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解释两个部分：税收的经济效应，和税收为何存在并增加的社会学问题。前者属于行动学逻辑的范畴，后者则是受行动学逻辑制约的社会学和史学的研究范畴。本笔记重点解释前者。

之所以要讲税收的经济学效应，并非因为这个领域尚待研究；而是因为真正了解的人少之又少。至少就流行的经济学教材而言，除描述不同税制及其历史发展外，对税收一般效应的问题近乎缄默；对税负归宿问题的讨论，也总是带有缺憾的。

然而，150年前的经济学家萨伊，就正确地把“税收”归类为“财富的消费”。他说：“所谓税收，是指一部分国民产品从个人手中转移到政府手中，以支付公共消费或开支。”

显然，税收是对特定物理资产（今天主要但非只以货币形式）及其包含价值的一种强制及非契约转移。排除前一次课税的可能性，只有尚未被消费的资产，或价值尚未被消费行动耗竭的资产，才可能被征税。因此，任何课税方式，都意味着被课税者期望从先占、生产、契约中所得的减少。

由于所需要利用的稀缺资源至少包括时间和自己本可用于消费和(或)享受闲暇的有用之躯，从事先占、生产及契约活动的机会成本上升，则边际效用下降，而消费和闲暇的边际效用提高，相应地造成前一种用途替换为后一种用途的趋势。

由此不难推出，课税降低了未来收入及可消费水平。税收因其必然阻碍生产，也导致了实际时间偏好率的提高，于是生产期和准备期也缩短了，在经济上带来一种推动人类生活仅能糊口生存之趋势。这也就意味着，只要加税足够重，就会见到人沦入兽一般的水平。

经验是无法证伪上述推论的。实际上，绝对产出水平的增加和税负的增加，完全可以同时存在。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

另一种获得支持的理论认为，征税行为导致了应税资产的收入减少；相对于从其他活动形态产生的边际效用，这个减少量提高了应税资产的边际效用；因此，税收实际上有助于提高而非降低从事生产的倾向。

就提高边际效用这一点而言，上述论点没有错；但生产仍然是降低了。霍普指出税收蕴含着双重信号：一方面是有利消费和闲暇而不利劳动的替代效应，另一方面是提高应税资产边际效用的收入效应。然而，人的行动总是基于选择——不仅存在着拥有某物与不拥有某物的选择，而且存在更快拥有较少某物和更迟拥有较多某物的选择。于是税收发出的双重信号，一方面“尽早获得有价值的财产”和边际效用提高相契合，另一方面“缩短等待期”和原始利息提高相契合；最终都导向了生产过程的缩短，即生产能力被损害。

而我自己则稍微有些不一样的理解。

“应税资产的减少导致其边际效用的增加”，从边际效用递减律来看是正确的，但不能从中推出“生产激励得到增加”；事实上是减少。从“目的-手段”的框架来看，应税资产之减少，必然使其无法投入到原本可以实现的更长期的生产；即纯市场社会下，用于更长期生产的用途更优先于为应付税负的生产调整。但课税改变了上述价值排序，因此最不紧迫的需要成为了最紧迫的需要，欲望满足在事实上是降低了；但不这么排序，欲望满足必然降低更多。（这里需要补充：在市场社会下，最紧迫的欲望得到满足、接着是尚未满足的不紧迫欲望成为了最紧迫欲望，这是欲望满足增加的体现；但课税之后，最紧迫的欲望由于缺少实现它的手段而无法满足，因此人必须重排价值表，把不紧迫的欲望升级为最紧迫的欲望，因此欲望满足是减少的。人对各级欲望进行排序，最终是为了尽可能快地实现尽可能多的欲望）就序数级的角度来看，应税资产的边际效用确实增加，但结果却是欲望满足遭受了损害；又因为生产的欲望必须让步于纳税(以避免惩罚)的欲望，因此反而是降低了从事生产的倾向。如果应税资产只限于某类特定资本品，那么一个很显然的推论，就是这类资本品的生产与积累必然受到阻碍。即使经验上观察到有所谓“额外劳动支出”的存在，也不改变上述结论，就像高税负与高产出同时发生一样。但如果要用“双重信号”来解释，我认为必须认识到的一点就是，更高价值的财货和更短的等待期其实是互相排斥的。

回到原文。霍普完成对税收效应的一般经济分析后，重点围绕营业税或销售税分析税负归宿问题。他反对将税负问题归结为未决的经验性问题、并称取决于应税产品之需求弹性的答案，因为这种解释假设可全部或部分地将税负向前转嫁给顾客，这无异于主张税负可以不损害生产。要反驳这种税负向前转嫁学说，甚至可以不使用前述推理，只需假想一个双重角色行动的情境，即单个行动者同时为生产者和消费者。

因此这种荒谬也就很容易地得到揭示：向前转嫁学说没有认识到分析中必须假设需求给定，因为需求在任一时刻都是给定的。没有把握到这一点的话，就会把税负归宿的分析，偷换成价格如何受需求变化的分析。用供求曲线来分析，税负使得供给曲线左移，抬高了价格，因此消费者也就蒙受损失。这和教材的结论非常相似，但必须明确：消费者之受损，乃因生产者受损；供给的要价被提高，首当其冲受害的是生产者。

用供求曲线来分析上述问题的方法，我对此有不同看法。这种方法虽然可以获得较为直观且近似的解释，但理论上它终究是不准确的。事实上，税负损害资本积累，而商业活动需要资本积累；因此税负必然在边际上，损害了原本可以达成交易的供给方和需求方通过交易提升资产价值的可能。至于哪一方受到的损害会“更多一些”，我认为这是无法做量化分析的。

讲完税收的经济效应后，霍普从社会学和历史学分析税负的形成及其扩大的原因。

生产型企业的规模受到成本及需求条件的限制，但政府从来不受这些限制，因为运营模式就压根不一样。但是政府会受到公众舆论的限制。政府要维持它对大多数处于受剥削地位的人口的控制时，它必须要靠强制，以及对公众舆论的成功操控；而为了维持政府内部的秩序安排，政府又必须依靠公众舆论。

18世纪以来不断壮大的自由主义革命成功让公众舆论钳制了政府，但政府却通过干预教育体系而成功改变观念。为了让公众接受政府对教育的干预，政府采用收入再分配、商业管制，以及民主化，来收买公众，以腐蚀他们的观念。

这种做法滋生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壮大，而这种思想又促进了战争的爆发；战争则进一步扩大了政府的权力，尤其是对国内之私有财产的控制。

然而这个世界终究不处于单一政府的统治之下。在国家冲突中，课税型政府相比较管制型政府，能支配更多的经济资源，因而更容易处于优势地位。这解释了美国为何能在世界帝国主义势力行列中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