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程岭村里有很多树，我老家屋后也有一些树，但村里的树种似乎不多，都是一些常见的品种。我喜欢一些姿态万千、花朵漂亮的花树，或者花草，可是村里很少。我们沙洲上很少有经济林木，也没有经营花卉生意的传统。

有次，在邻村汪岭村穿行，看见一户人家门前大丛的美人蕉，阔大的芭蕉树，为我们村所没有，为洲上所罕见，我便很是羡慕，在那里逡巡，久久不肯离去。从小，我似乎对美与诗很敏感，语文成绩天生很好，是语文尖子，而且喜欢看书，喜欢各种文艺作品。难怪后来做什么行业都不愿意，只要沉浸于文学阅读与创作。我父母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根本不懂何谓文学，很多电影、电视剧里的情节都看不懂，不可能遗传给我文学艺术的基因。看来，自己命里是吃这碗饭的，是命里自带的。我逐渐知道自己是天秤座，命主文曲，身主天同。此外，洲上、村里的植物风景也暗暗培养了我的情趣，我的审美，我的语言。

这里，我可以说说桃树。当时洲上栽有桃树的人家并不多，而桃花、桃子对于我们都是很好的诱惑。小伙伴柳家的屋后有几棵毛桃树，是村里唯一屋前屋后栽有桃树的人家。那时我们都叫它桃树，却不知桃子有毛桃、油桃、黄桃、水蜜桃、蟠桃等多个种类。每年春天三月，柳家的桃花开得很茂盛，很灿烂，他家里也因此似乎洋溢着一种喜气。正所谓“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此时节，我上学放学，都有意从村后的小路走，为的是看一眼他家的桃花。我想摘几朵桃花，他家不让。桃子成熟时，柳会偶尔送我一个。

柳家有三个姐姐，他是独子，特别受家里人的宝贝，脑后的一撮毛，也即“后胡子”，一直留到十岁还在，好让他长大成人。柳比我大一岁，在我们那拨孩子里算是大的，人缘很好，喜欢热闹，以致我们时常去他家玩。他和我的大堂兄蒲一样，不是我们男孩中的大头目，都是几个小头目，相当于丐帮的八袋长老级别。柳长得很白，喜欢笑，喜欢眯眼笑，有一双对谁都含情脉脉的眼睛，还有点娘娘腔。大约因为这个缘故，村里男孩女孩都对他很好。他跟我相处还算愉快和谐的，时常别出心裁地喊我“王思”，故意漏掉最后一个字。村里一般人喊我“思果”，班里人大多喊我全名。小时候，我似乎没有被人取什么绰号、诨名，除了族中村妇骂我“害人精”，除了村里男孩称我是“拼音大王”。

作为男孩，柳尤其擅长游泳、钓鱼、斗鸡。他还有一个其他男孩罕见的特长，是打毛线。在三个姐姐的长期熏陶与感染下，他十岁就学会用长长的四根篾针或不锈钢针打毛线，编织成毛衣、毛裤、毛头套、毛袜、毛围巾，起针、收针、数针、穿花以及各种针法，都有模有样。他还会用铁丝、棉花和白蜡做蜡花，插在瓶子里，像插花、盆景似的，摆在家里很好看。我经常跟他一起玩，也学会了打毛线、做蜡花，甚至学会了娘娘腔、兰花指。那时候，整个程岭村有两个男孩很喜欢女红，一个是沙塘的男孩，一个是我们队里的柳，他俩打毛衣、纳鞋垫的功夫，比一般女孩都擅长，以致都有些女里女气，一时被村人传为美谈。他们都比我高一两个年级，都很喜欢喊我。沙塘男孩的妹妹跟我同班，叫阿娇，长相清纯甜美，算是村花级别，住在村口池塘对面，也很喜欢喊我。

柳的父亲早就不在人世，母亲一个寡妇，长期独立拉扯着四个孩子，即使房屋仍是村里少见的土砖屋，也活得很好。他家似乎从未受过别人的欺负，不知什么秘诀。可能缺乏父爱与约束，孩子们都充王充霸了。柳即使有点女孩子气，也未见受别人很大的气。他的三姐还是村里有名的“恶婆娘”，很是霸道，浑身长刺，谁都不怕，像是带刺的玫瑰，比贾探春、尤三姐还厉害。她和朵朵都是女孩堆里的小头目，有次发生争吵，她打了朵朵，还跑到我家门前大骂，似乎她自己更有理。我母亲骂她，她就对骂，毫不需要大人的助阵，威风凛凛。母亲经常要我们凡事要忍让，保持沉默，父亲也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遇事不敢出头。渐渐地，我和朵朵都成了不随便发火的老实人。

