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陶行知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民主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主办《民主》星期刊，主编《民主教育》杂志。8月，毛泽东同志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曾多次接见陶氏。谈判结束，陶行知代表民盟到机场为他飞返延安送行并合影留念。[27]
1946年1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任校长，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的幸福。”推行民主教育。[27]
1946年4月，陶行知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载，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后，陶行知被列为黑名单的第三名。陶行知一面作好了“我等着第三枪”的牺牲准备，一面继续坚持斗争，视死如归，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他在三个月内向各界演讲一百多次，并积极筹组中国国际人权保障会，他写信激励育才师生为民主斗争“再接再厉，前扑后继，屡败屡战，以底于成”。终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于1946年7月25日患脑溢血逝世，享年55岁。[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