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回家，搞完卫生出去溜达。沿途遇见熟悉的邻居，笑嘻嘻地问，去坝上？我也笑嘻嘻回答，去坝上！

坝上是长川坝。志书有载：明万历五年，县城南至澉浦一段，因河身淤积，南高北下，新河水无停蓄，荡田四千余亩连年荒歉。里人徐光治于明天启（1627），始起筑长川坝，以阻捺之。

这样看，长川坝初始是源于一道堤坝。或者也因为此，老人都喜欢称呼长川坝为“坝上”。如此，简洁又亲切。

我便是坝上人。出家门往南，再往东，过了桥就到坝上了。

天适时下起了下雨，蒙蒙的。之前生产队里的仓库场已经不见了，那是我小时候的乐园。夏末有雨的时候，队里的妇女都会聚拢来选棉花。品质好的或瑕疵的，在她们的手中飞快地落入不同的大麻袋。待选的棉花堆的山一样高，我们乐此不疲地爬山棉花山，再“嘭”一下直直跳下来。晚上回家，感觉背上有东西在慢慢蠕动，一摸，一条粉红色的棉花虫，跳两下，裤管里又掉下两条来。  

当然，更盼望的是过年。仓库场上一溜的石臼，还有磨的雪白的糯米粉，看架势就知道要打年糕了。

我妈热气腾腾地在其中，冬天里的她，额头沁满了密密麻麻的汗珠。邻居伯伯每抡起木锤砸一下年糕，她就迅速把年糕从臼底薅起来，等待下一锤。年糕滚烫滚烫的，我妈每薅起一次，就急忙用嘴巴使劲吹气。石臼边挤满了看热闹的人，更多的是孩子，眼里充满了期待，嘴巴跟着木锤的起落一张一合。终于，年糕从石臼里被快速捞起来丢入竹匾，婆婆大妈们用手压成一个个椭圆状，并在收尾的时候顺手捏下一块年糕头来递给我们。我们雀跃着接过，立马往口里塞，烫的眼睛都是湿润润的。

桥是三号桥，虽然我迄今都不晓得一号桥二号桥在哪里。

过了桥左边是长川坝小学，长长的U字型平房。低段都是坝上的学生，高段的时候有两个平行班，秦山村和杨柳村的学生加入了进来。

这个印象开始慢慢模糊，隽久地刻在脑子里的是小学西面的露天操场，隔三岔五会有电影放。放电影的那天，我和妹妹用箭一般的速度射回家，扛着长凳去操场上占位置。

那时候，我不过七、八岁，妹妹更小，我们各扛着长凳的一端，努力把它搬到操场中间。有时候路过胡老师家门口，她喊住我们，来，帮胡老师也去占个位置。那就比较麻烦了，我和妹妹得各搬一条长凳：有时候两只手托着，大力士一样憋着劲使劲走几步；有时候用肩膀横扛着，抵着头拼命跑几步；有时候两只长凳套在一起合扛；实在搬不动的时候，就坐在凳子上喘粗气，然后挪动一端，再挪动另一端。总之，孩子的智慧和力气都用的淋漓精致。

天快黑的时候，操场上密密麻麻的都是长凳，和翘首站在长凳上张望父母的孩子。稍顷，父母匆忙赶来，老远就用悠扬的声音呼唤自家的孩子：建囡、伟囡、华囡......夹杂的孩子们的应答声：阿爸、姆妈，我在这里！声音此起彼伏，或细或粗，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

其实我和妹妹基本看不懂也看不到电影放的是什么。等我爸妈来了，紧紧把我们抱在胸前，端坐着像拍全家福一样，我只看到一个个攒动的人头，以及听到邻座嘎嘣嘎嘣嚼炒蚕豆的声音。

小学南侧是长川坝中学，全镇的孩子都在这里上初中。我背着书包，一路小跑赶去学校，教室里已然传来朗朗读书声，沈校长每次都站在校门口，仿佛专门为了守着我。他板着脸问，为什么迟到？我轻声说，我家周家舍的。过几天又迟到，他依旧板着脸问，家里很远吗？我继续轻声说，我家落塘的。然而好景不长，国庆节我玩的满头大汗滚回家，家里在请客，沈校长在我家。他看了我一眼，哼了一声说，你周家舍的？还是落塘的？原来沈校长是我奶奶的侄子。

那以后我只能偶尔迟到，不然沈校长就会拿眼睛瞪我，也会恨铁不成钢地点着车棚里整齐的自行车说，你看，他们骑自行车的都没迟到。我不敢回嘴，心里想，骑自行车的么肯定要先到啊。那时候，我多么羡慕骑自行车的同学们啊。偶尔早到，会在校门口看到他们叮铃叮铃地打着铃声进校园。学校的地势明显要低于马路，于是他们进学校的样子是俯冲的，一个个威风的像草原上的骑兵。

