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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中刑事案件较多，其中杀人案件更多。武松、杨志在杀人后主动前往官府自首，整个案件的审判处置，可以说颇为有趣，既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的律法规定，也不可避免地受制于人情礼法而灵活变通。
自首，按照通俗的话说，即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交代、接受处罚。不管古代还是当今社会，犯罪者反省悔过、束身归罪、因为自首而减免刑，既是中国法律的传统，也是“宽刑慎罚”思想的具体体现。
唐宋时期法律都提倡自首，《唐律疏议》和《宋刑统》规定“诸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原其罪”，“犯罪未发，皆许自新”、“过而不改，斯成过矣。今能改过，来首其罪，皆合得原”，并 “其轻罪虽发，因首重罪者，免其重罪”，借以吸引犯罪者自首。
我国现行《刑法》，在总结吸收古今中外自首制度及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于犯罪以后自首的，也提倡从轻处罚。第67条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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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中，最典型的犯罪后自首情况有三次：
案例1：潘金莲与西门庆勾搭成奸，合谋毒死了丈夫武大郎，武松杀了二人替兄报仇。（杀人之后）武松对四家邻舍道：“小人因与哥哥报仇雪恨，犯罪正当其理，虽死而不怨；……今去县里首告，休要管小人罪犯轻重，只替小人从实证一证。”……却押那婆子，提了两颗人头，迳投县里来。
案例2：杨志原是殿司使，因失陷花石纲，削去本身职役，没有盘缠，将祖传宝刀在街叫卖，被泼皮破落户牛二反复纠缠侮辱，一时性起将其杀死。（杀人之后）杨志叫道：“洒家杀死这个泼皮，怎肯连累你们。泼皮既已死了，你们都来同洒家去官府里出首！”坊隅众人慌忙拢来，随同杨志，迳投开封府出首。
案例3：雷横杀了白秀英后，在牢里六十日限满断结，朱仝引了十数个小牢子，监押雷横，解送济州，途中故意放走雷横，而且“延迟了半晌，料着雷横去得远了，却引众人来县里出首”。
第三个案例过于简略不作分析，前两个案例中的自首情形则有诸多相同之处：
其一，在主观意识上，两个犯罪行为人案发后的第一反应都是主动去官府投案，而不是选择逃避法律责任；与之相关的是，都有一干人证主动或被动地相随，主动自首的同时、带好一干人证，说明两人的理性和聪明之处。
其二，在行为认同上，武松杀嫂复仇被看作义举，甚至知县、府尹也念他是个“义气烈汉”；杨志杀了牛二，天汉州桥下众人认为是“除了街上害人之物”，连牢里众多押牢、禁子、节级，也“都可邻他是个好男子”，而不忍心虐待他。
其三，在处罚结果上，自首者减责的法律效力得以体现。武松一案，“陈府尹把这招稿卷宗都改得轻了，申去省院详审议罪”，“虽系报兄之仇，斗杀西门庆奸夫人命，亦则自首，难以释免，脊仗四十，刺配二千里外”。
同样，杨志也因为自首，不仅免了入门的款打，而且由于“推司也觑他是个有名的好汉，又与东京街上除了一害，牛二家又没苦主”，轻判为“一时斗殴杀伤，误伤人命”，最终仅“断了二十脊杖……迭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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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自首者、原其罪，不管是北宋时期还是当今社会，涉及到的具体情况非常复杂，在法律实践中的理解程度和判罚尺度也存在很大差异。
比如，对“原其罪”的理解不同。“原”是减轻处罚的意思，还是免于处罚，历代争议不断，实际上不管从法理还是实践看，前者更为合理，既依法处置，又兼顾情节。
再比如，武松式的复仇杀人，在古代不同时期，即使自首、处罚也不同。武则天时期，“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当时的谏官陈子昂建议处以死罪，同时表彰徐元庆的行为，并请朝廷将这种处理方式编入法令，永远作为国家的法律制度。
即使在当今社会，在主动自首还是被动坦白上也是有差异的，宽泛的、我们平时经常提到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重点放在到案后的认罪态度和深度，则属于另一个角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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