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黑格尔对法国大革命的一个非常严厉，也是非常深刻的一个批评。我认为至今很难有人超过他，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批评，讲老实话这200年还无数个人，但是，像黑格尔这么深刻的人极少，他说的康德和费希特的革命本身也是更大的生活方式，就是近代的道德世界观的一部分，当恐怖在法国出现的时候，恐怖就是使得人民的要求就好像是绝对自由的一个理性的体现，在分裂的德国道德世界观，首先在宗教的发展了，而不是在政治当中出现。
道德世界观，他关心的主要的对象是自由，但不是制度方面的自由，比如号召建立一个绝对自由的政府，而是靠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于任何社会条件的个人，实现自己的极端自由，就是自己给自己立法，使自己服从他，他认为康德费希特都是这样。
如果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支持者来说，自由的威胁是政府和贵族专制，在道德的世界观看来，自由的威胁就是自然自由，就是能够不受任何自然约束给自己立法。
而这只有通过检查和自我立法的义务才能够实现，对于道德世界观最重要品的是一个人形成一种独立于自然特殊力量，比如先验自由，跟自然没有关系，因为先验就是不需要经验，跟自然没有关系，把自己的准则表述为可以普遍化的一个要求，我们人就能够根据正确的动机来行动，但是，这是一个规律，康德费希特也很到位，这是对于个人的问题，不是对政府的问题。
没有任何的制度，能够让人先验自由，在这一点上康德跟我们儒家讲的制度不能决定一个动机，因为只有你有个人愿意怎么做，现在社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一方面强调人是有意志，一方面是最没有自由意志的。我有什么办法，大家都这样，我只能这样，我没有办法了，都是这样。
我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文革时期的一个上海写作组的一个小负责人，他们一个回忆录，他那我什么办法，我是党员，领导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他没有任何说，对过去在中国的历史当中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有些问题他也参与了，他都讲我是党员，我是下级，下级服从上级，我们个人总是要服从领导，我的领导我他要我怎么做，我当然就怎么做，跟我没有关系的，而且你凭什么审查我干什么坏事。
按理说我是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你说我杀了几百万犹太人，对不起，不是我，你们去查好看都有上级的命令的，我只是履行了军人的命令，是而且我们德国人从小就被教育成一个公务员，要服从政府的命令，我是美德。
因为康德有一点是非常对头，把道德责任是放在自己身上，今天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把道德问题的责任给自己扛起来，而不是对方不做，孔孟没有这么说过，什么道德责任，这是现在的概念，但这里面有题中应有之意，你是可以把他给挖掘出来，如果都不要负责任，那世界上就没有道德了，什么事情你只要说领导要我做的，那随便，这就没有了。
所以，在这一点上，黑格尔还是对康德有所肯定，不过话会说回来，根本还是对道德世界观的批评，就是道德世界观的真理是一种掩饰，一方面他要求我们应该为义务而义务，因为义务是我们的自我立法规定的，我就应该这么做，可是另外一方面，他又声称我们在实践上没有把办法把义务的要求和自然的要求分开，即使义务在规范上总是优先人必须努力完成道德，因此人不管自己的幸福而行动，仍有应尽可能让德国统一，因此道德世界观不断的在掩饰，假如说就是按照规定而应的动机行动，同时却主张不考虑自己的幸福，人是在从事一个实际上没有希望的事情！
黑格尔说了道德世界观后边的那种基本的演示模式，是甲方最重要的东西，是完全个人的，与个人符合，还是不符合道德法制的高要求有关，而不是制度的历史和政治生活，但是，黑格尔认为，真正重要的是。因为你个人的抉择有没有责任，有，比如金钱和权力，最后决定你权不是离经叛道，而是法庭是由什么决定的，如果黑格尔在，他会说是由我们的历史和政治生活来决定的。
