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一三四:何谓“至诚如神”
来书云:“所释《大学》古本,谓致其本体之知,此固孟子尽心之旨。朱子亦以虚灵知觉为此心之量。然尽心由于知性,致知在于格物。”
“尽心由于知性,致知在于格物”,此语然矣。然而推本吾子之意,则其所以为是语者,尚有未明也。朱子以“尽心、知性、知天”为格物、致知。以“存心、养性、事天”为诚意、正心、修身,以“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为知至、仁尽,圣人之事。若鄙人之见,则与朱子正相反矣。未“尽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圣人之事也;“存心、养性、事天”者,学知利行,贤人之事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学者之事也。岂可专以“尽心知性”为知,“存心养性”为行乎?吾子骤闻此言,必又以为大骇矣。然其间实无可疑者,一为吾子言之。
夫心之体,性也;性之原,天也。能尽其心,是能尽其性矣。《中庸》云:“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又云:“知天地之化育,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此惟圣人而后能然。故曰:此“生知安行”,圣人之事也。存其心者,未能尽其心者也,故须加存之之功;必存之既久,不待于存而自无不存,然后可以进而言尽。盖“知天”之“知”,如“知州”“知县”之知。知州则一州之事皆己事也,知县则一县之事皆己事也,是与天为一者也。“事天”则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犹与天为二也。天之所以命于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敢失,养之而不敢害,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者也。故曰:此“学知利行”,贤人之事也。至于“夭寿不贰”,则与存其心者又有间矣。存其心者虽未能尽其心,固已一心于为善,时有不存则存之而已。今使之“夭寿不贰”,是犹以夭寿二其心者也。犹以夭寿二其心,是其为善之心犹未能一也,存之尚有所未可,而何尽之可云乎?今且使之不以夭寿二其为善之心,若曰死生夭寿皆有定命,吾但一心于为善,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而已,是其平日尚未知有天命也。事天虽与天为二,然己真知天命之所在,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耳。若俟之云者,则尚未能真知天命之所在,犹有所俟者也,故曰:所以立命。立者“创立”之“立”,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类。凡言“立”者,皆是昔未尝有而今始建立之谓,孔子所谓“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者也。故曰:此“困知勉行”,学者之事也。今以“尽心、知性、知天”为格物致知,使初学之士尚未能不二其心者,而遽责之以圣人生知安行之事,如捕风捉影,茫然莫知所措其心,几何而不至于“率天下而路”也?今世致知格物之弊,亦居然可见矣。吾子所谓“务外遗内,博而寡要”者,无乃亦是过欤?此学问最紧要处,于此而差,将无往而不差矣。此鄙人之所以冒天下之非笑,忘其身之陷于罪戮,呶呶其言,其不容己者也。
《中庸》讲“至诚如神”——一个人纯粹自己的本心能与天地合德,达到至诚程度,便会如鬼神一般具备化育万物的神通。后人评价王阳明“用兵设谋,洞察人心,近于鬼神”。其实,不独在用兵上,在生活讲学领域,阳明先生也是“至诚如神”的。比如,这封与顾东桥讨论为学之道的书信,文字神通跃然纸上,深研细究,余韵无穷,大有波诡云谲、拨云见日气象。哪里是一般人恹恹然可以写就的文字?
