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屈万里膺选台湾最高学术称号“中央研究院”院士，他的当选理由是：“对先秦资料之考订、中国古代经典（诗、书、易等）及甲骨文研究均有成就，尤精于目录校勘之学。”他在甲骨文方面的治学过程和学术成就尚没有专文介绍，谨以此文补白。

一、结缘甲骨文

1942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空缺一个助理员的位置，主要任务是帮助整理甲骨文。屈万里此时在中央图书馆是副教授的待遇，到史语所只是助理员的身份，待遇低了一半，但他在之前的学术研究中发现，古文字学对于解读古典经典、特别是先秦史料有重要的帮助，而他之前在这方面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学习。为了自己所钟爱的学术，他决定应聘这个位置，并请他的老上司王献唐给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写信推荐自己。其中的细节和周折可以从王献唐给屈万里的两封信得到印证。

1942年9月29日王献唐致函屈万里有云：

“赐函及孟真笺，均悉。孟真求贤爱才之意甚殷，此种精神，今人岂易得哉！仆反复思之，弟仍是到孟真处好。孟真为人热肠，又无阔人习气，为学问、为交友，此机会不可失也。孟笺并交达生阅过，兹附还。”

同年11月19日王献唐又致函屈万里：

“日前晋城晤蒋慰堂，彼对弟事，言已见孟真及朱先生，允许暂不调李庄。又言弟如何精进勤奋，在馆工作，绝不妨碍。弟之研究学问，弟欲如何则如何。其言甚长，大抵如弟所闻。惟言孟真曾介绍一人代弟，彼不同意。最后又言，求得一研究版本者，并非甚难，求如弟之忠信可靠者，则无其人。馆中以善本为最重要财产，非得弟掌理，即不放心，嘱仆转求弟勿萌去志。情词甚切，其最后数言，仆甚动心，以为其事确也。仆意，在可能范围之内，不宜过于决绝。孟真处，随时可往，能至日后可行之时再行，亦是处世一道，请弟裁之。”

信中提及的蒋慰堂即蒋复璁，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此时屈万里即在他手下工作。孟真指傅斯年，时任史语所所长。朱先生应指朱家骅，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达生即末代衍圣公孔德成。仅仅不到两个月时间，王献唐从力劝屈万里进入史语所，到力阻进入。而且这点小事，竟然还惊动了中研院院长和衍圣公。从中可以看出，蒋复璁馆长对屈万里依赖之重，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工作、治学的勤勉，特别是做人的忠厚可靠。虽然有蒋复璁的执意挽留，王献唐的真情劝谏，屈万里还是在第二年初以“借调”名义进入了史语所，虽有些看似不近人情，但更表现出求知若渴的坚定态度。从此开始了他与甲骨文的“亲密接触”，并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他手写的《三十三年秋至卅五年年底自修课程表》（即1944—1946年）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甲骨文、金文”。他自己曾说：在史语所“这三年的学习，是生平最得力的时机。”

二、屈万里甲骨文学的成就

1955年，屈万里再次进入史语所，为副研究员，任务就是“殷墟文字甲编考释”。由于之前抗战和内战等原因，之前史语所虽然发掘、搜藏了大量的有文字的甲骨，但只做了甲编，并未做考释。1943年冬，史语所迁到南港，才开始为这些从大陆带来甲骨开箱整理，而全面开展甲骨文研究，则是在1955年秋。这时，傅斯年先生已去世3年多，李济继任第三任所长。

考释的第一步，就是把史语所在殷墟先后九次发掘的3900余片有字甲骨中，把可能拼合的甲骨尽量拼缀起来，要从一大堆甲骨碎片中，寻找拼湊成一片完整的甲骨，既费时又费神，没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是不可能完成的。有时偶尔拼成一片，高兴的手舞足蹈；有时几天拼不成一片，则垂头丧气。这项枯燥而孤寂的工作，他一干就是三年，终于拼成了223版。屈万里曾借用辛弃疾的名句表述他当时的感受：“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拼凑工作完成后，下一步就是识字。甲骨文是现在可看到的最早的汉字，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字形不仅与楷书、隶书、小篆相去甚远，即便是与金文也有很大的不同。中国最早的字典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在甲骨文出现后，才发现其中有一些对字义解释不对的地方，就是因为许慎依据的是小篆和大篆，当时还没有发现甲骨文。屈万里根据这些最详实的一手资料，写成40万字《殷墟文字甲编考释》一书，考辩字义，诠释文辞，其中新识及订正旧说达70余字。1960年由史语所出版。

