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哮喘病抗衡的故事
60年代，我出生在大别山下一个偏僻农村，7岁那年，在生产队当会计的父亲见我比村里同年龄孩子们的个头高大，为了给家里每天挣4分工，冬天能够多分些粮食，生产队里刚买的一条黄牛安排我来放。从此，我成了生产队里年龄最小的放牛娃。
放牛看着是一件很轻闲的活儿，可干起来并不轻闲，那时没有钟表，农忙季节早晨上山放牛，全靠公鸡打鸣提醒。凌晨鸡叫二遍起床，跑到生产队牛棚里把牛牵出来，跟着生产队老牛把式老田舅爷，一块把牛牵到有青草的山上去放。天亮牛吃饱了，把牛牵到需要耕耙的田间，把牛交到牛把式们手中跑回家吃早饭。
吃完早饭，背上铁锨和粪筐跑到牛棚打扫卫生，把牛在夜间拉的屎尿清理出去后，跑回家躺在床上迷瞪一会儿。中午，再跑到牛把式干活的地方，趁社员们中午收工回家吃午饭时间，我们这些放牛的再把牛牵到山上去放。吃过午饭，社员们开工下地干活前，再把牛送到牛把式手中。
乘下午空闲时间，把牛棚打扫干净铺上干稻草，保证牛晚上休息好，第二天好下田干活。天黑，社员们收工回家，我们放牛的再把牛从田间牵到山上，牛什么时候吃饱肚子，我们放牛的什么时候回去。放牛，春秋季还好受些，最难受和最难熬的就是夏天，浑身被蚊虫叮咬肿得青一块紫一块，用手挠破感染不仅冒血水，还让人疼痛难忍。盛夏酷暑风雨无阻，让人吃尽了酸甜苦辣。今天只怕没有一个年轻人能够吃这种苦。
9岁那年，夏天，一天凌晨睡梦中，突然上气不接下气呼吸十分困难，被哮喘憋闷得小便失禁，感觉自己马上快不行了，难受的痛哭流涕。同床的弟弟被吓醒后，把父亲和母亲叫了过来，父母见我被喘得嗷嗷大叫脸庞发青，准备到大队部找赤脚医生时，我的哮喘突然平息了，大约10分钟后，我又变成了正常人。当我准备下床去放牛时，父亲紧紧把我抱在怀中，两眼含着泪水告诉我，今后家里就是穷得吃糖啃树皮，也不让你再放牛了。时间过去50多年了，父亲当年说的话，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70年代，老家农村医疗条件十分落后，公社卫生院最先进的医疗器械，就是一台听诊器外，全靠医生号脉和看舌苔判断病情。第二天，父亲把我带到公社卫生院，老中医检查完我的身体后，告诉父亲，由于我年纪太小放牛和长年累月受风吹雨淋，没有成年人抵抗力大，患的是十分严重的急性哮喘病，如不急时治疗缓解病情，发作时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先回去观察观察再说。
父母见我成了正常人，误认为哮喘不会再犯了，可让父母万万没有想到是，第三天凌晨接近我起床放牛时间，朦朦胧胧感觉又哮喘起来，并且比第一次更厉害，高度发昏时连呼吸都听不到了，甚至完全停止了呼吸，没有了生命特征，把父母吓得魂飞天外。可由那时村里交通闭塞不通公路，去公社卫生院需要步行山路用担架抬，父母只能眼睁睁看着我受疾病折磨，急得泪流满面没办法。十几多分钟后，我的身体又恢复了平常，第二天根本看不出我是个病人。
令人奇怪的是，接下来连续几天，我的哮喘天天凌晨发作，让身体彻底支撑不住了，身体虚弱得只能躺在床上。我的病情村里老人们得知后，都认为我得的是一种“怪病”，建议父母按迷信试试治疗。病急乱投医，本来不相信迷信的父亲，为治疗我的哮喘病什么也不顾了，四处托亲告友寻找“神医”，让人不敢相信的是，在“神医”装神弄鬼的捣鼓下，我的哮喘病奇迹般的慢慢减轻了，每天凌晨也不再发作了。神医把我从死神手中抢夺回来。
我的哮喘病通过“神医”治疗，虽然凌晨不再发作了，但每当感觉呼吸有困难时，随时服一粒氨茶碱药片外，父亲和母亲仍在四处打听治疗哮喘病的“土药方”。母亲不知从哪里得知，把厕所里茅坑里蛆虫打捞上来，用清水洗净后放在瓦片上，用小火焙干用擀面杖碾碎口服，说向不怕让人笑话的话，服用几个月不见一点效果，母亲才让停止服用。今天回想起来，还让人有些反胃和恶心，只想呕吐。
可怜天下父母心，从我犯病那一刻起，每天凌晨父亲和母亲都会点着煤油灯来到我床前，把我喊醒问我呼吸怎样，直到我告诉呼吸正常，父亲和母亲才敢离开。一天，父亲去公社开会中，有位参加会议的大队干部告诉父亲，一个用蜂蜜煮丝瓜治疗哮喘病民间验方。父亲连会议都不参加了，从街上供销社买罐蜂蜜赶回家里，让母亲从菜园摘几根丝瓜用锅煮熟，服了一段时间，同样没见一点效果。为治疗我的哮喘病，父亲和母亲为我找了多少治疗方法，只能用不计其数回答。
