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发源于蒙古高原及其周边（含东北及西域地区）的游牧民族就是华夏王朝的主要国防压力所在。尽管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大多数王朝最终都亡于内乱，但不可否认的是，那些凭借着快马、弯刀、利箭而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更何况西晋和两宋最终也亡于他们之手。
作为农耕民族的华夏王朝，在抵御全民皆兵又没有后勤压力的游牧民族攻击时，天然就处于劣势。尽管汉朝的数代皇帝都对匈奴人展开过轰轰烈烈的反击作战，唐初时的李世民、李治父子也曾横扫过整个塞北和西域地区，但在打得赢的同时却根本无法将这种威胁彻底消除掉。所以在东汉彻底取得汉匈之战胜利（永元三年，即公元91年）的200多年后，一个名叫刘渊的匈奴人建立了汉赵政权，拉开了五胡乱华的序幕；而曾在李世民父子眼中如同蝼蚁一般存在的契丹人、室韦人也在数百年后成为整个华夏民族的梦魇。
对于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游牧民族，华夏王朝从来就没有什么办法。史书中记载的第一个“北患”——荤粥（音同“熏玉”），曾给我们的华夏始祖黄帝带来了很多麻烦。可是我们的老祖宗拿他们也没辙，只能撵走了事：
“（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
我们中国人敬祖奉宗，有什么难题解决不了都习惯性的去老祖宗那里找办法。既然老祖宗也只能把那些讨厌的蛮夷撵跑，那我们就继续撵吧。于是此后的匈奴、鲜卑、突厥什么的，要么被远远的撵到西方去祸祸倒霉的欧洲人，要么就被彻底的同化掉，成了如假包换的华夏人。
不过这种常规操作到了两宋以后就搞不下去了。为啥？因为那些讨厌的蛮夷越来越能打，以至于我巍巍大华夏经常打不过人家已经成了常态啦：
“熙宁中，张（方平）文定公以宣徽使与召，众谓天子修贡为辱，而陛下神武，可一战胜也。公独曰：‘陛下谓宋与契丹凡几战，胜负几何，两府八公皆莫知也。’神宗以问公，公曰：‘宋与契丹大小八十一战，惟张齐贤太原之战才一胜耳。陛下视和与战，孰便？’上善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五十九·熙宁八年》）
张方平虽然是个大忽悠，但话偏理不偏，因为无论是契丹人、党项人还是后来的女真人、蒙古人，宋人一个都打不过，要不然最终大宋朝怎么让蒙古人给改天换日了呢？所以哪怕再后来的明太祖朱元璋撵跑了蒙古人、替汉人抢回了江山，但是面对这个老祖宗都没遇见过的新问题，还是让他头大如斗。
这些撵不跑又越来越难打赢的蛮夷，到底该咋整？
蒙元制造了尖锐的胡汉矛盾，使得明朝在这一问题上并无多大的转圜余地。
提起明朝，给很多人留下的印象就是强硬。“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和“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这种看起来就非常铁血的口号虽然只是后人杜撰、并非什么真正的“大明祖训”，但事实上明朝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不过拿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去揣度古人的行为，显然不会怎么靠谱——要知道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与民族观念在十九世纪中叶才开始形成，让大明朝的朱家皇帝一门心思的毫不利己、专门利国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事实上即便他们有这么高的觉悟，大明朝的既得利益者们也不会允许他们这么干。
所以对于明朝的统治者来说，他们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千方百计的维持老朱家的江山。这也没啥奇怪的，毕竟在他们之前，老刘家、老李家以及老赵家们也是这么干的。无论他们曾做过些什么，是驱逐鞑虏于域外还是割地赔款装孙子，目的都没有任何变化。
