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爱玲自己的文章来看，张爱玲对自己的文章至少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予人以启示”。《自己的文章》中直接说过，“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她的文章大多苍凉。二是对宏大历史背景下的微观人性的复苏。“在这图书馆的昏黄的一角，堆着几百年的书——都是人的故事，可是没有人的气味，悠长的年月，给它们薰上了书卷的寒香；这里是感情的冷藏室。”（《第二炉香》）；“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历史如果过于注重艺术上的完整性，便成为小说了”（《烬余录》）。所以她对于写小说的态度是“文人只须老老实实生活着，然后，如果他是个文人，他自然会把他想到的一切写出来。他写所能够写的，无所谓应当。”（《写什么》），“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自己的文章》）。
打个比方，张爱玲要求自己是个犯罪现场的照相机，而非风景挂历的摄影师。由于过于真实，有人看了自然不会舒服（医生和警察倒是会挺喜欢）。
她通过观察生活中的琐碎，提炼出人性的共通之处，用故事展现出来“让故事自身给它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自己的文章》）。“人性的共通之处”便是她给予读者的启示。
实在觉得在“启示”这点上，张爱玲和鲁迅相似的。鲁迅的各种文章好像积极正能量的也不多，总是批评社会上这不好那不对，他的文章被称为治国民劣根的药。
张爱玲写出了当时上海的社会环境、生活环境，在环境中存在的普遍的价值观，这些一定是符合当时的普通小市民的切身感受的，否则她不会红得发紫。而现在她依旧经典，大约是因为她的小说也写出了我们的感受。远的看看社会新闻，近的听听身边八卦，实在不难发现我们和小说只是换了包装的同一盒糖果，质变的并不多。故事如果发生在今天，换做我们，或许环境、性格不同，处理方式不同，但也实在难说会比剧中人高明。
不过也正如师奶所说“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看见娱乐八卦、朋友圈里秀恩爱的，大可以想“又是一对娄嚣伯和娄太太”；看到身边被谣言攻击的人，可以想想安白登，也许真相并非那样；遇到一个别扭讨厌的人，在翻白眼嫌弃他之前，可以想想聂传庆，或许他只是因过去的经历而自卑从而可以原谅现在的他，对他说句鼓励的话；自己恋爱结婚，也别像白流苏那样精刮，要原始自然些……
见过了残酷的，才知道珍惜美好的。经典的小说让我们照见自己，发现自己知道或不知道的不足，从而学习改进。这样，社会的进步或许会更快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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