柳的三姐很霸道，让我很厌恶，她却不怎么欺负我，可能女孩之间更容易发生争吵。几年以后，她和沙墩的拖拉机手开亲了，大约十七八岁吧，就不再理会我们这帮小孩子。她有自己的事要做，要下地出工，要帮家里干活，要跟人谈情说爱。有次，邻居一个男孩（樱的大堂兄）告诉我们，说有天夜里，他父亲经过柳家，听见里面有说笑声，是柳的三姐和那个拖拉机手。他父亲好奇，就从窗户的缝隙看去，只见两个人在厢房里学开车，汗流浃背。柳的三姐被拖拉机手压着，不断叫喊，说：“别闹，我的手不是拖拉机的扶手！”这是我小时候所听到的关于做那事最细致、最吃惊的描述，村里男人、男孩都津津乐道于这类故事。这种野性与灿烂，难道不跟她门前的桃花是一样的吗？

村里带头脱邻家男孩裤子的三个女孩，后来做人做事都出格，生命的自然与率性，大江南北于此同理。樱的二堂姐是村里女孩中的霸王，我们也有关于她的传说。说是在石门镇的工地宿舍，男女宿舍只隔着一道芦席做的墙壁，男孩就戳破一个洞，隔着洞和她亲嘴。这个说法很不可靠，但很刺激，很好玩，那时我竟然信了。与我素来要好的小学男同学清，双目之间略有麻点，极其活泼好动，也总是在班里笑嘻嘻地讲“随乎你”的各种黄段子。还说他们沙墩那个龅牙咧嘴的男傻子，是阳疯子，当他们的面脱裤子，做下流动作，幸好没有袭击村里的女人。我疑惑、惊异之余，觉得说者与被说者都有些恶心。清后来还是我的初中同学，据说在乡政府宿舍里乱摸班里女生。清跟柳、我一样有些女里女气，但柳和我貌似从不乱来。使用“貌似”二字，因为我对后来的柳了解甚少。沙洲上的个体生命，总是被淹没在莽莽苍苍的一派绿色之中，各自叹息着，摇曳着，有的向左，有的向右，真的很难孕育同种规矩去界定与规训。有些人愿意去界定与规训，结果被人发现自己也是左右不分。大千世界，概莫能外。

最可靠、最切实的事，是柳的三姐的事。那件闺房丑事，无论真假与否，喜欢笑眯眯看人的她，不久还是跟那个拖拉机手结婚了。那时候，村里的拖拉机手跟村里的小学教师、机帆船员一样，是大集体的中层人物，不参加农业劳作，能拿较多工分，有头有脸，走路带风，算是村里人中的佼佼者。不过他们结婚有点早，不到法定年纪，生了孩子后，需要登记户口，村里妇女主任才不得不将结婚证主动送到她家。这在村里是唯一的特例，村里妇女主任都斗不过她，还得赔上笑脸，送上一副大红的双喜字。

对于柳的三姐的系列行为，我没有看不起她，相反是忘记前嫌，有些赞赏她的大胆与热烈。这让我想起她家屋后的灿烂桃花，后来又想起《红楼梦》里的三小姐探春、尤三姐，《水浒传》里的扈三娘，《西游记》里的三公主百花羞、三小姐高翠兰，《三国演义》里的三公主孙尚香，《聊斋志异》里的封三娘、三公主，《三言》里的王三巧、苏三，《刘三姐》里的刘三姐，《杨三姐告状》里的杨三姐，《竹林的故事》里的三姑娘，《三三》里的三三。为何天下的三姐三妹都是胆大妄为、言行出格的女子，大约是被娇宠惯了吧。离柳家不远的周家，其三女小我三岁左右，长得像是一支白皙圆润的嫩藕，看似乖巧温顺，长大后外出打工，就跟了自己的老板，一个大十岁的离婚男人，抄近路过上好日子，任由一树梨花压海棠。人家付给十万元聘礼，她的父母立即认了。