我多么想知道他们车篮中的饭盒里装了什么，吃完饭又做了些什么。但是不能，我这么近，得回家吃。

在我羡慕了他们很多年后，一次同学聚会，在上海工作的同学跟我说：晓得哇？当初我最羡慕的就是你这个坝上人。她充满回忆地说，冬天里，我们摸黑出门，踩着自行车，整张脸冻麻了整只手冻僵了，等我们蒸完饭，抖抖瑟瑟到教室，才看见你两手插在口袋里晃进来。

好吧，在那么久的岁月里，我们曾经彼此羡慕。

沿着老沪杭公路左拐往北，是长川坝卫生院，一溜的平房。

长川坝的人到坝上，往南都是喜逐颜开的，买肉、吊酒、剪布。往北都是愁眉苦脸的，捂着胃摁着肚子。大概只有我去卫生院是眉开眼笑的，因为我爷爷是医生，我是去找他的。

我爷爷创办卫生院的时候是1952年，我还不知道在哪里飞。后来他给我讲他的出诊故事，譬如在大风大雨的时候划船去抢救病人，结果一个漩涡把他卷入河里，他九死一生地爬上岸，还坚持去病人家治病；譬如在一个风高月黑的晚上，他出完诊回家，结果迷路了，误踩了棺材，脚下咯吱咯吱响，眼前磷火飞舞。

这些都是他晚上跟我讲的，白天的他总是被围的水泄不通。我踮起脚也看不见，只好不耐烦地在诊室门口嚷，我竞赛获奖啦，教辅做完啦，爷爷洞察着我的内心，站起身来掏出皮夹。但也有很大的几率没有成功，因为我发现围着的病人里，经常有我的老师，我伸出的手尴尬地缩回来，顺手挠了挠头，怏怏回了家。

彼时到坝上的路，比如今的窄三倍。南边是田野，北边是一条渠道沟。夏天运气好的时候，放学会遇到渠道沟放水，满的差不多要跟路面平了。我们兴奋地冲到渠道沟旁，一手拉着树干，一手伸着水壶去灌水。有次我舀着水，脚下一滑，扑通掉进了沟渠里，并迅速顺着水流漂了出去。幸好有位老人路过，赶紧追过去捞了出来。

这条路，我每天来回走四趟，闭着眼睛都可以知道哪里要拐弯，很是无趣。幸而初中快读完的时候，路南开了个棉纺厂，我们放学，她们也下班，挤在厂门口的样子像一群明星。我偷偷跟在她们后面，真好看啊，细腰丰臀，衣服合体，我对美的追求仿佛在瞬间被激发了。

再去坝上的时候，我更多的是右拐。原先的铁皮点心铺搬到路西后，摆了个花花绿绿的服装摊，好看的衣服用塑料衣架高高悬着。服装摊老板叫大江，江北人。大江的女儿跟我差不多大，涂着口红，这个摊归她管。我对江北人很感兴趣，因为我妈总说我是江北船上捡来的，我也对衣架上挂着的“击剑衫”很憧憬：红色尼龙料子，袖管上分别镶着两条五彩的尼龙条，拉链长的可以直接拉到脖子里。很多个傍晚我放学不回家，顺着大江的服装摊再往东，穿过老街，以及老街两边的店面，尽头是供销社的粮油站。

初夏的时候，我妈会出现在这个让我欢喜又讨厌的地方。坝上的农作物，一半棉花一半水稻。秋收后，地翻垦成一垄垄的，在初冬种下油菜，等春末菜籽饱满了，父母就起个大早把它割倒。我和妹妹选平整的地面铺一块大布，油菜穗朝里，而后我们负责在上面活蹦乱跳，把菜籽踩出来。收完菜籽，脸就会晒的似喝醉酒一般。

菜籽装回家还得反复筛、晒，那些日子回家看见满地的菜籽就头疼。菜籽细细圆圆，踩上去稍不留神就会仰天一跤。好容易可以出手，还可以换冰棍吃，自然是欢喜的。

但我又很讨厌粮油站的人，明明平时是认识的，可那时候都面无表情，个个很屌的样子。有时邻居的菜籽很饱满，也晒干了，可最后卖的品次和价格跟再隔壁那家湿湿瘪瘪的一样。还有的，干脆被退回去，说等晒干了再来。于是每每我家的菜籽被抓了一把去检验，我的小心脏都会不齐整地砰砰直跳。

雨停了，我在沪杭公路边停下脚步。这条民国二十一年贯通沪杭的老公路，如今刻满了斑驳的印痕，风或轻或重地掠过它，它被逐渐拉远又弹回。曾让我有美好向往的点心铺和大江的服装摊，已在记忆深处慢慢淡去，生华卖肉的铺子也不复存在。

于是转身往回走，路过曾经的长川坝中学和小学，又到三号桥。有熟人在对面笑问：坝上回来哩？我也笑嘻嘻地答：回来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