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一名年仅13岁的初一学生被三位同学有组织、有预谋的残忍杀害，埋尸于废弃蔬菜大棚中；广东阳山县一名13岁男孩性侵一名8岁女孩，警方经查依法不予立案；湖北荆州杀害4岁女童的12岁男孩仅接受了6个月的心理矫正，回归社会，正常上学。
这是近期备受关注的几个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案子，其中邯郸这个案子涉及校园霸凌、勒索、杀人、侮辱尸体，而且手段极其残忍，毫无人性，但由于三名嫌犯均不满14周岁，依据刑法“不适用死刑”的年龄，再一次引发了大众对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质疑，血债血偿、下调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非常高。
其实，可以明显看到，这些年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越来越多，部分案件手段之残忍令人心惊胆寒，但这些罪犯无论所犯何罪，皆因顶着“未成年”这块免罪金牌而得以完美脱罪，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的惩罚，令人愤慨之余，更多的是无奈，以及父母对于如何保护和教育自己孩子的思考。
前不久，最高检已明确表态，对未成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等严重犯罪，符合核准追诉条件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意味着，此次邯郸这个恶性案件的三名未成年嫌犯将不会再像此前一样，在“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庇佑下，不用承担任何刑事责任。
即便如此，想要让三名杀人者血债血偿也不大可能，只能期望可以重判。
而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已经不只是能否还被害者一个公道这么简单，更传达出一种风向，是继续放任，让“未成年人保护法”沦为未成年犯罪者的最强保护伞，让邪恶少年更加肆无忌惮？还是树典型，立标杆，打破“未成年犯罪无须承担刑责”的定律，让刑法发挥应有的震慑作用，从根本上预防和杜绝未成年人犯罪。
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色，以前亦皆有之，而且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不妨来看看古代对未成年人犯罪如何惩治。
西周时期，将幼小者与老年人和痴呆者一并视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七十岁以上的人和七岁以下的人犯罪，不用追究刑事责任。
“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礼记·曲礼》
“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周礼·秋官·司刺》
七岁以下的幼童犯罪不追究责任，这是中国历史上对未成年人犯罪惩治条文的最早规定。后来各朝各代的律法，基本都遵循了“恤幼”的原则。
贞观年间，《唐律疏议》对处罚未成年人犯罪作出了比较详尽和系统的规定，具体划分为十五岁以下、十岁以下和七岁以下三个年龄段，根据犯罪的轻重，减轻责任的程度也有一定区别。
《唐律疏义》“老小及有疾犯”条规定：“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余皆勿论。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即有人教令，坐其教令者。若有赃应备，受赃者备之。”
意思是说，七岁以下为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不用承担刑事责任，但若是受到教唆，教唆者将被治罪，若是有人从中收到好处，也将被治罪。七岁以上，十岁以下，承担相对刑事责任，若是比较轻的刑法，可以用罚款等方式惩处，若是犯下杀人等重罪，则需上报朝廷，由皇帝和重臣共同商议是否酌情减轻处罚。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必须承担完全刑事责任。
开元年间，有一对兄弟，哥哥十三岁，弟弟十一岁，用刀砍死了杀父仇人。当时的舆论皆认为两兄弟“幼稚孝烈”，应该酌情减轻处罚，最后，唐玄宗和大臣们公议后认为，要维护法律的权威，因而把两兄弟都处死了。
《大清律例》“老小废疾收赎”条规定：“凡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 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杀人应死者，议拟奏闻， 取自上裁。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余皆勿论。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其有人教令，坐其教令者。若有赃应偿，受赃者偿之。”
