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到院子中,看到一地凌乱的玻璃碎片以及桌椅的残肢,那个男人独自在院中拾捡那些坏掉的东西。
地上有很多烟蒂,男人整宿没睡。疲惫的双眼黯淡无光,苍白的面颊没有丝毫血液流过的痕迹。
他执着于那些破掉的东西,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在我弯腰去拾捡那些碎片时,他才抬头朝我张望。黯淡无光的双眼多了一丝窘迫与歉意。
“是小李啊!今天怎么醒这么早啊?是不是昨晚吵到你了?”
“啊?没有啊,我昨晚睡的很早,所以起来得也早了。”
有时候这种形式上太过明显的敷衍并不会让人觉得讨厌。我们没必要去重复着提醒一段刚刚过去的伤痛,有些伤痛使人成长,有些则使人萎靡。
“哦!呵呵!那就好那就好!这个你不用帮忙,忙你的去吧,我一个人就行。”
“没事儿,我闲着也是闲着。这些东西还要吗?这椅子补补还能用呢!”
“不要了,坏了就是坏了,怎么补都抹不掉那扎眼的裂痕了,看着别扭。”
“不会啊,每一件物品在组成完整的形状前都是残缺不全的,它的完整的程度取决于工匠的那颗细腻的心和灵巧的手,有一颗细腻的心和一双灵巧的手任何严重的裂痕都可以复合如初的。”
“或许你说的是对的吧?” 男人黯淡无光的眼神中多了一丝异样色彩。
“肯定是对的啊!”
见我如此肯定,他突然笑了,我也笑了。我们开始一起收拾那些破损的桌椅残肢和那些花盆的碎片。
“你今天还去上班么?” 我将手中最后一截残破的桌腿放到角落里,询问着他。
“得去的,今天就先这样吧,我晚上回来在捣鼓捣鼓。”
“哦,那……开车注意安全,你的精神不太好。”
“嘿!没事儿,熬一宿,我还撑得住。”
简单的收拾了一番之后,他走出院子,驱车驶出巷子,开始了新一天的忙碌。
我立在院中,闭目想象着昨日半夜的场景,想象着他们每一个人所站立的位置、表情、动作。睁开眼的那一瞬间我在想,在命运有意无意的安排下,我是否也会有这样一个暴躁的妻子和一个顽劣的女儿。倘若有一日,我处在这个男人进退两难的境地,会去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
有时候,过早的感受一下那种争吵所带来的压迫与无助,未尝不是件好事儿。
今天又是晴空万里,但我并没有出去走走的意思。并不是因为我觉得已经对这座城市的大致轮廓了如指掌,而是觉得,有必要让记忆适当的放松一下。
而这座城市在整个秋天即将要结束的时候,仅仅下过一次小雨,除此之外始终在晴天与阴天之间交换更替。
没有雨水的滋润,真不知道那些脆弱的生命是如何延续的。
在到了下午两点左右的时候,房东客厅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起初我并没有在意,但是它持续的时间太长了,我突然有种莫名的不详的预感。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那个男人已经在手术室足足呆了四个多小时。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有意识,手术室门梁上那个红色的刺眼的警示灯一直亮着。我想我没有担忧,亦没有不安,因为我们毫无关联。我只是一个远方的房客而已。
假设一下,如果此时手术台上躺卧着的是我自己的父亲,我想,基于那份深刻的仇恨,我依旧不会有情绪上的变化。 两个警察凝视着接到电话赶过来的我,如同审讯犯人一样。
“你叫什么名字?”
“李东旭。”
“哪里人,年龄,来北京干什么?”
“湖北宜昌人,17岁,来北京求学的。” 我当着警察的面说了第一个谎话。
“有证件吗?如果没有有效证件,你会被遣返的!”
“有的,来的匆忙,忘带了。”
“那你与伤者是什么关系?”
“我是他家的房客。”
“有凭证吗?”
“我刚到不久,还没来得及办暂住证呢!”
“这个东西必须得办,没有你会被遣返的。”
面对这机械式的毫无感情的问答,我在心中无数遍的咆哮着,凭证你妹啊,遣返你妹啊。你们关心的不该是手术台上那个状况不明的伤者么,怎么我倒成了重点。 但在这种情形下,咆哮止于内心。他们是兵,我是民,屈服是眼下明智的抉择。
“好,我一定去办,一定去办。”
“你能联系到伤者的家属么?”
