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下午于上海中心52层朵云书院旗舰店举行的《上海之巅读书会：写小说的年轻人在想什么》，是“2020收获文学排行榜”的衍生活动。
由《收获》杂志牵头的“收获文学排行榜“，创办于2016年12月，共分长篇小说、长篇非虚构、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等四个榜单。最终跻身“2020收获文学排行榜”的，有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王尧的《民谣》、袁凌的《生死课》、邱华栋的《北京传》、蒋韵的《我们的娜塔莎》、陈河的《天空之境》、哲贵的《仙境》和唐颖的《鹭鸶姐姐》等共40篇于当年发表于全国各地文学杂志的作品。
如果要为“2020收获文学排行榜“举行一场读书会，可以邀请的嘉宾范围很广，如文坛常青树王安忆、蒋韵，或者作品很快被出版社相中、以单行本出版后获得了不俗销量的《生死课》的作者袁凌，等等。5月22日《上海之巅读书会：写小说的年轻人在想什么》为什么选择了周嘉宁和王占黑？两位都是生活在上海的作家，由她们来跟《收获》文学杂志的忠实读者分享文学排行榜的意义，免去了嘉宾的舟车劳顿，这大概是原因之一。而我觉得，周嘉宁和王占黑能成为这场读书会的嘉宾，更关键的原因是活动的主标题“写小说的年轻人在想什么”。周嘉宁是80后，王占黑是90后。
要问写小说的人在想什么，答案就在他们的小说里。中篇小说《浪的景观》和短篇小说《去大润发》，是帮助周嘉宁和王占黑跻身中篇文学和短篇小说排行榜的佳作，读一读《浪的景观》和《去大润发》，或许能找到答案：写小说的年轻人在想什么。
首发于《钟山》文学杂志2020年第3期的《浪的景观》，从2003年非典时期开始叙事：“我”从野鸡大学毕业以后，无所事事地在城市里到处闲逛时想到了好友群青，就给他打了个电话，就此，“我“的新生活开启了。群青在东京打了多年黑工后，被遣返。回到上海正在为如何生存谋划的时候，群青接到了”我“的电话，两个野鸡大学的同学一拍即合，签了个卖服装的档口，这以后，读者开始随着两个小伙伴“纵向和横向扫荡了上海市区和近郊的纺织批发市场”，如襄阳路服装市场、七浦路市场、迪美地下商场甚至传说中的虹口那边的鬼市。读者还通过“我”和群青的言语往来了解了已被拆除的华亭路市场。文学评论家金理这样评价《浪的景观》：“在个人史与社会史的交织中，《浪的景观》向一个混乱无序中又生机勃发、边角毛茸茸还未被修剪平整的时代致敬“，可谓剀切。
假如说《浪的景观》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落幕，并在记录的过程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青春记忆。那么，女作家王占黑的小说，则将自己作为这个时代的一个兴冲冲的旁观者，遇到感兴趣的人和事，就巨细靡遗地照实记录。在“2020收获文学排行榜“短篇小说榜单中排名第八的《去大润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豪情万丈地走出大学校园成为一名小学英语老师的“我”，经历过两次失恋后，痛感独立生活并不像自己当年所想象的那样快乐。这一天因在学校遇到了几件让“我”心烦意乱的事后，走出学校后想步行回家，借此缓解郁积在心里的烦闷。不想，路途比自己想象得要远，只好中途改变主意乘坐公交车回家。能带“我”回家的公共汽车已经下班，“我”只好听从也在车站等车的穿黑T的男人建议，搭乘大润发的免费班车去一趟大润发再说……“我们仿佛目睹的，是无数跌宕向前的生命洪流，它们不断汇聚、再分散，某一刻又奇迹般地在新的时空中得以重聚。她属于那种能够在某个时刻忽然安慰到我们的小说家，以她对于人世间汹涌不息的欢乐和痛苦的理解”，诗人、文学评论家张定浩对《去大润发》的评价，一下子点出了同为女作家90后的王占黑不同于80后的周嘉宁的地方，亦即正青春的王占黑还不慌着去记忆青春，她正在将年轻人对生活的理解写进小说里，以此带给她的读者以慰藉。
凡此种种，都是读者关于《浪的景观》和《去大润发》的理解，那么，两篇作品的作者周嘉宁和王占黑，是不是认同读者的读后感呢？也就是说，这两位年轻人在写作《浪的景观》和《去大润发》时，到底在想些什么？
5月22日下午，气候凉爽、空气清新。我算好了能够准时到达朵云书院旗舰店的，却因为直达上海中心52层的电梯需要限流而排了一会儿队，等我落座在朵云书院的活动区域，周嘉宁已经在侃侃而谈了。听着听着，我发现，周嘉宁之所以能够侃侃而谈，是因为她在重温自己的作品《浪的景观》，她像大多数写作者一样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有时候索性用非常直白的话语来拒绝主持人的提问，诸如，”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不太理解“，等等。而王占黑呢，则用很慢的语速来消耗属于她的回答时间。遇到两位写得比说得要好许多的女作家，读书会时不时会出现片刻冷场，也就不是意外了。然而，她们断断续续的陈述，还是让我们捕捉到了“写小说的年轻人在想什么”的答案。
不论是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的周嘉宁，还是在2010年从浙江嘉兴来上海读大学从此便驻留在上海的王占黑，她们都试图用自己的记录为未来的上海留下她们在此时此刻看到的上海。正如周嘉宁所说的那样，“我也想过是不是用写日记的方式将自己每天看到的上海记录下来，那样，多年以后也就不会产生因记录缺如带来的焦虑。可我还是决定不那么做，因为我相信若干年后还留在我记忆中的上海，才是我愿意记住的上海。”以此推断，周嘉宁写作《浪的景观》、王占黑写作《去大润发》，反馈给读者的都是她们愿意记住的上海。《浪的景观》和《去大润发》从题材到趣味的大相径庭，也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写小说的年轻人正在考虑用只属于自己的风格记录上海，这就给了我们一个预告：只要写小说的年轻人笔耕不辍，文学里的上海将会多姿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