柳的母亲是一个裹小脚、穿布衣的老太，最大特点是信佛，因为人缘很好，成为某个组织的小头目，经常邀集一帮人在家里做法事，关闭大门，很是神秘。她们所信奉的其实似乎是菩萨，不是观音菩萨，而是一种类似土地神的精神偶像。那些人没有和尚、尼姑的专业指引，也不是居家修行的女居士。因为神神秘秘，讳莫如深，我至今有些弄不懂，也就说不清。说白了，柳的母亲等人所做的是装神弄鬼，向一帮善男信女赚取一些香火钱、功德钱。有人来求吉凶或许愿，她就开始做善事，摆设香案，跳来跳去，中途突然倒地，口吐白沫，还念念有词。等裝弄完了，清醒了，她就坐起来，转告是菩萨说了，应该如何如何。求事者千恩万谢，奉之若神灵。实际上，这就是簪花做法的巫婆了。

我长大后，知道荆江文化崇火尚巫，可总觉得村里巫婆的这套把戏不具有公开性、观赏性，总是关闭大门，不让村人看，神秘兮兮。我几次询问母亲、祖母，她们都会讳莫如深，制止我说话。后来，我到永安通城去玩，偶尔见过大街上一场端公舞的表演，才觉得是好看的仪式歌舞。柳的母亲，樱的祖母，都是做法事的头目，前者是二把手，后者是一把手；前者心善，后者心狠。据说，她们还有上线组织，真正的“女教主”在李岭村，樱的祖母多次颠着小脚，走去那里联络、办事。我读初中时，几次在通往李岭村的大路上遇见她，我不理她，她也不理我，因为小时候我跟樱及其几个堂兄弟吵架，她都极力围护自己的孙子们。

不久，我们王家的村妇也加入进去，反正娘家是本村的，整天神神叨叨，先是拜师，不久便独立做法事了。她们的规模一大起来，社会上就有了反应。不久，石门镇派出所来了人，说是封建迷信活动，非法敛财，将柳的母亲、樱的祖母等几个带头人都抓走了。村妇没有被抓，因为丈夫是村里有权有势的村干部。再回家以后，柳的母亲、樱的祖母等几个老太，变得很安分，很沮丧，在村里抬不起头，不久病死的病死，搬家的搬家。这是我初中时候所听到、见到的事。

柳的母亲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这些，而是她年轻时的故事，与村里的历史有关，是祖母单独告诉我的。我自幼喜欢向大人打听事情，而他们乐于讲述一些典故。据说，柳的母亲年轻时很漂亮，刚嫁过来，穿一身花衣裳，算是一朵村花。1938年夏天，日本人打来了，作为汉皋会战的收尾部分，于10月23日攻占齐安。第二年春天，日军在石门镇的河堤上，即昔日渡口商铺、后来镇卫生院的位置，修筑了一个碉堡，也即炮楼据点，堤外一片江滩，正对着河对岸洲上的吴岭，而这里是洲上与石门之间的渡口。日伪军时常坐船过河，来骚扰鸭蛋洲上的人，除了抢夺粮食、家禽、家畜，主要是抓捕抗日分子，因为这座林木茂密的孤岛容易窝藏外人。为了精准地实施打击，日军绘制了专门的鸭蛋洲地图，标明地形地点，极为详备。为了躲避日军的残害，村里专门有人放哨，看见远远来了，就叫村里女人们赶紧跑反，到村后田野的大草沟里躲起来。有的跑不及，就躲进家里的夹墙，关上暗门，在里面不出声。在日军眼里，沙洲很小，没什么大股的抗日力量，不值得做据点，因而他们进村多是巡视、骚扰一番，当天就会撤走。

有天，村口放哨不及，日本鬼子突然摸进村，满村的年轻女人吓得赶紧跑走，找地方躲起来。柳的母亲可能在上厕所，没来得及跑走，就躲进家里的夹墙。不知为什么，过一会儿，她就走出来了。大约是没听见动静，麻痹大意，或者有急事要处理，反正是提早出来了。一家一户搜完后，两个日本兵没走多远，正在四下寻找年轻女人，忽然瞥见她闪出来，穿着花衣服，就高喊着“花姑娘”，赶紧追来。柳的母亲吓得缩了回去，来不及躲进夹墙，就躲进柴房的草把垛里。

