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还记得楚庄王“三年不飞、三年不鸣”的故事，知道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的由来，就应该知道这件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若仅仅是因为平公不遵守礼仪规则，对女色和音乐毫无节制，就将晋国衰落的责任一股脑地推到他的身上，显然也是不负责任的。平公如此的恣意行乐，恐怕还有许多难言之隐。
说起来晋平公也是一个可怜的孩子，他的父亲悼公回国的时候只有十四岁，在国内也毫无根基，处境很是艰难。但好在晋国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紧张时期后，由于车辕之役和厉公之死，一时间君臣上下都噤若寒蝉，谁也不敢兴起变乱。悼公也不敢重蹈厉公的覆辙，只好将国内的矛盾压下去，一心只图复霸的大业。
可当复霸大业完成之后，一如范氏前任宗主士燮所言，国外再无威胁，国内的矛盾也就无法避免了，一股汹涌的暗潮开始涌动。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刚刚因为复霸而建立了一定威望的悼公，在即位的第十六个年头，以二十九岁的英年早逝了，将一个硝烟弥漫的国家，留给了自己不足十五岁的儿子彪，也就是晋平公。
平公是一个在温室中长大的孩子，缺少了悼公少年老成的政治手腕，也没有悼公回国时那得天独厚的政治环境。在他即位之初，执政的又恰恰是中行偃和范匄这样的强人，国家政局完全受到卿族的操控，使得平公根本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而平公之所以做出这一些列非礼的举动，恐怕就是在向这些强卿表示抗议。就比如杞孝公去世时所发生的事情，就发生在栾氏灭族的前夜。
而根据国语的记载，栾氏灭族的起因是箕遗、黄渊、嘉父等人发动的一场叛乱，叛乱平息后，有大夫阳毕在晋平公隐晦地提出要求驱逐栾盈。平公深知公族作为公室屏障的重要性，因此一直以栾氏有功于国为由，始终不肯松口。但他终究拗不过阳毕背后的强大后盾，在阳毕提出一系列的条件后，平公才勉强答应了阳毕的请求。
国语中阳毕的语气似乎是循循善诱教导平公，并无威逼利诱之事，但是从事后平公启用了大量的旧族的事情来看，这个决策的过程显然没有那么简单。平公很可能与阳毕背后的范氏进行了利益交换，以栾氏的灭族换取公室对旧公族的启用，一如悼公回国时大量提拔旧族的举动。但毕竟时势不同，平公所取得的这些条件，并不能让他培养出一批如韩、赵、魏这样的新兴力量，让平公深感无力。眼看着旧族欺压公室的局面已经成型，弱小又无助的平公独力难支，心中怎能不愤懑忧郁？杞孝公去世时晋平公的非礼举动，正是发生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在栾氏灭族的固宫之变后，晋平公趁智盈（智罃之孙，智朔之子）年幼，起用程郑为下军佐，其用意就是想要扶植新的力量来制衡旧卿族——这也是自景公以来公室在平衡利益关系的时候所使用的固有套路。然而平公终究所托非人，被提拔为卿的程郑不敢为公室考虑，每日所思所想都是该如何降级，以至于担任下军佐不到一年，就郁郁而逝了，使得本就处境艰难的平公只能枉自嗟叹。
彼时不少的大夫名为公臣，实为六卿的家臣，能够抛弃利益的诱惑，舍弃亡室亡家的恐惧，甘愿为公室服务的可谓少之又少。以至于程郑死后，平公竟无人可用，只能在六卿的胁迫之下，勉强同意刚刚成年的智盈出任下军佐。
这次人事安排的失利，使得范、中行、智、赵、韩、魏六卿独大的政治形势基本定型了。尽管如此，平公还是没有放弃努力，依旧在苦苦寻找着时机。只是机会并没有那么容易寻找，这一等就是二十年。平公二十五年智盈的突然去世，给深感幻灭的平公带来了最后的一丝希望。要知道智盈去世的时候也才仅仅三十多岁，他的儿子智砾似乎也才只有十几岁，用一个年长的大夫代替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担当卿位——哪怕只是暂时的——这恐怕不过分吧？
因此当他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脑子里所思所想，是该用何人取代智盈的位置。然而平公毕竟把事情想简单了，就在他准备要将自己的宠臣推上卿位的时候，一个厨子竟然上来指桑骂槐，这就不能不让人胆战心惊了。事情的经过究竟如何早已无法得知，我们只知道在《左传》的记载中，有这么一段话：
“初，公欲废知氏而立其外嬖，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跞佐下军以说焉。”