而终明一朝276年在对外关系上强硬得一塌糊涂，当然也不是因为明人天生就铁血好战，也不是因为明人跟那些北方的异族们有什么无法消解的深仇大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还是出于维护朱明王朝统治的需要。
明朝的前朝——就是蒙古人建立起来的元朝算是中国古代王朝中的一个异类。在元朝之前，中国的北方曾数次沦入异族之手，比如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时的北朝以及与两宋并立的辽、金、蒙古等等。但整个华夏大地被异族完全吞并，元朝还是首次，更要命的是蒙古人打天下的本事天下无敌，治天下的能力就让人无话可说了。在元朝存续的不到百年间，整个王朝上下都混乱得一塌糊涂——皇帝们要么在跟各种亲戚抡刀子抢皇位（除去一头一尾的忽必烈和妥欢帖睦尔这俩皇帝，元朝在38年里换了9个皇帝），要么是为了避免有人抢皇位而抡刀子砍亲戚，大臣们关心的除了争权夺利就是贪污腐败，而曾经横扫欧亚大陆无敌手的军队迅速腐化堕落到了连一群武装农民都打不过的程度。
最重要的是，面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蒙古人表现出了极其狂妄自大的愚蠢。他们不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歧视和压迫汉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蒙古人并不将自己视为华夏文明的继承者。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元朝建立以后迟迟不肯替前朝修史，直到元末帝妥欢帖睦尔继位10年后、也就是元朝还有20多年就要亡国了，这才慌了手脚，匆匆忙忙的同时修撰《宋史》、《辽史》与《金史》。
那时候的汉人，虽然比不上汉唐时的骄傲和尚武，但还远不是500年后见到洋大人就自觉矮上一头的弱国心态。所以在受到一群蛮子的欺负以后，汉人自然是要反抗的，于是元朝又当了一把异类——从开国之初国内就民变不断、造反不止，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都堪称历朝历代之最。哪怕最终不是朱元璋要了大元朝的命，也会是李元璋、王元璋，这种乱糟糟的王朝的下场肯定没个好。
其实对于明太祖朱元璋来说，他跟蒙古人之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深仇大恨。所以要不是他有意放水，元末帝妥欢帖睦尔压根就没可能逃离北京，最终回到草原上苟且偷生。而且这俩老男人还经常又是写信又是赠诗，搞得十分肉麻和暧昧。相比之下，老朱似乎更恨理论上算是他盟友、但在事实上跟他争天下争了个不亦乐乎的张士诚、陈友谅、徐寿辉啥的。比如说他虽然一直打着“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号，实际上一直把“鞑虏”扔在一边跟“盟友”们打生打死（当然鞑虏们也在忙着内讧），再比如苏州人民就因为张士诚的原因在洪武年间的日子过得都不怎么开心……
可是老朱很快就意识到，从朝野到民间的胡汉对立情绪非常强烈，如果逆此大势恐怕大明朝的统治会不大稳当，而若是顺势而为，不但他老朱可以堪比隋文帝杨坚、成为第二位恢复华夏的大英雄，而且还是能收获大把的人心、捞得大把的人气。
所以在大致平定了江南、有了稳定的根据地以后，老朱迅速将斗争的主要矛盾对准了倒霉的蒙古人。
不过相较于他的子孙们对待鞑虏们就知道一味的死怼，老朱毕竟要英明神武得多，所以对蒙古人打出的也是一套五花八门的组合拳。
在政治上，老朱明确提出废除蒙古人搞的那些“胡俗”，并制定了《大明集礼》，诏令“复衣冠如唐制”（《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30）——之所以是唐制而非更近的宋制，大概是因为一帮不买大明朝帐的士大夫成天高喊“复宋”，让老朱很不高兴。
老朱一开始禁“胡俗”还是禁得很认真的，胡语、胡服以及胡人的姓名都在禁止之列，搞的蒙古及色目人纷纷改名换姓，起码从字面上根本分不清哪是汉人哪是胡人。不过这样一来，也导致一些跟胡姓相仿佛的汉姓跟着遭了秧：