当好不容易转入正题之后,情形依旧令人大跌眼镜。这两穿制服的人民警察折腾半天,感情连伤者家属都没有联系上。
“联系估计有点难度,但我知道她们工作的地点与学校。”
“好,既然这样就麻烦你跑一趟吧,去通知伤者家属,尽快赶到医院来。”
“这是那个男人的手机,你带着,尝试着拨打他老婆的电话,也许能打通。”
就这样,我莫名其妙的成了传达消息的信使。
医院到学校并没有很远的距离,我坐在略显颠簸的公交车上,携着一份沉痛的尚还不清楚是否为噩耗的消息,去找寻他那个电话始终无法接通的妻子。我拿着男人的手机,一遍遍的重复着拨号,那简单的十一个数字,此时如同达芬奇的密码一样错综复杂,似乎成了永远无法解开的谜题。
而在那个一目了然的电话薄里,我始终没有找到标记为女儿的电话号码。仅有的两个号码,一个标记为公司,一个标记为老婆。 十五分钟后,我斜靠在某大学校门口传达室的窗户旁,望着那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对着话筒用苍老的声音一遍遍的重复那个女人的名字。
“高月茹高老师在吗?请到传达室一趟,有人找你!高月茹高老师在吗?请到传达室一趟,有人找你!”
一种从那个大喇叭里边所传出的沉闷而沙哑的声音响彻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没有闻声而来的身影。我转身将要离开,尝试去另外的目的地寻找。
“哎!对了,我记得高老师在校外有一个出租屋,你可以去那里看看,也许能找到她!”
“哦!好!谢谢!”
他给了我一张字条,上面清晰的笔迹写着某个地址。我再次看了一眼那个老头,心中不禁叹道,一个传达室的老头写的字都比我强百倍。不学无术头一次让我觉得有一丝愧疚。
我一边自我嘲笑,一边在等待迟迟不肯到来的公交车中,咒骂这还不愿退去的炎热。在不确定到底是去下一个目的地找寻他的女儿还是去出租屋找寻他的妻子这个问题上矛盾重重。而在纠结于这个问题的中间因为错过一趟等待许久的公交车而又开始懊恼起来。 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烦乱,或许因为这燥热的天气,又或许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总之我觉得一切都开始变得杂乱无章。
最终我确定还是先去找寻他那个暴躁的妻子,因为我从未见过他的女儿,也不知晓她的名字。所以,即使面对面的相遇我也分辨不出。与其在那些已知的结果上浪费时间,倒不如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敲一下那扇陌生的房门。
某小区物业管理处一个看起来比我大不了多少的保安帮我找寻着一个叫高月茹的住户。
“找到了,4楼401室。应该在家,中午跟她男友一起回来的,好像一直没有出去过。”
保安很随意的叙述着,我假装很随意的听着。随意中一切看似如此平静。平静中极力掩饰那一丝翻滚的好奇之心。
“哦!谢谢。”
“没事儿,应该的。”
“对了哥们!” “什么?”
“我得提醒你一下,这会儿过去,你小心撞炮点上!”
“什么点?”
“炮点啊!你不知道啊。外地来的吧?”
“对啊,怎么了?”
“哦,呵呵,难怪……”
我看着他那种善意的扭曲成淫邪的笑意,一时不知该如何接住下一句台词。
其实到了楼底下我又开始犯嘀咕了,上去与不上去这种简洁明了的问题突然以一道选择题的形式嚣张的呈现在了我的面前。两者选其一,有时复杂的程度的确让人有些膛目结舌。 当我迈着有些沉重的步子,站在四楼的走廊,地毯鲜艳刺目的颜色,像极了手术室门顶那盏标志性的警示灯。
门牌号401。有一种声音,以独特的形式使人血脉膨胀。那一种似嚎叫似呐喊的高低不一的音调,在一种类似于打击乐器咯吱咯吱的重复中没有节奏的激烈的回荡着,回荡于这空荡而鲜艳刺目的长廊,回荡着无法克制的欲望。
原来,这是一道没有正确答案的选择题,上来与不上来都是个重复的错误。 那么接下来的这道题相比起来反而简单多了,我没有了选择的余地,只能回到那弥漫着浓烈药水味道的医院,打听一下那个男人的死活。 不过再回去之前,我再次去物业管理处确定了一下401那名女子的身份信息。
“没有错啊,他就叫高月茹啊!某大学的教导主任,有什么不对么?”
“额……没有!”
这个男子没有说谎,他的眼神是诚实的。通过眼神去辨别真假,这仿佛是我与生俱来的本能。
当我再次回到医院时,天色已经逐渐黯淡下来。我开始发现,在这座城市有目的性的穿行的确比漫无目的穿行更容易令人感到疲惫。
手术室那盏警示灯已经熄灭了,手术台上空无一物。我在徘徊中思索着该去太平间还是病房。
“哎!你怎么才回来啊,警察等你半天不见你回来人都走了。病人的家属呢?”
