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触看到写老师的作文特别多。
在他们的笔下，老师们各具特色，有的爱占课，有的爱开玩笑，还有的好用典故，出口成章，收获了无数小粉丝。一个个鲜活的形象跃然纸上，只是略有几分粗粝之感。此情此景，让我隐隐想起了我的几位小学老师，在我的自带滤镜的追忆里，他们的身影早已沦为上个世纪碎片式的模糊剪影，如今，我的那些小学老师们又该当如何了呢？我不得而知。
我生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读于荆楚大地的一所农村小学，当年的老师都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一位老师可能同时承当语文、数学、思品、自然，全科教学。作为学生，我们的耳朵里经常充斥异样的普通话：牛白白（牛伯伯）、大盎（大雁），方言是老师们的地方特色，久而久之，我们也就见惯不怪了。
放学路上顺便在池塘里捉一瓶小蝌蚪，拔一书包野韭菜，吹一吹麦哨，总的来说，还是小学生的生活还是挺不错的。但我似乎总没有同龄的小伙伴那样自在洒脱，由于我的母亲也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她的同事们——我的每一任老师，对我总是格外“照顾”。
记得我读二年级时，数学考了95分，王老师挥舞着教鞭毫不留情地在我手心打了5记，“为什么要扣5分？”她一边打，一边严厉地盯着我，我揉着发肿的手，垂着泪，嗫嚅着半天说不出话来。母亲闻言，很是开怀：“打得好！看你下次还出不出错！”
等到我三年级时，教我的Z老师已经不以错一分打一记手心来换算了。他以严厉著称，每次学生犯了错，都以几十、几百记手心为单位。
“啪啪啪、啪啪啪……”张老师紧紧地抿着嘴唇，左手拽着一只颤抖的小手，右手掏出一把雪亮的钢尺，挥尺如雨，又快又狠地抽下来，“说！以后是穿草鞋还是皮鞋？”老师边打边恨铁不成钢地问，我们在那阵狂风暴雨中早已吓得面无人色，哪里还知道草鞋与皮鞋的象征意？
但即便被打得皮开肉绽，回家也不敢抱怨半个字，因为我们都知道，父母即使知晓，也是万万不会怪老师的，反而认为被打是老师格外照顾你，打得越狠，越说明老师看得起你。严厉的Z老师为此收获了无数家长粉丝，很多家长争着吵着要把孩子送到他班上，我母亲也以同事的优势一早替我打好了招呼。
但是严师的效果似乎差强人意，那一年的期末测试中，我们班只有十来个人及格了。母亲一遍又一遍扫视着我试卷上醒目的对对错错，和那个大大的“69分”，面色狐疑。
是的，那时候我的成绩总是忽上忽下，极不稳定，在棍棒教育的威吓之下，我找不到半点读书的乐趣。
直到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班里又换了一位李姓老师。隔着一段苍茫的岁月，我只记得当年的李老师长着一张国字脸，因为瘦，显得棱角分明，一脸的麻点也清晰可见。但九十年代的农村，女孩子都是十分羞怯的，我们一次也没有私底下讨论过老师的容貌，除此之外，李老师也总是不苟言笑，常年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外套，也似乎并不挺括。
也许因为李老师的不苟言笑，也许出于我对于老师本能的惧怕，在他的面前，我仍然战战兢兢，一首早已烂熟于心的《春望》，临了临了，又卡在了喉咙里。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我刚刚结结巴巴地背了前一句，就横竖记不起来了，底下是什么呢？李老师抬起头，似笑非笑地看着我，我一紧张，大脑一片空白，就更想不起来了，只得面红耳赤地回到座位上，继续懊恼地重复：“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 恨别鸟惊心……”
那时，我对于李老师，既无好感，更无恶感，正如我对于学习的态度，全无兴趣，我的顺从与配合只是源于自己作为一名小学生，并有一位教书的母亲，不得不如此而已。
但我很快就改变了对李老师看法。那是一次午睡，由于天气太过闷热，老师默许我们把桌子拉到树荫底下趴着睡觉，我们一群女生也把桌子围成一圈，装模作样地开始午睡。
也许是因为脱离了老师的视线，大家太过兴奋，不知从哪里开始，传来了窃窃私语的声音，但无人制止，很快，这股声音蔓延开去，四周此起彼伏，大家越说越起劲，嗓门也一声高过一声，终于成功地将几十米开外的李老师吵醒了，他悄悄找了一个男同学将我们这伙捣蛋份子的名字全部记了下来。
当我们被“一锅端”的时候，我正沉浸在一本郑渊洁的童话书里，一抬头，看到黑板上一长串的名字里，也赫然写着我的名字。
在那股凝重的空气中，我颤抖地举起手，希望老师能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但是李老师的眼神既凌厉又冷漠地扫过每个人的脸，根本不容任何人挑战他的权威，他怒不可遏地让我们统统把桌子搬回去，勒令我们放学后每个人罚抄两个练习本的词语，次日交给他。