也就是说，因为一个厨子的讽谏，导致平公欲更立下军佐之事不了了之，当年八月，平公让荀跞担任下军佐“以说焉”。这个“说”字，既可以理解为“悦”，即取悦之意，也可以理解为“说”，即解释之意，至于他想要取悦谁，又或者是向谁解释，我们也无从知晓，但显然不会是那位厨子。
从这个微妙的细节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出，晋平公在整个国家政治中的地位是多么的尴尬。这种尴尬让他有苦难言，只能选择自暴自弃，通过各种出格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和无助。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或者是为了掩盖自己的雄心壮志，又或者是为了抒发自己内心的苦痛，亦或者是为了宣泄对强卿无声的抗议，平公只得每日沉溺在声色犬马之中借酒浇愁，消沉度日。平公大多数的时光都沉溺在歌舞美色之中，以至于二十多岁的年纪，身体就被掏空了。
而他为了借酒消愁而所作出的那些举动，更是加速了晋国霸业的衰退和公室地位的滑落。到平公后期，各种唱衰晋国霸业和公室地位的声音不绝于耳，而导致这些结果的原因，也都指向了那个整日声色犬马的平公。但我们知道，所谓“晋君少安，不在诸侯”，实际上是“大夫多求，莫匡其君”所结出的果，真正的原因还是在于卿族的骄横，平公充其量不过是一个“背锅侠”而已。
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楚庄王和万历皇帝之外，与晋平公同时期的齐景公和鲁昭公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局，足见公室衰微是当时不少诸侯面临的共同难题，这个难题实际上也是争霸战争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春秋早期各国都处于快速扩张期，中原也从此脱离了早期小国寡民的城邦社会，进入了一个大国割据争衡的新时代。在那些存活下来的诸侯国内部，也因为不断的兼并和分封，出现了一大批拥有县邑封土的世家大族，社会贫富悬殊逐渐拉大，原本鲜见于小国之中的政治冲突也相伴而生，弑君杀父的现象层出不穷。这也就是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根本原因所在。
为了消除政治斗争对君权的威胁，各国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集权改革，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晋献公时期“国无公族”制度的产生。而在国际上，“霸主”的出现，也是为了消除列国争衡和公族逼君乱象产生的配套制度。也即是说，霸主的主要任务，不仅仅是要“尊王攘夷”、“兴灭国，继绝世”，更是要以霸主的威望消除各国内部的争端。
当霸主的权柄转移到了晋国的手中，在晋国的领导下，戎狄渐渐荡清，天子渐渐不尊，霸主存在的先决条件也已不存在了。但在晋国的号召下联合抵制楚国形成了一种习惯，人们也就渐渐忘却了初心，使得争霸战争就变成了为了争霸而争霸。在各种国际因素的推动下，人们只知道埋头赶路，谁也顾不上回过头来想一想，争霸战争的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
而伴随着战争的持续，一个新的危机渐渐在列国内部萌芽，那便是强卿政治。早先由于青铜时代生产力的限制，以及霸主对国际政治秩序的控制，使得春秋初年的兼并灭国得到了遏制，不少濒临灭绝的小国得以幸存，但在列国扩张时期形成的封建制度却并未终止。而晋国引领的争霸战争又是一场零和游戏，各国跟随晋国连年征战，并不能通过这些长期的战争获得土地收益，相反，为了支持晋国的争霸事业，他们还不得不将公室的土地分封给功臣贵勋，从而不断蚕食公室的经济基础。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历史机缘进入各国执政中枢，并在此后享有世袭地位的列卿，就成了争霸战争的真正受益者。
作为北方诸侯的盟主，早在晋景公时期，随着国内斗争的加剧，人们就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晋国为此特意筹备了一次弭兵会盟，以图减缓公室衰弱的趋势。除此之外，由荀林父、士会主导的灭赤狄的军事行动，也是公室自救的一种表征。
晋景公和晋厉公试图挽救公室的颓势，但都未能取得预想的成效，其结果是以厉公的死而宣告失败。被迎立回国的晋悼公看似是一个雄主，但在面对国内错综复杂的矛盾时，显然也是束手无策。他甚至都不敢碰触那个导致厉公被杀的问题，只是一心把精力投放到复霸事业当中，而霸业的成功，宣示的却是他内政上的完全失败，这也就为平公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