经过两年在家治疗，和父母细心照料下，我的哮喘病的确减轻了不少。父亲看着村里和我同龄小伙们，大队小学都读二年级了，我11岁还在家里没上学，过完春节，父亲把我送进大队小学读书。父亲把我带到学校领到校长面前，校长一看我的个头，让二年级班主任过来，把我带到了二年级教室。从放牛娃到学生娃，让班里同学羡慕的是，我这个跳级生学习成绩却始终保持全班第一名。
父亲生前也是一个哮喘病患者，每当哮喘病复发时服几粒氨茶碱片，父亲呼吸一会儿就正常了。1976年6月，父亲不知从哪里得知驻马店有家医院通过线穿肺手术，可以治愈哮喘病的消息，父亲从老家乘车赶到驻马店这家医院做了穿肺手术。父亲从驻马店医院做完手术，回来告诉母说，他离开医院时医生再三提醒说，未拆线前，一不能干重体力活，二不更不能干凉水活，如果不听医生的话，后果十分严重，甚至有生命危险。父亲却把医生的提醒当作了耳边风。
父亲是个硬汉子，更是个根本闲不住的人，过完春节，生产队开工干活，父亲完全忘记了医生的提醒，不听母亲的再三劝阻，高卷裤腿下到冰冷的水田干活。大约一个月后，父亲的肺部穿线处开始红肿，刚开始父亲并没有在意，直到肺部肿胀疼痛得不能下地干活了，父亲才赶到驻马店医院去复查。医生仔细检查后，告诉父亲说，父亲的病不能再动手术了，让回家慢慢休养休养。其实父亲的病已经到了晚期，当时医生并没有向父亲说实话。
回想起当年的情景，我心里还只想掉泪，父亲从驻马店回到家里，不但不能下地干活了，哮喘病发作时肺部的剧烈疼痛，把父亲折磨得死去活来，服用再多氨茶碱也不见效了。父亲躺在床上，一会放声大哭，一会儿放声大叫，每天放学走到院子里，听见躺在床上大哭大叫的父亲，要不是有弟弟和妹妹陪伴，我一个人真的不敢踏进家门，不知害怕什么。母亲从生产队干活回到家里，看见躺在床上大喊大叫的父亲，根本没有心思管我和弟弟、妹妹，坐在父亲床前以泪洗面。真的让人很痛心。
春节，别人家都在放鞭炮欢欢喜喜过年，而我们家里却冷冷清清，却找不到一点过春节气氛，除夕晚上，躺在床上的父亲，被病折磨疼痛得爹一声，妈一声大哭大叫。母亲强忍泪水，把做好的饭菜端上桌后，坐在父亲床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痛哭。17岁的我，看着可怜巴巴的弟弟和妹妹，一边劝母亲不要哭了，一边把弟弟和妹妹拉坐到桌子上，哄劝弟弟和妹妹吃饭。1978年农历正月十一日，无情的病魔夺去了，43岁，父亲年轻的生命。
父亲去世后，为了养活弟弟和两个妹妹，正在读中学的我不得不放下书包，回到生产队和母亲一道参加劳动。回想起生产队时代，那时和今天同样多的田地，不知哪来那么多农活，一年到头忙，几乎天天都有活干，只到实行生产责任制分田到户，大家才闲了下来。也许由于干农活太劳累，我的哮喘病开始经常犯，不过，每当感觉呼吸有些困难时，服用一粒氨茶碱，呼吸一会儿就顺畅了，下地照样干农活。
1983年，是我人生的大转折年，3月，一天晚上，坐在煤油灯下，我阅读完中国青年报准备脱衣上床睡觉时，受刚阅读完报纸上一篇文章的影响，我把山区青年读书订报难写成稿件，反映给中国青年报“青年信箱”栏目。让我做梦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后，这篇豆腐干在中国青年报上刊登后。84年3月，我不仅被县委宣传部评为“优秀通讯员”，还被县邮电局聘为山村邮递员。这篇文章改变了我的命运，从一个农民到山村邮递员。
尝到读书带来的甜头，我的学习劲头更大了，在担任山村邮递员期间，我白天奔走在山村邮路上，晚上，一头扎进书报里，一边阅读书刊，一边给全国各地报刊写稿投稿。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功夫不负有心人，有志者事竞成，连年被县委宣传部评为“优秀通讯员”和先进个人。91年3月，为了圆我的“记者梦”想，我辞掉家乡山村邮递员工作，踏上了我的打工之路，去寻找我远大的人生梦想。
干一行，爱一行，既然当记者就要主持正义，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农民，就要多多关注农民工，为他们呼吁和伸张正义。96年，我发现吴江盛泽镇私营丝织厂拖欠外来工工资严重，1月30日，中国纺织报一版刊登了，我写的“私营丝织厂拖欠外来工工资严重”。2003年，我在郑州建筑工地调研中，发现一些包工头对待农民工，就像过去的“周扒皮”一个样，11月26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我写的“老板的滑头与民工的艰辛”文章。