这个不是一个抽象的一个原则来决定的，你说一定要评判的是什么？
要评判的是我们的历史事件来决定的，恐怕黑格尔如果能够懂中文，他能够懂得我懂得我们中国人对金钱问题的讨论，他会这么说，否则的确在公羊传里边讲宋襄公的例子，这个例子为什么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判断？
还有公羊和谷梁传里面对宋襄公事情，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判断，截然不同的判断，一个认为宋襄公绝对是大君子，一个绝对是混蛋。什么会有两个不同的判断，黑格尔会说，如果我们公羊对还是谷梁对，我们恐怕要放在春秋的世界里面去来判断问题，我们才能够看得出公羊和谷梁，哪个更符合，更可能被我们接受。
而不是说我们站在我们今天的一个立场上来说，公羊对还是谷梁对，而现在往往就是这样。讲微言大义，其实公羊和谷梁都讲微言大义，跟我都是不一样的，可是如果我们站在哪一边，完全根本没有方法，他们最比较讨厌的就是讲公羊，来跟年轻人讲公羊多了，他不知道历史世界四个字，于英时写的书好像。而且宋明理学的没有一个不引用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我看他又没有把宋朝的历史世界里写出来。
是现代的一个世界，他有很多按照现代眼光投射到宋朝去的，于英时是一个绝对的一个现代性，而且他还是个教条主义的现代主义者，那就有问题了。所以，他很多地方跟钱穆是不一样，那是不一样的，钱穆对他是有批评的，可是也没有办法，学生大已经成了名流了，你能怎么办？
因为钱穆是历史学家，别的不看，中国历史当中不是只有你举的这些例子，跟你相反的例子可能数倍于你现在举的例子，你为什么都不讲，所以，当时因为整个台北轰动，因为那时还没戒严，知识分子觉得给我们出了一口气，其实因为于英时后来自己都说了，我是骂大陆这一边的，但是，台湾那边借我的嘴是骂国民党控制思想。
钱穆在家里也听说了这个事情，以后就跟那个时候联合报的主编叫王什么，你把那个文章拿给我看，王主编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台湾的报纸，就把文章看好了以后，觉得都没错。后来于英时是也知道事情瞒不过了，天下人都知道，他讲的那个老师对我观念有许多地方是不统一的，不过并没有影响我们两个人的感情，为什么不能同意？
因为史学家如果是一个客观的史学家，你不能够掩盖材料，掩盖事实，按照乾嘉学派来讲是几个最大的不德之一，那就是掩盖材料，你明明知道有这方面不同的材料，你为了表示中国历史就是像你讲的，你把这些材料都不搞，钱穆他很简单的，我也不用写文章，我一条一条把所有的材料放在边上，你的论证就全部完蛋了，这是题外话。
历史没有简单，朱熹的历史世界，我一开始看到也很兴奋，但你看到的是于英时的现实世界。黑格尔就是认为，道德世界观最大的问题就是，他过分的强调动机和自我纯洁性，强调了行动者自我立法的能力，不能够受到任何污染，这种纯洁性在道德世界观当中起到决定性规范的作用，这种纯洁性的承诺，保证最终要求行动者保证动机的纯洁。
在古代欧洲的基督教传统中发展能够找得到支持，我们诉诸个人的良心，其实在黑格尔看来，你怎么能够要求一个人，他抽掉他的社会文化传统社会背景，以及他个人的很多的历史承诺和其他的一些个人的一些倾向，来让他立法，这样一个抽象真空的个人，有可能吗？
黑格尔可以表示怀疑。黑格尔他的辩证就变深在这个地方，一方面在近代生活当中划出良心的空间，是近代生活巨大的成就。的确我们不能完全说，历史怎么样传统怎么样，我所在的社会就是这样的，个人的良心当然要突出的，如果不讲个人良心，那成了什么。
所以，他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但是，他说，在近代思想在划出空间的方式的时候，也包括了一些错误的转向。
就是要求纯而又纯没有任何污染，好像我们人就应该成为一个理性之外，就没有任何其他的一个，后来，整个的现代西方思想，是沿着黑格尔的批判在进行，为什么弗洛伊德会这么走红，一直到今天，他彻底颠覆了说我们人污染的不能再污染了。不但是被在被社会在被历史污染之前，首先就被自己的欲望，被自己的下意识所污染，你们讲的理性的主体就根本就不存在，整个的现代的一个西方的一个思想，可以看得很清楚，是沿着这样的一条道路在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