日本兵满屋子找，没找着，见到草把垛，就用刺刀在上面四处乱插。柳的母亲吓得面如死灰，不敢喘息，一把明晃晃的刺刀尖，差一丁点儿插中自己。她不敢叫出声，死死捂住嘴巴。日本兵明明看见一个花姑娘闪进来，却不见了，大约是怀疑看走眼，或以为女人已逃走，搜寻一会，就走开了。这是柳的母亲一生中最危险的经历。生命和名节的丧失，就在那一瞬之间。据说，她年轻时很柔媚，很可爱。我只能从她眼下满是皱纹的一张老脸，去想象她年轻时的花朵模样，想象她站在门前的桃花树下，人面桃花相映红。

那几年，日伪军来洲上和村里骚扰过几次。祖母说，她们跑到田野深处的大草沟里躲了几次。关于日本人在村里干的坏事，我听说的不多。据说，日军在我家祖屋里搜出一个系着红带子的唢呐，问是谁的，得知是祖父的，于是要抓祖父。祖父那时年轻，刚结婚，弄不明白为何要抓他。汉奸说太君看见系着红带子的唢呐，认为是游击队里吹冲锋号的号兵。祖父弄明白后，急了，灵机一动，赶紧拿起唢呐吹，边吹边跳，让日伪军知道，他只是村里婚丧乐队的吹鼓手。日本人果真看明白了，就甩手走开了。此外，芽的祖父遇到了麻烦，他脾气很倔强，当日本人问话时，他语气生硬，或者拒不回答，就挨了两个耳光。他挨打了还顶嘴，嘴里就被塞了猪粪。大约因为这个极其耻辱的心理阴影，芽的祖父后来遇见芽的伯母撒泼骂街，骂到自己头上，就往儿媳妇的嘴里塞了猪粪。

当时，日伪军在各村保长的陪同下，挨家挨户搜查，需要查看每家成人的良民证，核对证件和人数，询问外人和空缺的情况，严防“可疑分子”。在各方势力混合拉锯的时期，保长大多圆滑世故，均不得罪，是多面派。印象中，良民证是侵华日军颁发并管理中国人的，最早出现于关东地区。经过考证得知，1927年闹红军以后，地方国民政府对几个“赤匪”“暴民”重灾区进行严格管理，如黄麻起义所涉根据地的周边。1927年11月至1929年7月，黄麻起义爆发于大别山西部的七里坪、木兰山、柴山保一带。这里创建了鄂豫边苏区，走出了董必武、李先念、王树声、徐海东、韩先楚、许世友、王近山等领导人和将军，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孙玉清、陈海松、王海清等早期主要将官先后牺牲。整个黄麻起义队伍历经番号更变，部属分合，但始终作战勇猛，战术高超，在整个现代革命战争中担任先锋队（比如解放战争时期，他们被均衡分往不同的野战军，各自担任纵队司令员，在各个野战部队里发挥不可取代的先锋作用；可参看电视剧《亮剑》中以王近山为原型的李云龙将军的种种表现），以致幸存者大多被评为将军，如黄安走出223位将军，被誉为“中国第一将军县”。

此时节，地方国民政府推行保甲制，十户一甲，十甲一保，组成乡、区、县的建制，而这些信息都填在布质的良民证上，且青壮年要加入“铲共义勇队”，即地方民团。其他地区发放公民证，有的分为乡民证、市民证。抗日时期，良民证被延续下来，若是伪军家庭，则需另发加盖日宪公章的证件。人们日常出行流动，都要带着，类似身份证，便于关卡查看。在那乌云密布、白色恐怖的年月里，人们的生命如同草芥，即便看一眼灿烂的桃花，也能感知生命本身的美好。

我所听到的日本人在村里干的坏事，似乎就是抓人、打人。我很怀疑大人的说法，心想应该还有很多别的，或许是他们不愿意告诉小孩子。我们看了很多抗战题材的电影和小人书，尽是日军杀人，放火，抢劫，抓人，甚至糟蹋女人，什么都有。大人们没有告诉村里更多的历史信息，或许是有太伤痛的东西，他们都不愿意再提起，讳莫如深。或许有别的孩子知道，但没有跟我交谈。

