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大部分和我同时代的人，对江湖的了解都来自于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江湖江湖，行侠仗义之气所聚是也。
“侠”的概念，首次出现在《韩非子》一书当中，叫做“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意思是儒生用文字来乱法制，侠客以武装来破坏禁令。儒生和侠客在春秋战国被称为游士。士人是那个时候最低等的“贵族”。这些士人往往极其有能力，提笔能治国，上马能冲锋。但如孟子所言：“春秋无义战”。在那个礼崩乐坏、强权至上的大时代，这些士人虽然兼具文治武功，一副义胆，却只能执剑天涯。他们，就是我们所说的“大侠”。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行侠仗义。不是每个人都有“侠之大者”这样的机会，但“侠义”这种精神，在中国却是源远流长，溶于我们的血液。四大名著，两本就义字当道：《三国演义》的道义，《水浒传》水泊梁山的忠义。这里面讲述的故事，哪个不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呢。发哥的经典作品之一《英雄本色》，又淋漓尽致的演绎了80年代那份厚重的情义......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江湖。说起我心中的江湖侠士，我就情不自禁的想起两个人，一个是孟浩然，一个是徐霞客。
孟浩然晚年生活在老家襄阳，王昌龄遭贬官路过襄阳的时候，因久慕孟浩然之名，“吾爱孟夫子”，去拜访孟浩然。当时孟浩然背上长了大毒疮，却与王昌龄一见如故，倾心结交，并宴请王昌龄大吃一顿。由于食物中有不少发物，后来没过多久，孟浩然背发痈疽而死。这样的孟浩然，虽然身处山水田园诗派，可是遇到人生知己王昌龄（王昌龄并不知他的病情），却毫不在乎自己的身体，放怀痛饮，尽显一份豪侠之气。孟浩然的人生虽颇有遗憾，他不能实现家国天下的志向，但其人生的境界，却如八月湖水平，一片清澈浩淼。孟浩然，实乃诗人中的义士啊。
明朝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朝代，这个朝代非常有骨气，出了很多名人志士，“背包客”的鼻祖徐霞客当属其中一位。徐霞客晚年主要在西南地区出游探险，而云南的鸡足山是他的重要目的地之一。当时的鸡足山，是众多高僧大德汇聚的佛教道场，名扬九州的高僧大德都把鸡足山作为道场和修行的地方。1636年，徐霞客在首次去往鸡足山的路上，遇到了静闻和尚。静闻和尚禅诵达二十年，剌血写成《法华经》，发愿将《法华经》供于鸡足山。两人志同道合结伴而行，水路行至湖南时，遇土匪打劫，静闻和尚不幸遭受重伤。他临死时，嘱托徐霞客将自己的骨灰和蘸血抄写的《法华经》送到鸡足山安放。徐霞客就这样背着静闻的遗骨和血经，跋涉千里，经过三年的艰难险阻，于1638年终于抵达鸡足山，将静闻和尚的血经安放悉檀寺。徐霞客和静闻和尚原本素不相识，只因一个承诺，便赴汤蹈火绝不负所托。徐霞客这个深情高义的故事，就是中国版的《把信送给加西亚》。
写到这里，心潮澎湃，有点情难自已，先向两位侠士致敬一分钟。
我曾经问师父：“师父，您眼中的江湖是什么？”。师父说：“江湖，就是仗义的时候真仗义，不仗义的时候坑蒙拐骗"。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若不义，吾定十倍奉还，这确实也是江湖的一种典型代表。
至于中国人的江湖情结，我想，可能起源于我们的文化。“中国”，在古代，文明礼仪的地方就称做“中国”。我们崇尚礼仪，但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局限，于是就有了不同的声音和表达形式。时光流转，一些演化为“侠”、“义”、“仁”，一些演化为“匪”、“盗”、“痞”，或者兼而有之。其本质，我觉得是追求平等和自由，但通过反抗和拯救这种形式来体现。贾岛的《剑客》就非常完美的诠释了这一点：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
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
这种特质，在金庸先生的笔下，被那些身怀绝技的武侠演绎得活灵活现，比如郭靖，比如乔峰，比如令狐冲...今天，现实生活中，我们仍旧会侠肝义胆，却也因为这份江湖气，有时候又表现得不按规矩出牌。比如被人诟病的乱过马路等，我觉得恐怕跟我们基因里的这份气质不无关系吧。
金庸先生的去世，有很多人感叹“一个时代过去了，江湖远去，世间再无大侠”。我想说，江湖，一直都在，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份侠士精神，它已经流淌在我们血液里了。不曾离去，何必想起？！金庸先生，不过是闭关修炼去了。它日江湖相逢，再饮一杯无？！
金庸先生的武侠故事，丰富了我的小学、初中、高中，现在依旧常看常新。在古代，也许我也会是一位有个性的女侠吧。去年部门年会表演，斗胆挑选的《十面埋伏》，也是缘于这份侠女梦。今天，谨以此文，献上我这个“伪侠女”对金有庸先生的一片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