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根义
一、尉氏官话的历史地理基础与起止时段考辨
尉氏县地处豫西山地与豫东平原交界地带，西邻郑韩故城新郑（今新郑市），东接陈留古郡，北连汴洛官话核心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中原官话郑开片的重要节点，并在历史长河中承载了多重语言文化叠合的特征。从历史地理与语言演变的双重维度来看，尉氏官话的形成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雅言”传统，并在东汉以降逐步定型为区域性官话标准音韵，其起止时段与政治文化中心的变迁紧密关联。
1. 先秦至东汉：雅言传统与尉氏官话的萌芽
先秦时期，中原地区的“雅言”以洛阳为中心，作为周王室及诸侯国的官方语言。尉氏所在的郑国东部边疆（春秋时称“圉地”），因毗邻周文化核心区，较早受到雅言的渗透。据《陈留风俗传》记载，郑庄公时期（公元前743—前700年），尉氏一带即为郑国东部军事重镇，兼具文化交融功能。至东汉时期，陈留郡辖尉氏、杞县等地，蔡邕家族作为陈留郡望，其故里蔡家庄（今尉氏县蔡庄镇）成为儒学与文化中心。蔡邕本人长期活跃于洛阳，其著述与书法活动进一步强化了尉氏与洛阳官话的联系。朱绍侯教授考证，蔡邕故宅及家族墓群位于尉氏县南三十五里蔡家庄，且明清方志如《河南通志》《大清一统志》均明确记载此地为蔡氏祖源。这种文化名人的集聚，使得尉氏方言在东汉时期即与洛阳官话趋同，形成早期官话的雏形。
2. 唐宋至明清：官话的定型与传承
唐代以降，尉氏因地处汴洛交通要道，其方言进一步受到长安、洛阳官话的影响。罗隐《圉城隅作》中“东望陈留日欲曛”的诗句，揭示了唐代尉氏圉城（即蔡家庄）与陈留郡的地理文化关联。宋代黄裳《尉氏五题·蔡相庙》及明清文人诗作中频繁提及的“蔡祠茂林”“蓬池”等景观，均表明尉氏在士人群体中作为文化符号的地位。至清代，《钦定方舆路程考略》等官修地理志明确记载尉氏方言的权威性，如蔡邕妻赵氏“青泥塚”与蔡氏宅墓的地理定位，进一步巩固了尉氏方言与中原官话的同一性。由此可推断，尉氏官话自东汉至明清的千余年间，始终作为区域性标准音符存在，其核心时段为东汉至清末。
3. 现代语言学的佐证：尉氏方言的官话属性
现代方言学研究表明，尉氏话属中原官话郑开片，与开封、郑州方言具有高度一致性，且保留了大量中古汉语特征。例如，声调系统与《切韵》音系对应严谨，大量词汇中存留“中州正韵”的痕迹随处可见。这一现象与尉氏长期作为汴洛文化副中心的地位密不可分。朱绍侯教授曾指出，尉氏籍文人多依汴洛官话为书写标准，形成“书面语—口语”双层语言结构，进一步强化了其官话属性。
二、杞县语言归属的历史语言学分析：楚蛮影响的深层结构
相较于尉氏的官话传统，杞县南部（今圉镇、板木乡一带）的语言特征呈现出显著的“蛮语”属性。这一现象需从历史地理与族群迁徙的角度切入，结合楚国对陈留地区的文化渗透进行解析。
1. 先秦至汉晋：陈国覆灭与楚文化南侵
杞县北部在春秋时期属宋国，南部则为陈国疆域。公元前478年，楚国灭陈，其军队及家属屯驻于陈留南部（今杞县圉镇），形成军事殖民据点。楚人的语言（属荆楚方言）与中原雅言产生剧烈碰撞。据《新郑县志》记载，陈国故地无“圉”之称，而尉氏圉城则属郑国边疆，语言上保留中原特征。杞县南部因长期受楚人统治，其底层词汇与语法结构逐渐融入楚语元素，形成“陈楚杂糅”的语言面貌。
2. 中古至近世：方言孤岛的形成
唐代以降，杞县南部因地处汴洛官话区与楚语区的过渡带，语言演变呈现孤立性。明《万历开封府志》虽将杞县纳入开封府辖，但其南部方言因地理封闭性（邻近太康、淮阳），长期受商阜片方言（属中原官话与楚语混合类型）影响。现代语言调查显示，杞县圉镇方言在声母系统（如古全浊声母清化方式）、词汇（如“伢”表孩童）等方面与太康话高度趋同，而与尉氏官话差异显著。这种差异可追溯至楚国驻军带来的语言底层。
3. 文化记忆与语言认同的断裂
杞县南部虽在行政区划上隶属中原，但其文化认同长期偏向楚地。例如，民间传说中多保留楚地巫风元素，节庆习俗亦与淮阳（古陈国都城）相近。这种文化断裂进一步加剧了语言上的“蛮化”倾向。相比之下，尉氏因蔡邕、阮瑀等儒林名士的加持，始终以中原正统自居，语言上亦排斥楚语影响。
三、对比与结论：尉氏官话与杞县蛮语的历史分野
尉氏与杞县的语言差异，本质上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在豫东平原博弈的结果。尉氏凭借地理优势与文化正统性，成为官话存续的“语言飞地”；而杞县南部因历史归属的多次更迭（陈→楚→宋→开封府），语言层积中楚蛮成分占据主导。这一分野在明清方志与现代方言学中均得到印证：
1. 文献证据：明清《河南通志》《开封府志》明确区分尉氏“蔡邕故里”与杞县“圉镇”的文化属性，前者强调中原正统，后者无蔡氏遗迹记载；
2. 语言实证：尉氏方言的声韵系统与汴洛官话高度一致，而杞县南部方言则呈现声调简化、词汇楚化的特征；
3. 文化符号：尉氏文人多标榜“中州正韵”，而杞县民俗中保留楚地巫傩传统，进一步强化语言认同差异。
综上，尉氏官话的起止时段可界定为东汉至清末，其核心动力源于政治文化中心的辐射与儒学传统的延续；而杞县南部语言的“蛮语”属性，则是楚国军事殖民与文化渗透的历史遗产。这一研究不仅为中原官话的分片提供历史依据，亦为区域文化认同研究开辟了新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