“自洪武元年，诏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如今有呼姓本呼延，乞姓本乞伏，皆明初改，而并中国所自有之复姓皆去其一字，氏族之紊莫甚于此。”（《日知录·卷二十三》）
不过老朱很快察觉到这么干不对劲——让胡人换身衣服、换种语言再改个汉姓就能化胡为汉？好像不怎么靠谱，而且唐朝时对汉胡一视同仁的政策招致历史教训也不能不引起他的警惕。所以他很快反悔，又禁止蒙古和色目人使用汉姓以便识别，同时禁止他们内部通婚：
“凡蒙古、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务要两相情愿，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从本类自相嫁娶，不在禁限。”（《大明律集解附例·卷六·户律之婚姻》）
看来，老朱终于找到了消除胡患最好也最有效的办法，那就是同化。
同时，老朱还借着禁“胡俗”之名，夹带了不少自己拍脑门想出来的“私货”，比如后来给大明朝带来无数麻烦的民户制和军户制：
“古先哲王之时，其民有四，曰士农工商，皆专其业，所以国无游民，人安物阜而致治雍雍也……然农或怠于耕作，士或隳于修行，工商或流于游惰，岂朕不能申明旧章而致欤？抑污染胡俗尚未革欤？然则，民食何由而足，教化何由而兴也！尔户部即榜谕天下，其令四民务在各守其业。”（《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七》）
在军事上，老朱虽然在开始时对“驱逐鞑虏”不怎么上心，但当上皇帝以后的心态显然就不一样了。为了稳定北方边防，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开始，他在27年间居然发动了十三次北伐，打得蒙元残余势力鸡飞狗跳，尤其是在洪武二十一年的第七次北伐中，大将蓝玉在捕鱼儿海一战中基本将北元小朝廷一举歼灭，使得蒙古各部族势力陷入分裂和内讧，再也无法对明朝造成根本性的威胁。
不过老朱这回“驱逐鞑虏”的热情似乎有些过头，不但劳民伤财，而且频繁的征战消耗了太多的战马，导致在此后的两百多年里，大明朝的骑兵部队都没有缓过气来。
综上所述，“明修墙”压根就不是大明朝的什么“祖训”。老朱非但对修墙没兴趣，而且还没完没了的跨过长城去找蒙古人的晦气。除此之外，老朱对付蒙古人的办法也不仅限于军事手段，而是花样百出，比如还弄出来一大堆“不征之国”，专门对标那些闲着没事总喜欢找邻居麻烦的蒙古人。
哪怕后来明朝不得不开始“修墙”，其实也是修得三心二意。
后来通过“靖难”继承了老朱江山的永乐大帝朱棣，相比他老爹更像个“好战分子”。朱老四一生也发动了五次北伐，看上去没洪武年间热闹，可架不住此时的蒙古早就被老朱打残了呀？面对这个早被大明雄兵揍懵了、吓傻了的对手，朱老四依然不依不饶，闲着没事就带着大军跑到漠北撒个欢。而已经分裂为鞑靼和瓦拉两部分的蒙古人除了称臣纳贡，就只能逃之夭夭，势力和影响力遭到了进一步的削弱。
而朱棣对蒙古人也不是一味的耍狠，而是视情况确定打击的对手——鞑靼强了就收拾一顿鞑靼，瓦剌翅膀硬了就迎头一顿暴打，总之要维持下“平衡”。同时通过贸易、赏赐和拉拢等办法对鞑靼和瓦拉进行分化瓦解，使其非但不能和平共处，相反矛盾日重、冲突不断，使其不能成为明朝的威胁。
可惜洪武、永乐两位大帝打下的良好基础，他们的儿孙们偏偏瞧不上。明仁宗朱高煦和明宣宗朱瞻基都是出了名的爱好和平的“仁君”，自然对于打仗这种劳民伤财的事情很讨厌啦，于是大明朝雄心勃勃的对外扩张、征伐之旅自此戛然而止：
“自仁宗不勤远略，宣宗承之，久不遣使绝域，故其贡使亦稀至。”（《明史·卷三百三十二·列传第二百二十》）
尤其是朱瞻基这个深受朱老四青睐的“好圣孙”，在他爷爷健在时装成个乖孙子样儿，等到自己上位之后就翻脸不认人，几乎将永乐年间的对外军事政策全盘推翻。在宣德年间，大明朝的军事力量在北方不但由主动进攻转入被动防御，而且兵备开始废弛，军屯几乎全部荒废，军队开始糜烂，边境几乎处于不设防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朱瞻基不得不将亦集乃旧城、开平卫、兴和所，吉林船厂等漠南附近的卫所内迁，使得北方防线漏洞百出。此消彼长之下，瓦拉的势力开始得到恢复和增长，与明朝边军间的冲突日益频繁。
