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樊荣强
许多人写文章,都觉得没有思路。本文就是要给大家解读思路是怎么回事。以后我还将陆续解读一系列的文章,让大家真正看出文章的门道,从而让自己的写作变得简单。
思路究竟是什么?就是写文章时思考的路径。但是这话也许过于简单。因为写文章的时候,思考是一回事,表达出来又是另一回事。在我看来,最好的思路,是把思考与表达尽可能地合一。
有许多人,写文章时祈求灵感,那基本上没有什么用处;有的人写起来天马行空,但往往又不知所云。有效的解决办法,还是回归到我的“元思维”及“元写作”理论与方法上来。写作的本质是在回答问题,因此,我们写文章时要主动、不断、自觉地提问,并且提出有价值而系统的问题。
日前我学生跟我留言,说“走了一圈,发现还是皈依樊老师是正道”。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樊老师的正道究竟是怎样的。
《文心》重印后记(作者:叶至善)
《文心》曾经是一本很受欢迎的书,一九三四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再版好多次,解放后没有重印过。出版社最近决定重印,要我写一篇后记。因为这本书的两位作者是我的岳父和我的父亲,而且在解放前后,我曾在开明书店的编辑部工作,知道的事儿稍多一些。
我首先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关心《文心》的许多先生和许多朋友。三十多年来他们常常问起这本书,带着怀念甚至惋惜的心情。有人跟我说:讲语文教学很难切合实用又具有吸引力,像《文心》这样的书不应该停印。这句话的后一半可说错了,事实上并没有谁作出过停印《文心》的决定。解放之初,开明的编辑部问过我父亲(我岳父已经在一九四六年去世了),《文心》如果重印,是否需要作一些修改。当时我父亲很忙,把这件不急之务搁了下来,没有马上答复。后来开明跟青年出版社合并,成立了公私合营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就不再提起这本书,直到现在。类似的事儿大概还有吧,总不止《文心》一本,似乎有必要作一番整理,把还有点儿用处的书重新排印出来。
《文心》写在三十年代前期,当时我的岳父和我的父亲正在编《中学生杂志》。他们看到中学语文教学(当时叫“国文课”)有不少问题,于是商量写一本专讲读和写的书,跟青年读者谈谈这些问题。他们轮流执笔,每月写两节,在《中学生》上发表,花了一年半的工夫按计划写完,然后出版单行本。陈望道先生和朱自清先生为《文心》写了序。陈先生说这本书的特点是把关于“国文的抽象的知识和青年日常可以遇到的具体的事情融成了一片。”朱先生说“书中将读法与作法打成片,……不但指点方法,并且着重训练”,还“将教学也打成一片,师生亲切的合作才可达到教学的目的”。两位先生说的都是实在话,要不然,《文心》怎么会这样受欢迎呢?语文老师把这本书介绍给他们的学生,许多失学青年把这本书看作不在面前的老师。
《文心》从出版到现在将近半个世纪了,书里讲的虽然是三十年代语文教学上的问题,现在看来还切合实用,因为有些根本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举例来说,有人认为阅读的目的就只为练习写作,因而专在摹仿技巧和积蓄词汇方面下功夫;有人认为练习写作的目的是搞文学创作,只要学会了技巧积蓄了词汇就可以当作家。他们不知道读和写都是做好工作和料理生活所不可缺少的技能,因而必须在中学阶段加强训练,打好基础。这种情形在过去的五十年间并没有多大的改变。至于教和学的方法,五十年前行之有效的,现在大致还有用。目前语文教学的水平不能很快提高,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没把教学的目的弄清楚,二是采用的方法不得当。《文心》主要讨论的就是这两方面的问题,所以在今天看来,还可能给青年读者和语文老师一些帮助。
我的岳父和我的父亲都认为一个人无论学什么,要学得好,能终身受用,得靠自己努力。所以在《文心》中,他们写的学生都是积极好学的,都把学习看作一件最愉快的事儿。学生所以能这样,老师起了主导作用。语文老师把主要的功夫下在诱导方面,启发学生在阅读和写作的实践中发现问题,并且鼓励他们和指导他们自己去讨论,自己去解决,而决不贪图省力,把他自己的答案灌输给学生了事。要老师这样教,学生这样学,看来都近乎理想。但是我想,理想不等于空想,经过努力该是可以实现的。如果各种功课都这样教,都这样学,学校里一定会出现一种生动活泼的局面,教学质量的提高就大有希望了。
还有一点可以说的,我的岳父和我的父亲都主张思想品德教育应该贯穿在教学的全部活动中,所以他们笔下的语文老师——王仰之先生不光是教语文,还随时注意以自己的言行影响学生。他做事认真,为人诚恳,对学生平等相待,有问题共同讨论,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学生,所以学生都亲近他,敬佩他,把他看作榜样,毫不勉强地乐意学他。如果学校里的老师都能这样以身作则,就会蔚成浓厚的精神文明的气氛,使学生随时随处受到熏陶。
《文心》是用故事体裁写的,故事的时间是一九三一年初秋到一九三四年夏天,取材于初中学生的生活,写到的几个学生出身于职员家庭和教员家庭。我就是在那几个年头念的初中,所以对书中所写的时局和生活都感到亲切。当时的初中学生跟现在的相比,在某些方面似乎成熟得早了些: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社会经济的凋敝,家庭生活的困难,失学和失业的威胁,使他们不得不忧虑重重。现在的青年看到这些,如果认真地作一番今昔对比,受益一定不浅。有的读者还可能第一次知道:原来在解放前,知识分子的境遇大多不怎么样,只是一群受损害的、自己无法掌握命运的可怜虫。
叶至善
一九八二年六月廿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