后来，我翻看家乡的志书史料，明白那时家乡一带的确发生了一些惨案。比如日军飞机看见大别山的林河地面有很多人集结在一起，就投放炸弹，炸死很多人，其实那只是老百姓举办盛大婚宴，或庆祝造房上梁，并非武装力量。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在田野里贪玩，不知躲避，遭到两个日军的追逐，被轮番糟蹋后，肚子被刺刀划开，尸体丢在开满油菜花的地里。石门镇边，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是孤儿，在江边玩耍，被炮楼里的几个日军抓住，被带到江滩的小树林里，肆意糟蹋。当天，女孩跳河自杀。吴岭有个女人在油菜地里干活，被掉队的一个日本兵发现，后者冲进地里，将女人压在地下撕扯，不妨被躲在附近的丈夫偷袭，用锄头劈死了。夫妻俩赶紧将尸体拖进地里，果然见两个返归石门的日本兵折返，用日语呼喊同伙，没回应，大约以为他自己游泳回去了，就放弃寻找。夫妻俩在地里掩埋了尸体，回家后没告诉任何人，担心日军报复，轻则杀全家，重则屠全村。直到40年后老头最后死去，临死前才告诉子女。吴岭有个老头在村路上赶公猪去别家配种，见到坐船日军来了，丢了猪就跑，被日军赶上，用枪头刺刀刺破肚子，血尽而死。这些悚人的惨剧，发生于靠近石门的东边村里，或者沙洲之外的县里，并非发生在我们村里，但以此现象类推，我们村里肯定有些人遭灾。金灿灿的油菜花缤纷零落，像是为死去的生命举行花葬。

当时，日军在大别山南麓的乌林、林河、贾庙一带，修了更多的据点，那里镇子大，山岭多，抗日游击队比较活跃，主要是“独立游击五大队”（后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是李先念）。日军早已将沿江的乌林、石门与齐安连成一片，相互接应。1939年秋天，五大队特务连率先从大别山南下，来到乌林附近繁华的王家坊，认为这里进可攻、退可守。这里作为齐安中心县委所在地，作为齐安抗日根据地总部，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而指挥所设在位于举水河畔、具有千年历史的赤脚寺，一面是店铺林立的大街，一面是芦苇丛生的张渡湖。

王家坊位于当时县治所乌林镇的北向8.5公里处，市面比较繁华，吊脚楼一排排，而且处于张渡湖、马驿湖、举水、沙河之间，乃一片湖区，港汊纵横。五大队主力南下之初，鉴于这一带全是大面积的芦苇荡，当时桂系国军跟踪追击过来时，事先组织好的王家坊群众，纷纷用木船将新四军战士运到芦苇荡里面，隐蔽起来，由渔民假装打渔，偷偷运送饭菜、干粮、日用品等一些物资，送入芦苇荡。戒严几天后，桂系国军找不到新四军，只好开走了，此时节，新四军才从芦苇荡游出来，明里暗里开展革命活动。比如打着群众的名义，开垦荒滩，种粮种棉，自己生产部队粮食；打着民用的名义，建立医院、被服厂、机械厂、皮革厂，实则为部队服务。还设立湖管局、税务局，为部队增加经济收入。担任齐安县公安局长的刘天元，早在1927年就在此处以唱皮影戏作掩护，进行地下革命工作，因而掩护经验丰富。五大队的领导李先念、陈少敏、刘西尧、刘少卿等经常前来王家坊检查工作，多次在赤脚寺开会。据地方资料显示，“1939年至1945年，王家坊根据地经历了大小战斗百余次，毙伤日伪军1200余人，有300余名抗日战士英勇牺牲，520余名抗日战士家属及群众被敌人杀害，600余间房屋被烧毁，为民族解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那时节，被夕阳照射的大片芦苇花，一定很壮美，很肃穆，类似孙犁笔下的白洋淀。