让我值得庆幸的是，“老板的滑头与民工的艰辛”在中国青年报发表后，引起北京中国青年报社和中央电视台“面对面”等全国多家媒体的关注，先后受到中国青年报、央视“面对面”、浙江电视台、新民周刊、贵州广播电台等10余家新闻媒体记者专访。2009年2月1日，我在人民网发表了《农民工进城务工有“八盼”》的文章，当天下午，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作出重要批示，受到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采访。
2002年6月，由于长年累月奔波出外采访，一天，从外地采访回到郑州家中，吃午饭时，突然感到胸闷和上气不接下气，一会发昏，一会苏醒，吓得妻子放声大哭，情急之下，妻子拿起床边电话拨打“120”急救电话时，恢复平静的我拉住妻子说，让她去附近药店买只氧气袋，去医院灌袋氧气回来，我们家在郑州连房子都没有，家里穷不需要去医院浪费钱。
老吴是条硬汉子，如果不是条硬汉子，只怕早不在人世间了。一天，我和同事在某县采访，早上，在街边小吃店早餐时，突然哮喘病又犯了，陪同吃早餐的新闻科长，见我哮喘得发昏不醒人世，吓得急忙打电话叫来了县人民医急救车，急救车赶来时，我已恢复了平静，经过医生仔细检查，发现我的身体一切正常，根本看不出是个刚发过病的人。害怕哮喘病再次发作，我和同事赶回了郑州。
回到郑州家中，妻子得知情况后，第一反映就是让我彻底戒烟，为了让我彻底把烟戒掉，妻子跑到超市买回各种零食，并向单位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在家陪着我戒烟。戒烟说起来容易，戒掉真的不那么容易，并且十分的难，特别是后两天，烟瘾上来时，急得人抓耳挠腮，拿着扫帚四处扫地，看能不能扫出一支平时扔下的烟头过过瘾。我的戒烟可以说是最成功的，20多年来，从没抽过一支烟。
2002年，是我人生中生死攸关的一年，短短一年时间，急性哮喘病犯了6次，其中，昏厥最严重的一次，梦见村上死亡多年的人，包括我的父母亲，一个个都喊我到他们那边去，而父母却阻拦我不让过去，大声提醒我说，儿子千万不能过来，你过来就回不去了。昏厥中的我心里也很明白，提醒告诫自己不能过去。苏醒过来后，当我把刚才“梦中”发生的事，告诉妻子，把妻子吓出一身冷汗。
一次次生与死的较量，一次次生与死的抗争，哮喘病不但没能把我击垮，反而增强了我的抗病意志和抗病精神，每次发作感觉呼吸困难时，我把氧气袋拿出来插进鼻孔里，打开电脑写写东西，来减轻哮喘病带来的压力和痛苦。2013年，通过借钱和银行贷款，买了一套二手房，在郑州总算了落脚点。搬家那天，妻子问我氧气袋还要不要了，我随手把氧气袋往垃圾桶里一扔，便和妻子开玩笑说，希望永远告别这玩意。
为了治愈我的哮喘病，妻子一边四处求医问药，一边从互联网上搜索查找治疗哮喘病的药方。2003年，妻子从网上寻找到治疗哮喘病中药方，通过试服用几副药效果比较对症，哮喘病减轻了，有心的妻子从此喜欢上中医，业余时间的主要精力，几乎全部倾注学习中医知识。2021年，学习多年中医知识的妻子，心中有了更远大的理想，就是考个医生资格证，11月，通过严格的考场竞争，妻子终于梦想成真，拿到了医生资格证。
转眼50多年过去了，经历过生生死死和命悬一线，与哮喘病拼命抗争的患者，每每回想起自己与哮喘病生死存亡的抗争，心里总是有种说不的味道，有很多感慨，一桩桩难以忘怀的往事历历在目，寻医问药求医路上经历的坎坷让人痛心疾首，特别是那些让人痛恨充当“神医”的骗子们，为治疗哮喘病被骗过多少钱，我只能用记不清楚来计算。要问我服有多少药，没有一卡车也差不了多少。
最后，我的心中只有一个心愿，盼望在我有生之年，医疗研究专家学者们，能够研制出治愈支气管炎哮喘病的特效药，把支气管炎哮喘病患者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吴贤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