可以说土木堡之变虽然是明英宗朱祁镇和大太监王振惹的祸，但真正给大明朝挖坑的却是在某些鬼扯电视剧中英明神武的“好圣孙”。
土木堡之变后，大明朝赖以开邦立国、威震塞北的基本国防力量几乎被团灭，曾经战功赫赫、在朝堂上尚可以跟文官一争短长的武将勋贵集团也彻底被拆了骨头断了筋。此时即便是朱元璋、朱棣父子复生，恐怕也无法维持对塞北的攻势，只能全面转入防御，即开始“修墙”。
明朝修的“墙”，其实就是“九边重镇”。九边始于老朱分封的十三大“塞王”（即镇守边塞的藩王），身为“塞王”之一的朱老四靖难成功后，自然不想让自己的亲兄弟们拥兵自重，弄不好哪天也有样学样的搞场“靖难”，于是将他们统统南迁到内地当起了太平王爷。而对于取代“塞王”、由边将镇守的漠南诸卫所，朱老四还是不放心，仍然不断的削弱、内迁。对于雄心勃勃又有着很重的疑心病的朱棣来说，修墙除了给他的江山增添隐患外毫无用处，对付蒙古人还是得靠主动进攻。修墙也不是不可以，但那是灭掉蒙古人以后的事情：
“尔奏欲立东胜卫，此策甚喜，须俟镇虏、定边，诸卫皆定然后立之，则永远无虞。”（《明太宗实录·卷五十九》）
经过土木堡一败之后，灭掉蒙古人看来是没戏了。于是从明孝宗朱佑樘开始，明朝历经数代老老实实的修起了“墙”，即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偏头关（也称山西镇或三关镇）、延绥镇（也称榆林镇）、宁夏镇、固原镇（也称陕西镇）、甘肃镇九个边防重镇，在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的《皇明九边考》中，正式将其定名为“九边重镇”。
事实上，所谓的九边重镇除了劳民伤财、将大明朝的财政拖入深渊以外，几乎没起到过什么正经的作用，因为这条防线从建立的那天起就已经不可救药了。
主要原因就是财政。洪武年间，边军主要由本地部队和流放的罪犯组成，只有在发生战事时才调动内地的“客军”驻防；永乐年间，朱棣改定戍为“轮戍”，不但大大增加了财政负担，也导致大量的士兵逃亡；到了宣德、正统年间，由于军屯制度遭到了破坏，大量的军田被侵吞，不堪压迫的士兵逃亡成了普遍现象；而在九边开始正式建设的弘治年间，老朱发明的用盐引吸引商人给边军供粮的“开中法”又被户部尚书叶淇给破坏掉，边军的粮食供应彻底失去了保障。
到了正德朝以后，边军已经彻底荒废，九边名存实亡。
不过蒙古人也好不到哪儿去。在嘉靖中期之前，他们还能经常借着九边荒废跑到北京周边撒个欢，但很快因为内部争斗和经济问题陷入了困境。从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开始，俺答汗开始争取与明朝通贡，终于在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与明朝达成了隆庆和议，自此明朝与蒙古间战争基本结束，大明朝自然也用不着再“修墙”了。
至于明朝与建州女真间又修了好多年的墙，则是另一个故事了。
清朝对付蒙古花样多得是，可不止在“修庙”。
自蒙古人之后，满洲人作为第二个异族入主了华夏。不过相比前者，满洲人的政治智慧和忽悠人的能力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
其实满洲人对待汉人较之蒙古人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们在一路南侵的过程中制造了无数的杀戮，掠夺了无数的土地和财富，即便在统治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对汉人持歧视和排斥的态度。不过跟蒙古人不加掩饰的狂妄自大相比，满洲人起码知道表面功夫还是要做嘀。
比如清朝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争取汉人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同时基本上全盘继承了明朝的各项典章制度；在文化上尊崇儒学，按照汉族王朝的传统开设科举，还特别制定了满不点元、旗人不列鼎甲等优待政策，很快赢得了汉族士人的支持。相比之下，元朝非但对科举毫无兴趣，即便开了科举也设左（汉人参加）右（蒙古、色目人参加）榜打压汉人士子——右榜不但考试难度低、得官官位高，更缺德的是名义上每科取士百名、左右榜各半，实际上汉人举子何止万千？而蒙古人、色目人经常连能参加考试的人数都凑不齐。