五大队特务连负责人、师部参谋长，叫刘少卿，是石门镇松江陈家湾村人。他于少年时代颠沛流离，到过汉皋、江右、云滇，当过听差、伙夫、士兵，在国军中学会机关枪、迫击炮的技术，转投“红三军”后，因之受到重用。他参加过北伐战争、羊城起义、五次反围剿、长征、中原突围、淮海战役，曾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游击战术主任教员，以游击战术见长，跟同乡韩先楚、王近山等人一样。此时节，经刘少奇点名，他被安排返回老家大别山，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多个抗日根据地，多次与日伪展开激战。他在老家招兵买马（陈家湾因此被改名马庄），组建一支队伍，利用岗地、长江、沙洲等有利地形，穿梭于王家坊、乌林、石门、齐安、陶店之间，展开游击战，被誉为“大别山的李向阳”。他在建国后被评为少将，是我们石门镇和齐安县里唯一的一位将军。

最令人感叹的是两党关系。汉皋会战失败后，按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布局，独立游击五大队与桂系国军共同驻守大别山，分头开展游击，且有过短暂合作。1939年秋天，国军在大别山里制造“夏家山事件”，致使400多个抗日干部战士牺牲（包括张体学夫人，被开膛破肚，挖出胎儿），逼迫五大队离开大别山，南下退至沿江平原，在王家坊、驼鹤洲、鸭蛋洲、石门、齐安、陶店、路口一带展开游击活动。该事件早于1941年的“皖南事变”。1944年夏天，第五师某团在游击、返回途中，因桥梁毁坏，夏天涨水，未及时返回齐安城，在三台河北岸附近的村落、山岗临时休息，一时疏忽，未设岗哨，被当地保长出卖，遭到所驻桂系国军的三面围攻。战士们急着搭乘少量船只过河，遭到机枪扫射，连船夫也牺牲了。一个陈姓战士下河后，拽住受惊战马的尾巴，慌乱中游过了河，冲进了齐安城。此次“三台河事件”中，第五师牺牲70多人（被俘、失踪100多人），将三台河水染成了红色，尸体被村民打捞起来，安葬于山下灵虚观。村民在田坎发现一个活着的伤员，赶紧背回家，包扎伤口，换上民装，叫他速去王家坊找部队。事后，第五师派人侦查，找到并抓住那个叛徒保长，当众处死。那染红山丘和河流的鲜血，像极了来年春天满山绽放的红杜鹃。

四面环水、林木茂密的鸭蛋洲，民国时期属鸭鹤乡，洲上九保加上驼鹤村总十保，这里并非世外桃源，并非真的没有抗日力量。相反，这里的独特地形，特别适合开展地下活动，秘密召开会议，运输军需物质，接送有关人员，简直将“鱼米之乡”变成了“谍战之乡”。当时的廖岭铺、张家铺是水运码头，各有街道，乡政府所在文岭也有街道，容易成为各方势力登场、争夺的“小剧场”。以李先念为师长的新四军第五师，在被迫离开大别山区后，便决定将鸭蛋洲建设为一个秘密联络的据点，各村保长、乡绅都要打招呼，形成一条网络，避免被日伪军发现。在新四军的七个师里，只有第五师是远离华东根据地的，因而像是大海孤舟，特别需要一些秘密联络的据点。

1940年2月中旬，李岭一个叫张四麻子的保长出卖了该据点，致使驻地被日伪军端掉，支持新四军的一个乡长、三个副乡长均被杀害。当时正值除夕，地下组织在李岭秘密开会，筹划下一步行动，突然被包围。日伪军黑压压来了几百人，牵着军犬，打着火把，将全村人赶出来，集中在祠堂前。为逼迫交出新四军，日伪军将站在人群前排的一对夫妻杀害，还挖去该农妇的双乳，叫嚣着，要以屠杀全村相威胁。当时，新四军齐安特务连担负警戒任务，因为事发突然，寡不敌众，场面混乱，只好且战且退，极力掩护几个齐安军政领导突围。新四军县便衣队的林队长，来不及脱身，为保护群众、引开日军，从人群里跳出来，自称新四军，快速向余岭奔跑，边跑边开枪，没多远，寡不敌众，不幸牺牲。他的英勇牺牲，至少制止了日伪军的屠村行为。32个参会的新四军代表纷纷从被围群众里站出来，被抓起来，一起押解到石门江堤的碉堡，连夜施以酷刑。日伪军审讯一天无果，于大年初二凌晨，用黑布包住他们的眼睛，将他们全部活埋在碉堡前挖好大坑的江滩上。其中一个女代表怀孕了，腹中胎儿被挖出来。此时节，苍穹应该下雪了，白茫茫一片，覆盖着烈士们合葬的硕大的坟墓。这就是齐安抗战史上著名的“李岭事件”，也是鸭蛋洲史上唯一相对独立的军事战斗。这片江滩渡口就是后来石门镇外的冯家垸，每年有乡邻前来祭奠。后来，江滩渡口和李岭祠堂，分别修建了抗日烈士纪念碑，前者纪念被活埋于此的32个与会代表，后者纪念牺牲自己保护全村的便衣队林队长。

