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活着的时候，曾告诉过我，太姥爷是西北某县的地主阶层，有良田数十亩，牲畜几百头，一套几百平的大宅院，家里有十来个常工，在当地是十分富裕的家庭。
抗战时期，革命区土地革命，家里的地被分给了农民阶级，宅子被用作政府机关办公。太姥爷承受不起家庭变故，加上原本身体就不好，没多久便去了，只剩下太姥姥和三个娃。
奶奶当时11岁，上有16岁的兄长，下有7岁的弟弟。长兄参加了国军，跟随国军南征北战。听人说他后来战功显赫，年轻有为升任国军某师师长，还在富贵后曾回原籍找寻过奶奶他们。后来解放战争时期，国军华北战场失利后，跟随国军主力退守台湾了。此后，再无音讯。
奶奶与年幼的弟弟，由母亲带着投奔黄河对岸的山西亲友。亲友见其家道没落，不再像从前般巴结。太姥姥他们无依无靠，走投无路，误打误撞来到了山西黄河边的一座山神庙，娘仨靠挖野菜采野果勉强维持着，在那边一年多，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45年日军投降后，太姥姥带着俩娃又回到原籍，但是早已物是人非。只在自家曾经的宅子前逗留片刻，便匆匆离去了。
此时奶奶14岁，弟弟10岁。太姥姥身体也不行了。后来奶奶不得不自己去山下的村子里讨吃的，有一天太姥姥实在病重的不行，奶奶就去村里边找医生，说是医生，其实是个兽医，就是给牲畜看病的，因为村里唯一的医生跟着上部队了，兽医起初不想去，耐不住奶奶赖在他家门口不走，最后还是跟着去了。
他们回到庙里的时候，太姥姥已经快不行了，她苦苦求兽医把两孩子托付给了兽医，兽医是我爷爷的父亲。
太姥姥去世后，简单下葬，奶奶说裹了点草席，刨了个坑。奶奶就去爷爷家做了童养媳，条件就是爷爷家要抚养她弟弟成人。
奶奶从此开始了自己的童养媳生活，五六十年代的吕梁山区远比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平均生活水平低的多，在那个饥寒交迫的年代里。战争刚刚结束，百废待兴。吕梁山区，环境恶劣，交通不便，人们靠天吃饭，当时是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普遍较低，人们崇拜领袖，擅长搞阶级斗争。
文革期间，很多人因饥饿、瘟疫、批斗死去。
村子里，有段时间闹瘟疫，人们都不再互相串门子，人们早上起来看看谁家烟囱里冒烟，就证明哪家人还活着。如果有人家好几天烟囱都没冒烟了，十有八九是死了，奶奶家前边有个伯伯，他家那段时间烟囱就有几天没冒烟。爷爷就去他家院里，捅破窗户纸往里看，才发现家里没柴火了，不敢出院子里来取，见爷爷来了，才敢去院子里取柴火做饭。所以那段时间，估计也有不少人饿死吧。
奶奶一生很是清苦，总共生了八个孩子，有一个狼叼走了，其余七个省吃俭用总算拉扯大了，实属不易。叔叔们还算孝敬，奶奶老了活的也比较舒心，没病没灾，也算有个圆满的结局。只是奶奶的弟弟，就是我的老舅，却是个苦命人。
老舅至今还是一个孤寡老人。据说老舅结过婚，有过一个漂亮的闺女。只可惜在12岁的时候，母女二人在一场车祸中去世，老舅年过半百，再没成家，也没人愿意与他成家吧。
听说因为这件事情老舅差点自杀了，今年回去帮奶奶贴春联，奶奶就那么静静地躺在爷爷在时亲手给她做的竹椅里。82岁高领，精气神还不错，听说前几天还去打腊八冰。我们那边打腊八冰来做粉条用。
五叔还给奶奶买了液晶电视，奶奶说眼花，看不清了。奶奶似乎对我们很不上心，我是很理解的，毕竟奶奶十几个孙子，重孙都好几个了。
唯独时时刻刻惦记着他的弟弟，惦记着黄河对面的自家老宅。奶奶说她在陕西还有几门亲戚，她曾多次去那边辛辛苦苦打探过但一无所获。
在众多孙儿中，奶奶最疼我，我从小跟奶奶亲。奶奶常跟人说说我是家里第一个大学生，第一个研究生。奶奶有时候也说自己有10多个重孙子了，每每说起奶奶总是很高兴，要把重孙的名字挨个说一遍，多数时候她都叫不上他们的名字，他就问五叔，五叔呢就会耐心地告诉奶奶。我曾问五叔，会不会觉得烦，五叔说:“怎么不会”，可是呢，那是亲娘呐。
每逢 大年初二，按照旧习俗。我们要给故去的亲人上坟，烧纸钱。奶奶这时候就跟我们说，“你们呀，烧的时候，要看仔细些，那里坟多，别给你爷爷烧错了，给那苦命人多烧点”，其实我总觉得奶奶才是苦命人。
奶奶不喜欢讲过去的事，可是我们总爱问，每次奶奶讲着讲着就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后来大家就都不敢让她讲了。奶奶以前总爱去城里，每次去了，回来时候会买几根麻花，一根分成好几截，然后没人一截。每当那时候，奶奶总要说：“奶奶呀没钱，但是孙儿多，所以不能像其他奶奶一样每个孩子一根”。那时候不理解，总觉得大人总有花不完的钱，总羡慕那些孙子少的奶奶好慷慨，可以每个孩子一根麻花。
后来慢慢长大，懂事许多。明白生活的不易，也更懂奶奶对我的爱。
研二那年，春节，去看望奶奶，我问奶奶今年多大了，奶奶说：“85啦，你爷爷就是这个年龄走的，我也活够了，受罪啊，你们也为我受罪”。我想说什么，但是又什么也没说，再看奶奶还是那么安祥地躺在竹椅里。
春节后，2014年五月初，奶奶去世，享年86岁，我因为论文答辩，没能回去。毕业后，回家。去了奶奶坟头，周边遍地油菜花，怒放在黄土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