而在对待前朝这个问题上，清朝也表现得非常聪明。满洲统治者反复宣传清朝得国于“顺逆”（即李自成）而非“篡明”，并很快开始修撰《明史》。同时，清帝对于明朝皇帝的陵寝也予以尊重和保护，像康熙、乾隆皇帝南巡时都曾到老朱的坟前祭拜，这在历代皇帝中也是很罕见的。在这里蒙古人又当了一把反面典型——蒙古灭宋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刨了历代赵宋皇帝的坟，干出这种既缺德又无脑、损人还不利己（宋帝普遍薄葬）的事情，也不知道蒙古人是咋想的。
所以相比“胡运不过百年”蒙元，满清的国祚长达268年（从后金算起则为296年）不是没有道理的。要不是碰上了“洋大人”这个过去几千年都遇到过的怪物，说不定还能继续苟延残喘不知道多少年。
满洲人忽悠汉人都忽悠得这么溜，对付起头脑相对简单的蒙古人来，更是小菜一碟。
清朝对付蒙古人，首先是彻底打服再说。早在大清朝还叫后金的时候就把科尔沁部收拾得服服帖帖，还设立了蒙古八旗。天聪六年（公元1632年）皇太极又打跑了蒙古末代大汗林丹巴图尔，其子额哲投降，漠南蒙古的16部、49个王公只好奉皇太极为可汗，自此延绵了420年之久蒙古帝国宣告亡国。其后，喀尔喀蒙古和漠西蒙古也采取了与后金遣使修好的政策，满洲人彻底安定了自家后院，可以全心全意的迎战正一门心思在辽东“修墙”的大明朝了。
康熙年间爆发了准噶尔部叛乱，清朝也没用“修庙”去应对，而是采取老办法，那就是打。清朝平定准噶尔部的战争历经了康雍乾三朝、长达70年之久，真是不惜代价、不死不休，但也收获了一场基本安定了西北的大胜。
打服了准噶尔部以后，蒙古人基本上都老实了，清朝才有耐心、有时间的开始“修庙”。但清政府利用宗教削弱蒙古，只是他们蒙古政策的一个方面而已。为了彻底消除这个历史上对于中原王朝威胁最大的民族给清王朝可能带来的隐患，清政府可算是费尽了心思、使足了花样。
清朝对蒙古进行统治的基本目的，不仅要消除其对中原地区的武力威胁，还要使其成为维护清朝统治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和清帝国北部疆域的屏障。为此清政府在靠近内地的漠南蒙古实行分而治之的“扎萨克制”（即盟旗制度），
在扎萨克制下，原蒙古各部改称为旗，是基本行政单位，旗设旗长，即“札萨克”，可以世袭。若干相邻的旗为一盟，盟有盟长，由中央直接任命。盟为监察区，不属行政单位。各盟旗直接对中央负责，受理藩院管理，并设热河都统、察哈尔都统和绥远副将军，由中央派军驻防要地，以加强军事控制。
扎萨克制可比“修庙”的效果更好而且见效更快，从此蒙古各部再想联合起来搞点事情简直比登天还难，还不如老老实实的去念经吧。
比扎萨克更狠的，就是清朝对蒙古的融合政策，说白了就是和亲。
说到和亲，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屈辱，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种误解。事实上在中国的历史上，对和亲最热衷的往往是最强大的王朝，比如汉唐；相反对和亲持普遍排斥态度的，恰恰是在对外关系处于弱势或守势的王朝，比如宋明；而相比于汉人，入主中原的异族政权对和亲更是看得开，比如元清；而把和亲这件事玩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的还属清朝，以至于数量多得没法统计——到乾隆末年下嫁到蒙古外藩的就有70多人；到了道光年间，仅科尔沁达尔汉王旗下有公主子孙台吉、姻亲台吉2000人，土谢图王旗下公主子孙台吉500余人，敖汉旗下有600余人，巴林旗下有170余人等等。
而且满洲人的和亲对象只有一个，那就是蒙古人。200多年持续不断的血脉融合之下，两族的王公勋贵其实已经不分彼此了，蒙古人还怎么闹“北患”？
这招可比扎萨克狠多了，更别提什么“修庙”了。
所以说明朝其实没怎么“修墙”，清朝也不止“修庙”。这种类似顺口溜式的历史总结，其实大多是不靠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