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猫和狗在一起经常打架。关于打架的原因，有专家解读说，主要是因为表达方式的不同：狗表示友好的方式是用前爪去踩或者摸对方，而对猫来说，这是进攻的表示；而猫表示友好的方式是发出轻微的呼呼声，而这恰恰和狗发怒的声音很像。这就是典型的认知差异。这种差异造就了猫与狗的之间的不良关系，也造就了不同的生活习性和生活方式。

联系近年来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的中西医优劣对比，与此类似。在这方面，我认为老中医任应秋先生对双方关于“病”的解读非常精辟：“西医所称的病，大多数是取决于病原体，或者就某种特殊病变的病灶而命名，或者就生理上的某种特殊变化而命名。总之，西医的病名，必取决于物理诊断和实验诊断，是比较具体的；中医的病，或与病因的性质而命名，或与突出的症状而命名，或从病机的所在而命名，虽然比较抽象，但它却往往能从整体观出发，局限性比较少。”

中医讲究“治未病，不治已病”，强调人体的自然和谐，认为一切的不和谐都是病态，要辨证施治，同样的疾病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体征反应，同样的体征反应也可能是不同的疾病导致，这与西医根据传染源、器官部位分类疾病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两种不同的逻辑体系，自有猫对狗讲的难以沟通。由此可见，东西方观念的差别相去甚远，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更是大相径庭。

东西方的这种差别还体现在艺术和文化方面。美籍华人作家任碧莲女士明显感受到了东西方文化和艺术方面的认知差别，特别是对自我辨识和艺术创造的认知方面的差别。她在《老虎写作》一书中，以讲座的形式，剖析了自己父亲以东方传统手法撰写的自传，并与西方艺术创作手法和认识方式进行对比，得出了东西方之间“相互依存的自我和独立自主的自我”的差别。

任碧莲认为，东方人往往以整体的眼光去看待事物，形象和背景似乎形成了一个单元，形象无法从中分割开来。西方人则恰恰相反，他们往往把形象孤立出来，认为它既完全独立与环境，又极具可剥离性。因此，在作者看来，这一差异影响了东西方的正义观和责任观，以及二者对疾病和药物的态度。西方特别是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独立自主的、个人主义的自我，以及东方包括中国在内的占主导地位的相互依存的、集体主义的自我。前者在真理内部发现意义，权利和自我表达对其至关重要；后者在从属关系、责任和自我奉献中发现意义。

独立自主的、个人主义的自我，强调独特性，通过诸如特点、能力、价值和偏好这些固有属性来定义自身，往往孤立地看待事物。相互依存的、集体主义的自我，强调共性，通过地位、角色、忠诚和义务来定义自身，往往透过背景看待事物。如同密歇根大学心理学家理茬儿·尼斯比特所指出的那样：“社会各部分之间的变化和个人内部的变化不应令我们无视这样的事实：亚洲人与欧洲人之间存在着非常真实的差异，且幅度巨大。”用尼斯比特的话说，“西方人是其自传体小说的主角，而亚洲人只是充当生存类电影里的演员。”

任碧莲指出，群体之间的差异往往被我们在个体身上所看到的东西所掩盖。倘若我们以相互依存/独立自主为题绘制一幅西方人与东方人眼中的对比图，我们将会得到两条不同的曲线，以及一个显著的重叠区域。当然，它们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位移。产生这种位移的焦点在于，东方人缺乏对自我的认知。对于一名有着三十多年东方生活经验的我来说，这种说法并不苟同。人是社会人，也必须放在社会的大背景下才能够体现出个人的价值。正如不把一条鱼放在一群鱼中间，永远不知道个头到底有多大一样。脱离了社会的大背景去谈个人的发展，那只是空中楼阁。对于这一点，不仅东方人如此，西方人更是如此。西方人更擅长于体现这种依赖型的自我，《复仇者联盟》、《野战排》等美式大片体现更多的也是团队的意志，映射出集体的力量和为国为民的家国情怀，而并非纯粹的自我英雄主义。

不可否认，东西方在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这种差异正如同猫狗之斗类似。对于双方而言，喜或怒都是同时存在的，如同相互依存和独立自主也都是存在于东西方的文化和艺术之中，差别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或直白，或含蓄，或猛烈，或婉约。对于主张自己是“独立自主”型的任碧莲来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曾说道：“身份”是我在写作中一直关注的，这个概念不光指一个人的族裔，还有方方面面的维度，包含着一个人社会“存在”的方方面面。”

存在即为合理。每种文化都有自己产生的历史根据和存在的合理性。纵观历史，人类文明是在碰撞、冲突中不断交流、融合的。正如哈贝马斯所说：“不同的文化类型应当超越各自传统和社会形式的基本价值的局限，作为平等的对话伙伴相互尊重，并在一种和谐的气氛中消除误解，摈弃成见，以便共同探讨对人类的未来有关的重大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猫和狗之间战争的根源仅仅在于打开方式的错误，二者之间并没有任何冲突，有的只是性格特点的差异。独立和依存正如硬币之两面，同时存在而冲突。对于文化艺术而言，能够采用确切得当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作品，都是优秀的作品，都会被世界所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