之前，李济先生凭借《殷墟文字甲编》一书，奠定了本人及史语所在古文字学及考古学的地位。屈万里先生该书的刊行，在此基础上探赜索微，更深一层，更进一步，一举确立了史语所在世界考古学、古文字学界的领先地位，也使其本人在中国甲骨文学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

屈万里治学有一个独到之处，就是把古文字学和经学结合起来。我们知道，屈万里最主要的成就在经学方面，李济先生称他是“台湾经学第一人”。屈万里坦言，他当初执意要进入史语所研修甲骨文，主要目的就是为解读古代经典找到一条最原始的通路，结果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而这是很多经学者所不能企及的。如他的《汉石经周易残字集证》、《汉石经尚书残字集证》、《汉魏石经残字》等著作，都是以字解经的代表。他在《我的读书经验》一文中曾说：“研究有关先秦的学术，第一必须辨别史料。第二必须读金文、甲骨文之类的书。此外还应参考考古学、民族学方面的资料。”

另外，屈万里还有一些解读古文字的字形、字义的单篇文章，如《文字形义的演变与古籍考订的关系》、《字义的演变和学术资料的解释与鉴别》、《谈谈甲骨文》、《甲骨文简介》、《河字意义的演变》、《仁字含义之史的观察》、《岳义稽古》等。以“河”字为例，屈万里经过统计，河字在《周易》中仅出现1次，在《尚书》中出现21次。在《诗经》中出现26次，以及其他先秦典籍共出现约400次，经过一一考释，最后得出结论：“河字，在甲骨卜辞中很常见，都是指黄河，没有别的解释。”并且进一步考证出，河字作为现代意义的河流的通称，始于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后。仅此一例，可以窥见出屈万里博引旁证、精细绵密的治学精神和令人叹为观止的深厚古文字功力。

屈万里门下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中，至少有三位的毕业论文是以古文字为研究方向的，如张光裕的硕士论文为《先秦泉币文字辨疑》，吕振端的硕士论文为《汉石经论语残字集证》，张光裕的博士论文是《伪作先秦彝器铭文疏要》。屈万里的另一位弟子，硕士和博士导师都是屈万里，虽然毕业论文不是以古文字研究为题的，后来却成为台湾大学书法教授及台湾地区最负盛名的书法家之一，这自然与他早年接受的甲骨文方面的教育有着直接的关系。

正是因为屈万里在甲骨文及经学等方面的突出成就，屈万里在晚年曾担任史语所代理所长、所长达8年之久，直到他查出癌症，五次写信坚决请辞才被批准。直到去世，他仍是该所为数不多的终身研究员。甲骨文学也成为他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的理由之一。

三、屈万里谈甲骨文

1971年，屈万里接受《幼狮学志》编辑孙小英女士的采访，该刊发表了他的访谈录，原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重点及珍贵资料》，其中有关于甲骨文的章节，现摘录如下：

大家都知道，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是震惊世界学术界的一件大事，民国十七年以前，一般外国学者，对于我们中国古代史，在西周以前，他们都认为是传疑时代；夏代或夏代以前，他们固然不相信，就连商代文化，他们也持着怀疑的态度。因此在许多外国人所编世界史里，中国史事只占寥寥的几页。其时不仅外国人对中国古史抱着怀疑的态度，有许多本国学者，也是如此。可是，自从民国十七年起，到二十六年对日抗战开始止，史语所在河南安阳前后共做了十五次的科学发掘工作，所得到的铜器、陶器、石器、玉器、骨器等，大约在十万件上下，此外还发掘出了两万四千九百多片有文字的甲骨。