清朝时期，对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界定虽然也是以年龄为依据，但又不拘泥于年龄，而是充分考虑案件本身的特殊性，兼顾形式与实质的宽宥。
雍正十年，丁狗仔与十四岁的丁乞三仔一起挑土，丁狗仔欺负丁乞三仔年幼，令其挑运重筐，还用土块掷打他，丁乞三仔拾土回掷，恰好打中丁狗仔的小腹，致其殒命。按律丁乞三仔应处以绞监候的刑罚（相当于死缓），但雍正皇帝在阅过此案后，专门下旨“丁乞三仔情有可原，着从宽免死，照例减等发落，仍追埋葬银两给付死者之家”。
乾隆四十四年，两名九岁孩童刘縻子和李子相一同在河坝放羊，刘縻子因向李子相讨要葫豆不得，殴打李子相，二人纠缠中，李子相被推倒，腰眼不慎撞到石头，当场丧命。总督文绶认为此案并非谋杀，案犯也没有拿凶器，是双拳打击，并且受害人不是拳击身亡，致命伤乃石头导致，所以属于过失杀人，应当宽宥。依律此案需“上请”皇帝裁决，乾隆皇帝认为幼童因一件小事就有了杀人的冲动，危害性极大，因而驳回了地方督抚“拟减等至杖一百、流三千里，照例收赎，追埋葬银二十两”的上请，按照正常律法判处刘縻子绞监候，秋后问斩。
这两起典型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因其情节不同，判决结果也大为不同，充分考虑了案件本身的特殊性。“丁乞三仔案”死者是挑事者，有过错在先，丁乞三仔是弱者，情急之下，出于本能的保护自己才出手，用今年的话来说，就是防卫过当，罪不至死。“李子相案”则不同，凶手是强者，而且始终在步步紧逼。死者是弱者，一直在无助受害，属于恶意杀人，理当予以严惩。
清代这种严中有宽，宽中有严的“弹性”判罚很值得我们参考，对未成年罪犯的惩处不能仅仅以年龄为界，也要充分考虑人伦道德。而且，需要认清的是，“未成年人保护法”是用来保护弱者的，不是庇护犯罪的。
中国自古便是“礼仪之邦”，“爱幼”、“恤幼”更是刻在骨子里的传统美德，但并不是说因为他们小，任何过错都可以被无条件原谅，任何恶劣行径都必须被无条件包容，而因视所犯过错轻重、责任大小来定，轻者可以教育感化为主，令其“浪子回头”，重者必须承担相应刑责，这不仅是对受害者的公道，也是对社会公众的负责。
若是简单的“一刀切”，单纯的以年龄为是否承担刑责的标准，就会让心有恶念的未成年人肆无忌惮的作恶。以往很多起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嫌犯都表示知道自己这么做是犯罪，也知道自己是未成年人，“依法”不会被追究刑责，所以毫不畏惧。甚至有嫌犯是故意在成年之前犯罪，想要享受一次“未成年”特权。而在大多数未成人犯罪的案件中，受害者都是更弱小的一方。
一件又一件血与泪的悲剧，一名又一名幼小的受害者，一个又一个逍遥法外的恶童，昭示着如今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严重背离了初衷，不仅没能保护真正的弱者的权益，甚至还成了犯罪者的保护伞，助长了未成年人犯罪的风气。
2004年，日本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佐世保小学六年级女生杀人案”，该案件的凶手——11岁的辻菜摘被曝光后，却成为了全球无数人的偶像，觉得她的残暴和可爱形象形成的反差很“带感”，称其为“全世界最可爱的凶手”，甚至掀起了日本一大波网民的Cosplay狂潮。
这些手握“免罪金牌”的恶童回归社会后，还很有可能继续为恶，让更多的无辜者受害。广州市番禺区曾经发生过的一起恶性犯罪事件就是血淋淋的例子。
2010年，13岁的广西人韦某掐死一名4岁男童，因作案时年龄未满14周岁依法不负刑事责任；14岁时，韦某又因故意杀害一名6岁女童，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出狱仅2个月，19岁的韦某再次犯案，在高速公路桥下，对独自上学的11岁小女孩心生歹念，强行将其抱进草丛，用捂嘴、掐脖子的手段致使其死亡，随后实施了性侵。
由于其“未成年”身份，“未成年人保护法”庇佑了韦某两次，然而这并没有让其悔改，反而变本加厉，继续行凶。倘若在韦某第一次杀害4岁男童后就能够对其严惩，或许后面两位女童就可以幸免于难。
对恶人的“仁慈”，就是对无辜者的残忍！
法律的宗旨是惩恶扬善，保护弱者。法律的真正意义也不是事后追究刑责，而是震慑犯罪，让“有心者”不敢为也。
若是“未成年人保护法”不能保护真正的弱者，存在的意义何在？
若是“未成年人保护法”反而成了罪恶“保护伞”，法律的“震慑力”何在？
若是正义不能伸张，世间公道何在？
回到邯郸初中生被杀案，如今公众都在翘首以盼，等着三恶少得到应有的惩罚。从此前“吴谢宇弑母案”、“重庆姐弟坠亡案”的判决结果来看，我国的法治正在不断进步与完善，相信这一次也不会让公众失望。
最后，只想说一句：“杀人偿命，天经地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