你来信说:“先生所诠释的古本《大学》,提到‘致知’是对心的本体的知,这固然是在发扬孟子‘尽心’的宗旨。但朱熹先生也用虚灵之心所知觉的天下事理作为人心量的源头活水。然而您却又说‘尽心是由于知性,致知则在于格物’。”
“尽心由于知性,致知在于格物”,这句话没毛病。然而推想你说话的本意,之所以这样说法,是因为还有不真正明了的地方。朱熹先生把“尽心、知性、知天”看作是物格、知致,把“存心、养性、事天”看作是诚意、正心、修身,而把“夭寿不贰,修身以俟”看作是至仁、至智的圣人境界。若依我粗陋之见,则正好与朱熹先生的观点相反。所谓的“尽心、知性、知天”,属于“生知安行”,是圣人的境界;而“存心、养性、事天”,属于“学知利行”,是贤人的境界;至于“夭寿不贰,修身以俟”,属于“困知勉行”,是一般学者的状态。怎能简单地把“尽心”、“知性”视作知,而把“存心”、“养性”视作行呢?你猛然听到我这番话,一定又会为之惊掉下巴。然而这其间没有什么可怀疑的,我一一为你说来。
心的本体是性,性的本原是天。能够尽心,就是能够尽性了。《中庸》中说“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只有天下至诚的人才能充分发挥他的天命之性,又说“知天地之化育”、“质诸鬼神而无疑”——洞悉天地的化育生长和质询于鬼神而没有疑问。如此才算是知天,这种境界只有圣人才能达到,所以我说“此生知安行,圣人之事也”。存养本心的人,也就是还没能做到本心充满天理的人,所以还须在存养天理上下功夫;一定要存养到一定程度,到了不需要刻意去存养而无时无刻不存养的境界,才能进一步说达到了“尽心”——心中充满天理。大体来说“知天”中的“知”,就像“知州”“知县”中的“知”,对“知州”而言,要把整个州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对“知县”而言,要把整个县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就是在州、县这个意义上与天合而为一体。“事天”则像儿子奉事父亲,臣子奉事君王,此时人尚且和天是两回事——还没有达到天人合一的程度。天所赋予我的是心、是性,我只是暂存它而不敢丢失,修养它而不敢危害,就像“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一样——“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所以我说“此学知利行,贤人之事也”。至于“夭寿不贰”,则和存养其心的人又有了不小的差别。存养本心的人未能做到尽其心,却已经一其心致力于为善去恶了,偶尔有失去这一本心的时候,再存养它就是了。强调人“夭寿不二”时,是假定面对夭寿贰其心的人而言的。因为寿命的长短为道之心就表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是因为他为善去恶之心还不能始终如一。存养一心尚且有所不能,尽其心更从何说起呢?如今要他不再因为生命的长短而改变为善去恶的心,像是强调人的生死夭寿都各有天命在,我只要一心为善去恶,修养我的身心,坦然接受天命的安排就是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平日还不知道有天命的存在。奉事天虽然是将天人分开为二端来看,但已经知道恭恭敬敬地去奉事信从天命了。那些“俟命”的人,是还没有真切感受到天命的存在,依然在等待天命的出现,所以孟子说“所以立命”。“立”即“创立”的“立”,就像“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中的“立”。一旦说到“立”,都是指以前从未有过而如今刚刚开始创立的意思,也就是孔子所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者。所以我说“此困知勉行,学者之事也”。现在如果像朱熹先生那样把尽心、知性、知天当作物格、知致,是在责难和要求刚入门尚未做到“不贰其心”的初学者,去攀比、对标圣人“生知安行”的境界。这就像捕风捉影一样,心茫茫然而不知所措,怎么能避免不陷入“率天下而路”——流入率领天下学人疲于奔命的境地呢?现如今世上物格、知致的弊病,已经显而易见了。你所说的“务外遗内,博而寡要”——专务外务忽视内修,所学冗杂而不得要领。这不正是它显现出的弊病吗?这是圣人之学最为关键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出了差错,就会一错百错、一错到底。这正是我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顶着天下人的非议与嘲笑,不顾自身陷于怪罪和指责,仍然喋喋不休的原因。
据说,世人做事分为三个层次。最低层次的人,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奇怪的是,社会上有一种声音,居然在鼓励我们做这样的人。稍微高一个层次的人,做自己该做的事情。也就是从自己的角色、身份出发,去做责任所系、使命使然的事情。这种人常常成为各自领域的佼佼者。最高层次的人,做天要自己做的事情。完全把自己交付出去,达到了天人合一的程度。
商汤带领民众求雨时,有一句祷词——“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分明是将民众的责任揽下一力承担的节奏。把及时降雨这件本该上天做好的事情当作自己的责任和义务,把民众的责任和罪过揽下自己来承担。这样的人,怎么能不做天下的领袖呢?无独有偶,周武王在类似的场合,也讲“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当一个人真正发自内心无私地去做天交办的事情时,自然也就具备了天的能耐与神通。或许,这便是“至诚如神”的真意吧。当我们形容一个人“至诚如神”时,一定是因为他正在做天要他做的事情。
至于人所做的到底是不是天要他做的事情,大概只有他自己和天地、鬼神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