美丽的与我有过一面之缘的白衣天使拍着我的肩膀,不解的问道。
“病人的家属?”
我在重复这个我找不到答案的问题。
“行了,你别杵在这了,先去看看病人!”
“病人?他没死啊?”
“说什么呢?脸部轻微擦伤,左腿粉碎性骨折,断了几根肋骨,已经脱离危险了。”
护士用一种十分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哦!几号病房?”
“608……”
“喂!你慢点啊,别在走廊跑,撞到病人你负责啊?”
当她这句话的余音还在走廊回荡时,我已经站立在601病房的门口。看着床上那个躺卧着的全身半数地方被石膏与纱布包裹的男人,之前那种烦乱逐渐的消散掉了。
“小伙子,病区禁止奔跑,你不知道么?” 虚弱的语气中有假装责怪的意思。
“靠!我以为你挂了。”
“这家伙,怎么跟大人说话呢?”
我开始大声的笑起来,没有由来的笑声。他也开始笑起来,不过却是皱着眉头。这种肆无忌惮的笑声很容易就会牵动那些刚形成的伤口。
“哎呀,到底是老了,精力大不如从前喽!”
“说说看,怎么回事?”
“半路打瞌睡,顶一小货车屁股后面了。”
他轻描淡写的描述着,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当时那与死神擦肩时惊险的一幕。值得庆幸的是出事时车上并无其他乘客。 晚上八点左右,那个叫高月茹的女人打来电话。电话是我接的。
“喂!你上哪鬼混去了,家里怎么没人?”
“他在病房,你有时间的话过来一趟!”
半个小时后,这个女人驱车来到医院。进入病房的场景没有经过任何形式的排练,所以它是最真实且不弄虚作假的。
着淡妆的女人,在保养上的确下了不少的功夫。皮肤依旧白皙水嫩,脸上没有四十出头的女人应有的属于苍老的标志,看起来比同龄人足足年轻十来岁。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仔细的观察这个女人,之前在院子里那种昏暗的灯光下我只知道她是个中年女人。同时也介于那个年纪的所特有的一份单纯的羞涩感,没有一种将一个陌生女子从头看到脚的习惯。
而我再看看这个男人,头发略显花白,褶皱凸显的皮肤夹杂太过于明显的苍老。四十八九的年纪,看起来五十多了。 这个奇异的组合,一直以来我都以为只是学识的不搭界,后来发现,这表面相差甚远的年华更加的不搭界。
高月茹进来的时候没有泪眼婆娑,脸上亦没有丝毫表情。这一切其实出乎我的意料,我以为她会出于一种深深的愧疚感而简单的排练一下,换一张悲悯的面具暂时的安抚一下处于疼痛中的伤者,但她却没有这么做,始终裸露着一张真实的脸。
人的思想的确是复杂的,女人更加如是。 我从她身上嗅到了一丝无情的味道,如我当初离开时的毅然决然。可我们终究是不同的人,不同的性别,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年龄的巨大跨度使我无法理解这个女人的所作所为。
我也从未想过,我所研究的第一个女人,竟已是开到荼蘼的半老徐娘。尽管她用一种高超的保养技术自欺欺人,但真实的年龄数据是她永远无法更改的事实。
她简单的询问了一些事情,去楼下交付了一些尚还欠缺的费用,开着黑色的轿车,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中。
“你怎么不搭便车回家?”
男人声音依旧虚弱无力。
“咦?你还有力气说话啊?”
“你个死小子!”