由于这个发掘工作是科学性的发掘，因此所得到的资料，自然是绝对可靠的原始资料，我们从挖掘出来的铜器的铸造技术来看，以及由石器、玉器、骨器等雕刻的优良技术来看，都可以证明商代的文化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准。

另外，再就甲骨文来说，那时已经有四千六百多个不同的字，我们知道，一部《三民主义》才有两千三百多个不同的字，在商代，就可以用这么多不同的文字，我们便可以推知商代文化高度。而且在这四千六百多个不同的文字当中，形声字占了百分之二十七。我们又知道，文字愈进化，形声字愈多，因此我们可以推测：中国文字发展到像商代这么进步的文字以前，必然经过一段很漫长的演进时期。传说中黄帝造文字，这句在没有得到科学的证明以前，我们虽然不敢肯定的说，但是从刚才所说的现象看起来，中国文字在商代以前，已有千把年的历史，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再从甲骨文记载的史事来看，它可以纠正传统记载之误，和可以补充图书资料之缺的，多得不胜枚举，因为有这些发现，从前怀疑中国古代文化的外国学者和本国学者，见到了这么多的真实资料，当然，他们的观念都改变了。这是安阳发掘对中国古代史方面一个最重大的贡献。

在安阳发掘的这批资料，于抗战期间，先由南京运到长沙，次由长沙运到昆明，再从昆明运到四川的西部。胜利之后，又运到南京。大陆危机的时候，便全部运到这里来。这些东西虽然经过这么多的颠沛流离，但我们还是统统保存在这里。因为资料太多，我们虽已出了许多本考古报告，但还没有完全把它报告出来。这些资料是我们国家文化的命脉，同时也是史语所最重要第一手的研究资料。

此外，我们在济南龙山镇所发掘的黑陶文化标本，在河南浚县所发掘的西周时代的器物，在河南汲县发掘的战国时代的器物，以及西北科学考察团所发现的一万多件汉简，现在都完整的保存在史语所里，像这些都是做研究工作最重要的原始资料。

…………

以上所说的这些资料，可以说完全和中华文化有关。而且这些资料，不是我们亲手发掘的，就是我们亲自调查的，他的可靠性，是百分之百的。也就是由于这些最原始、最可靠的资料，所以我们同人们根据这些资料研究的成果，颇为国内外学术界所重视。我们不敢自己夸大的说，对学术文化方面，有多大的贡献，至少我们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做学术研究工作。对于发扬中华文化，我们多多少少的尽了一些力量。

在屈万里另一篇文章《从殷墟出土器物蠡测我国古代文化》中，分别从文字、历法、宗法、祭祀、交通和工艺六个方面勾勒出中国的上古文化的轮廓。对于古文字，屈万里如是说：

一提起殷代的文字，马上就使人想到甲骨文，有人认为殷代只有甲骨文一种文字，其实不然。殷代的青铜器、陶器、玉器和石器上都有文字，时隔三千年，我们仍然可以看见它们的真面目。不过它们的数量，比甲骨文少得多。而我们常说中国在黄帝的时候就有了文字，但这种说法并没有地下挖出来的东西可以证实。但从甲骨文发展的情形推断，大概殷商以前约一千年中国已有了文字，是没有问题的。又如甲骨文是先写后刻，有些写了以后还没有刻的文字，留在甲骨上。从那些没刻的字来看，如果不是用毛笔写的，绝不会有那样的锋芒。因此，可以证明殷时已有了毛笔，而一般人以为毛笔是蒙恬发明的，由于甲骨文字的出土，证明旧说是错误的，这是纠正历史记载的又一例证。

从屈万里这两段文字里，我们至少可以解读出他对甲骨文理解的几层意义：一是推翻了中国上古的疑古说；二是纠正了先秦史料中的谬误；三是中国文字至少出现在四千年以前；四是毛笔在殷代就已出现，否定了蒙恬造笔说；五是殷商文字不止甲骨文一种；六是对汉字本义及演变进行了梳理。

作者简介：

屈焕新，原台湾大学中文系所主任与教授、台湾“中央图书馆”馆长、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著名学者屈万里先生嫡孙、山东理工职业学院特聘专业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