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自组织的研究源于对“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1968年，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在《科学》上提出的概念，他形象地通过公共牧场的例子阐释“公地悲剧”这一现象：
在一个公共牧场上，每家牧民都尽量增加牧羊的数量以获得最大的收益，牧羊数量的增加提高了私人收益，但羊群对草场的破坏则由全村人共同承担。
公地作为一项公共的资源，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无限制的使用，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理性经济人”都会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但资源却是有限的，在无偿获取资源的情况下从而造成了资源的枯竭。
类似的例子就是“囚徒困境”，每个囚徒都是“理性的”，而且他们也都知道对方是理性的，在单次博弈中，每个囚徒都选择了对自己而言是理性的“占优策略”，而结果对每个人而言却都是次劣的，对集体而言则是最劣的。
因此，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下的每个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与集体利益的最大化是相违背的。
“公共牧场”“囚徒困境”这两种“公地悲剧”的类型，都在描述公共资源或集体利益在因个人的自私受到损害。
同样，现实世界中关于公地悲剧的例子也很多，比如全球气候变暖就是最大的公地悲剧。
解决办法是什么呢？
传统的解决办法有两种：
一种是采取由政府管理的方法，即由一个政府通过法规、税收、产权等方式来强制性地阻止人们对公共利益的破坏，所谓国有化；
另一种则是采取由企业管理的方法，即由那些在自由市场运作的私人拥有者，来拯救公共利益。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认为解决公地问题还有其他的方法：设定一套公地成员一致执行和尊重的规则，设计原则如下：
但是这一解决方案无法适用于公地成员彼此并不熟知的情况。
可是，在比特币网络上，我们看到的却是“公地喜剧”，比特币系统有着自组织的一切特征，可以称得上是自组织，可是在比特币网络中，作为“理性人”的矿工，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但是，在整体上去维护着比特币系统的稳定。
区别在哪里？
在公地悲剧的案例问题中，自组织的共同目标和激励机制是统一的，是个体对资源公平、合法地占用。
而在比特币系统中，激励机制与共同目标并不统一，它一方面来自于去中心化个体维护系统安全所得的奖励（挖矿奖励），另一方面来自社群不断繁荣壮大后，数字资产价值的提升。
导致公地悲剧的是缺乏可扩展性的治理，因为公地没有公司或政府的集中集中控制。相反，你被局限在相互认识人的非正式关系中。
而区块链技术价值主张之一就是在没有非正式本地化信任情况下的可扩展性的治理。
因此，加密技术的发展或许为“公地悲剧”的治理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
参考文献：
随处而见的“公地悲剧”（穿黑鞋子的兔子）
加密公地之公地悲剧解决方案（Jenny）
区块链自组织研究报告-时戳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