夜已深，露水与困倦席卷了我的全身，我呵着寒气，在昏暗的烛光下一个字一个字地抄着，除了李老师罚抄的两个练习本，母亲又雪上加霜地加了一个本子以示对他判决的支持，母亲的态度犹如压垮我信念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心灰意冷，一边奋笔疾书，一边在心里恨恨地骂着他：该死的李XX，我一定要报复！
很快，我就真的等来了报复的机会。
李老师在一次放学后问我们，谁可以帮忙去他家菜园里种菜，我们这群孩子，都是农忙时在地里干农活做惯了的，种菜这种小事根本不在话下，闻言纷纷举手，李老师便抽选了我们七、八个同学，我心下一阵暗喜。
种菜的时候，大家都老老实实地分秧，铲口，下苗，培土，浇水，种的整整齐齐，只有我，趁人不备，故意把菜秧东一棵西一棵到处扔，种下去的菜秧也在地里东倒西歪，一点都不整齐。但李老师似乎并没有觉察，让李师母烧了一桌饭菜招待我们，我们很快完工，丢下铲子，坐在桌边风卷残云地吃起来。
我本以为李老师会觉察我的小动作，找准时机，秋后算账的，但是李老师似乎一直没有发现我的小动作，反倒是我，每次见到李老师，都隐隐感到不安与内疚，不知道我种的菜有没有顺利长大，变成一棵棵虽不美观但味道正常的小青菜，但又不敢自投罗网去向老师说明原委。
恰巧，隔了不久，又到了单元测试，作文题正好是写一件难忘的事，我灵机一动，将这件事写在作文里，“那也算我一种迂回的认错吧！”
万万没想到，李老师对这篇文章大加赞赏，把它作为范文在全班朗读，还当着全班同学说到：“XX同学写得非常流畅，感情流露得非常真实，其实老师早就原谅了她了！”那一刻，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同时，我体会到了文字的妙处——它将作为我，一个沉默内敛的孩子第二种与外界自由沟通的方式。
此后，李老师明显地关注起我的作文来了。而我的写作兴趣也空前高涨，很快无师自通地掌握了用文以情胜，以及用环境来渲染自己的心情。
当姐姐生的一场大病历经一年半之久终于治愈之后，我如释重负，在作文里写下了听到这个消息时的心情：那一刻，我突然觉得秋天的云朵格外高远，傍晚的彩霞如同观音大士一样挥洒出来的琼浆，在我的心间洒满了金色的花瓣雨。
李老师照例在这个句子下画了一条令人骄傲的波浪线。
我甚至开始模仿写剧本，将一篇“范进中举”，改编成剧本，尽管行文粗陋，但我自觉自愿的写作一次又一次地赢得了老师的关注。
他开始不遗余力地指导我写作文，而我也逐渐从这种格外的关注中变得乐观起来，最终咂摸到了一丝学习的苦中带甜。
很多次，当我埋头写作时，老师站在我的身后默默地看着，偶尔伸出两根手指，替我擦掉本子上的铅笔屑，也时不时批评我几句，以他批判居多赞美全无的语言风格，但在我听来，也别有一番风味。
我从未想过，自己在多年以后也会成为一名老师，刻意收敛起自己的往日的温柔与随意，站在三尺讲台上，严厉地注视着下面一张张乖巧或淘气的脸庞，是的，不拉下一张脸，将近一半的学生不会认真地听讲。
那些我不奈烦去读的句子：“夜已深，老师还在灯下批改作业”也是真实存在的！有多少个夜晚，我是在批改试卷中睡意朦胧呢？四十几份试卷，包含四十几份作文，我必须在一夜之间批出来。
母亲在饭桌上的吐嘈“XXX开考了10分钟了，试卷还一片空白。”这样的句式又一次在我身上重演，有多少次我们饭桌上的话题是围绕一个不认真学习的孩子展开的呢？
“老师生病了，但还是坚持着给我们上课。”是的，因为换课实在太麻烦，也出于害怕自己的学生落在后面，我们几乎都是趁着空课，去看一下病，或者自己觉得不严重，打算拖一拖就过去了。
值得庆幸的是，当年那种严酷的体罚已经不复存在了，每个老师都是倾其所有，使尽十八般武艺，在课堂上唱念做打，希图引起学生的兴趣，让他们从中吸收到一星半点的知识与乐趣。
回忆起来，我早以不再记恨我的老师，又或者说，正因为我遇见过这样一位老师，默默地点燃了我内心一盏爱写作的火苗，才让我在多年的辗转之后终于确定了自己的路途：当一位认真教书的老师，点亮更多的孩子心中自由书写的小火苗。
但我几乎一次都没有想到过去看望李老师。诚然，从小到大，十几年的寒窗苦读，数不尽的老师的重叠的面容，冷暖自知的生活的烟火气打磨得我早已不复当年的敏感，我几乎淡忘了压在记忆底层的李老师。如果不是因为教书，不是因为这种设身处地的带入式的追忆，谁还会记得自己的小学老师呢？那样一些其貌不扬的平凡的老师，纷纷沦为我生命中的过客，但有一点我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在为我们树立“穿草鞋还是皮鞋”的稚拙理念时，从未考虑过，自己的学生长大后，是否还记得当初那个在农村的一所小学里默默守候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