“哈哈哈哈,我是觉得我有必要留下来照顾一些伤残人士。”
他沉默了一会儿,不在开口讲话,闭着眼睛不知在思索还是因为疲惫而睡着了。
当次日的朝阳从窗外投射进第一抹晨辉的时候,我似乎有了在这座城市的第一份工作。像每个护工一样,照顾一个行动不能自如的伤残人士。
他承诺痊愈后将给我一笔工资作为回报,我很爽快的答应了,只是单纯的为了使人心安。
在病床上的这些日子他的女儿成了这里的常客,而高月茹除了每个月送医药费来,很少见到她的影子。也许,整个房间只有我知道这个女人去了哪里,在做些什么。至少当时我是这么肤浅的认为的。 也是从这一次事件开始,这个家打破了我第一次搬到那里所表现出的一种和谐美满的假象。表面的平静下所隐藏的危机,往往超乎你的想象。
他的那个女儿,来自音乐学院的高材生,自然有着超凡脱俗的外貌。每次的穿着都很随意,随意中永远散发着一种高雅的气质。一种似曾相识的气质,仿佛在哪见过。
第一次过来的时候,她的泪眼婆娑算是给了伤后的病人一种慰藉。我给了父女两单独相处的机会,独自去楼下的草坪晒太阳。
其实我十分的抗拒医院那种特有的药水气味,那种浓烈难闻的气味,有时令人作呕。在我的那些凌乱的记忆中,医院那种地方我去过两次,都是为了去治疗那些他人所赐予的伤痛。而我自己本身,连一些小感冒几乎都很少有过。
穿着白底蓝条纹病服的病人在他人的搀扶下,迈着蹒跚的步子,行走在白色的城中。这病服像极了记忆中我那些同学的校服,因此我怀疑他们是否都是有病的。
白色的城中,许多的人尚还有生的希望,许多的人或许时日无多。生命仿佛是永远不会被命运眷顾的个体,摇摆在消亡的威胁中岌岌可危。
或许在当时,在那个尚还稚嫩的年纪,生命这种具有深远意义且没有意识形态的奇异存在,并没有在我的思索范畴内。我还只是个站在人生起点不知所措的孩子。
人们总觉得医院是个安静的地方,但只有真正的到过这种地方的人才会明白,这个看似安静的地方,有时候嘈杂的令人崩溃。急救车呜咽的警报。突兀的歇斯底里的哭喊。痛不欲生的咆哮。每一种声音的发生,都在抨击着心底那根最敏感的神经。
“喂!你在这里啊,找你半天了!”
女子清脆悦耳的声音将我从那些虚无飘渺的思绪中拉回到现实。
“哦!有事儿吗?”
“没什么事儿,我要去学校了,我爸这段时间交给你了,我会经常抽空过来。”
“唉!行!你先去吧!”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李东旭!”
“我叫林晓,这是我的电话,有事儿打给我,我会第一时间赶过来。”
她递给我一张便笺,上面清秀的笔迹写着十一个阿拉伯数字。我接过便笺,她转身离开,我抬头,望着憔悴而疲惫的面孔消失在清明的视线中。这是我们第一次对话,简洁明了,没有丝毫目的可言。
当我回到病房,那个男人已经处于沉睡状态了。我在这个充满难闻气味的地方开始变得无所适从。
时间在这个时候是需要找寻一些合适的方式打发掉的,去乘坐一趟陌生的公交,坐在靠窗的位置用自己的方式来记录这座城市显然已经不可行了。我只有去附近的商场,花了200块买了一个当时较为流行的MP3,下载了一些音乐,以此来抵抗那些嘈杂到令人心神不安的声音。
我路过临街的书店,想起了那本称之为《家》的书,没有走进店门,我确信我的确不是喜爱读书的人。之后又去了菜市场,买了一些新鲜的水果,提着大袋小袋返回了那座白色的城。 当我再次回到病房,那个男人已经醒过来了,望着窗外满目的萧条,不知在思索一些什么。
听到我的脚步声,他转过头,眼神中之前的黯淡一闪即逝。这种细微而迅疾的神色转换,是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练习的,才能如此娴熟的难以令人察觉。
“嗬!好家伙,买这么多东西,花不少钱吧?”
“还行,反正这些到时都算在我那份工资里边。”
“没问题!你把条儿收好就行。”
这个男人似乎在每次见到我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莫名的难以言喻的欣慰。这天以后我开始叫他叔叔,他那种憨厚的笑容变得更加真诚而且灿烂了。
这几天病房陆陆续续都有人进进出出。警察。保险公司的人。他的那些同事。还有一些亲人。我始终充当着一个护工的角色,行使着我应尽的那份职责,忙的不亦乐乎。毕竟形式上是拿过工资的人。
我没有闲情逸致去倾听他们所谈论的话题,但也偶尔在不经意下,听到那么无关紧要的一两句。
“事故已经调查清楚了,责任全在小货车司机身上,相关的赔偿事宜你们双方派个人进行协商。”
“林哥你就安安心心养病,保险公司那边我们去帮你张罗!”
“三儿啊,不是大姐多嘴,这婚啊,实在不行就早点离了,反正孩子都这么大了。”
许多话题都在围着这些方面打转,没有多少新意。
我在闲余的时间里打了电话回去。我感觉玉儿被学习的压力压的喘不过气来,叮嘱她注意自我调节,不要太累了。 我也问了父亲的伤势。她愣了半响才给我答案,仿佛这件事情令她十分不解。
父亲的确被我伤的很重,估计还得躺上好几个月。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我这样想着,继续用音乐抵抗着这座白城的嘈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