菊子在山路上采来一些新鲜的金银花，嚼碎后敷在我的伤口上，然后拿出随身携带的手绢，仔仔细细地包扎好，最后打上一个粗劣美妙的蝴蝶结。
菊子是我人生第一个玩伴，让我脱离了自以为习惯的孤独，去迎接一份没有距离、无所顾忌的友情。那段我最初的快乐，至今仍记忆犹新。就在我满心欢喜地以为，从此菊子就成为与我朝夕相处、永不分离的姐妹时，那个高个子男人来到了我家。他很恳切地向我爸妈道歉，保证再不打菊子了。我忍住眼泪拖着妈妈的手喊道：“不能让他带菊子回去，他对菊子不好，菊子是我的姐妹，她不能走。”妈妈无奈地对我笑笑，继而没有一句言语。
最后我亲眼见着菊子一步三回头地被拖走，她不舍地回望着我，走到大门口时，右手紧紧扶住门把手，然后由紧变松，直至手指无奈地离开斑驳的木门。我知道，菊子是真的离开了。
从此，一个人的小床和被子依旧冷清。冬天本就是寒冷无依的，而我们都有自己的宿命，不是吗？
日子渐渐淡泊。过了大约一个月，我正在书桌前练字，突然听见“啊”的一声凄厉惨叫，我立即本能地分辨出，这就是菊子的声音，出什么事了？我赶紧跑到门口，只见菊子的爸爸拿着一根粗大的棍子，上面分明有几点殷虹的血迹。他骂骂咧咧道：“这个死孩子，跑哪里去了。你跑，你跑，有本事你永远不要回来。”我心里隐隐的担心，又含杂着几丝希望：菊子一定跑去找她外婆去了，那个世界上真正爱她的人。菊子说过，她一定可以找到的，一定可以。
菊子离开家后一直没有再现身，半年后，那个高个子男人带着卷发女人和小男孩搬走了。当他们雇来的搬运工将那些陈旧的家具一一抬走时，四周邻里的议论声不绝于耳，有几个好心的大妈走上前去劝他们别搬走，不然等菊子回来找不到家了。高个子男人随意地挥手说道：“她不是这个家里的人了，就算她回来，我也不要她了。”大妈们连连摇头，没见过这么绝情的父亲，总归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啊！
搬运的声音越来越低沉，终于，大货车载着满溢的货物和人，告别了此地的烦扰和议论，绝尘而去。
再过了半年，我家也搬走了。那个弄堂终于和我渐行渐远，晕染成了泛黄的记忆。
那个记忆中的菊子时常像回旋棒一样闯入我的梦境，让我仿似坠入一重重诡谲不定的漩涡，无法自拔地思念。我有时在想，此刻的菊子在做什么？她找到外婆之后会不会比以前过得幸福？
后来，我见过很多人像菊子，有眼睛像的，有鼻子像的，有酒窝像的，可惜都不是她。重逢的希望不断变成失望，最后我的心又回复了孤寂。菊子，我真的很想她。
2008年北京奥运期间，我去了国际电台实习。刚去就接到一个大任务：参加黄山市委举办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会后对市长做一个专访。我坐在奢华高雅的酒店会议厅里，怀揣着忐忑激动的心情，终于熬到了招待会的尾声，然后起身去了洗手间快速整理自己的妆容。
射灯照耀着洗手间的落地镜，灯火通明、熠熠闪光。我不经意看见那个弯腰擦洗洗手池的清洁工，光洁的额头、微翘的嘴角、稍蹙的眉宇、清丽的双眼，分明就是我认识了很多年、想念了很多年的菊子。我定定神，再仔细打量一番，终于按捺不住心底的兴奋，上前询问道：“你是菊子吗？”
我面前的她诧异地直起身，端详了我一会，突然笑意爬上了眉梢：“你是晓洁！”过了一会，她低头仔细端详我胸前的记者证，问道：“你在国际电台做记者吗？”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现在还没毕业，马上读研二，过来实习而已。”
菊子的目光刚才闪耀的欣喜一下子暗淡了一些：“哦，你都研究生了，真好！”
正在这时，我听到了外面响起了招待会结束的音乐，恍然想起我接下来要进行的专访。赶忙对菊子说：“我一会要做采访，明天我来找你，明天啊！”没等菊子点头答应，我就疾步离开了洗手间。
第二天，我又去了那家酒店，却遍寻不见菊子的踪影。遇到大堂经理便问她菊子去了哪儿。那个经理一下子认出了我，笑容可掬地告诉我：“菊子昨天说家里有急事，辞职离开了。这个女孩也是奇怪，说走就走了。”说完，她疑惑地看着我问道：“对了，洁小姐，你怎么认识她的？你们是老乡吧？”
我沮丧神伤又一字一顿地认真回答道：“她是我的姐妹。”
菊子是我的姐妹。可是，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