经此事件，鸭蛋洲在随后的四年时间里被日伪军的高压政策笼罩着。1944年春天，为了重建该据点，齐安县委派遣县便衣队队长黄金彪出任新乡长，雷厉风行，铁腕手段，当众处决几个叛徒、汉奸，严厉警告坏人的告密行为，并让所属十个保长起誓，摁手印，这才稳住了有利形势。收复鸭蛋洲后，这里成为齐安地委的秘密临时驻所，地委书记为刘西尧，而齐安县委的原驻所在齐安考棚街，早已被暴露，废弃掉了。在黄金彪的领导下，鸭蛋洲据点接待过陈少敏、刘西尧、孙侠夫等军政干部，当时是新四军第五师、齐安地委县委的领导，后来担任省里领导、中央教育部长、全国政协常委、“两弹一星”元勋等。刘西尧的儿子出生不到一岁，被留在洲上秘密抚养，被黄金彪安排在吴岭村的农家，被刚生孩子的农妇喂养了三年多，后来送还亲生父母。刘西尧少将晚年在回忆录《攀峰与穿雾》中，多次温馨地提及鸭蛋洲、程岭村、吴岭村、廖岭铺。我想得出来，他脑海里是一片绿洲，荡漾在一条清江里，然后是风声雨声，孩子的笑声。

为了造福一方，黄金彪还带领群众奋战两个月，富人出钱，穷人出力，在鸭蛋洲上增建了防护堤，避免洪水危害，增加粮食产量。他在江堤原有的基础上增高了两三米，而翌年涨大水，刚好超过原有堤坝的一米多。于是洲上人纷纷称赞他是“我们的好乡长”，给他送“万民伞”。一年半后，黄金彪重任县便衣队队长，有次奉命护送秘密文件给身在鄂渚的刘西尧，不幸牺牲了。当时刘西尧得知叛徒告密，迅速撤走。黄金彪到了鄂渚，感觉到情况有变，立即撤退，但还是被国军盯上。有病在身的他，自知难逃一劫，让两个随从带着文件先走，自己开枪拖住敌人。他被抓捕后，五花大绑，受尽酷刑，拒不交代，被开膛破肚。武装革命是极端的斗争形式，免不了鲜血淋漓的呈现。

据母亲说，老家乌林程家岗的外祖母，还是十二三岁的女孩时，就几次跟随曾外祖母“跑反”。程家岗距离王家坊很近，那里有抗日游击队，因而王家坊方圆几十里的区域，都是日伪军重点反复搜查扫荡的对象。有次，村头大树上放哨的人有点麻痹大意，打瞌睡，等到日伪军快要走近，才发现敌情，来不及爬下树，干脆扯起嗓子大喊。村里人知道了，赶紧组织跑反。日军一枪将树上放哨的村人打下来，赶紧冲进村里搜查。这次，外祖母来不及逃走，也没办法躲藏，正照看坐月子的曾外祖母，婴儿在不停哭闹。母女俩就将家里粪桶的粪尿泼了一地，瑟瑟发抖地坐在粪桶边，一个头缠毛巾，一个脸涂大粪。日本兵闯进来，捂住鼻子，稍稍查看一下，明白这家人的意思，也忌讳坐月子的女人，就迅速走开了。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搜捕新四军。外祖母自小漂亮，算是逃过一劫。

其实，一说起柳的母亲年轻时很漂亮，是我们村的村花，我就似乎明白他家屋后为何要栽桃树，她喜欢灿烂的桃花，爱臭美，爱生活，女人之常情。桃树还有一个特点：即使桃树被暴风雨吹折了枝干，甚至被刀砍，被火烧，浑身长满了虫子，等春天三月来了，桃花还是要绽放的。

我在村里三中读初一时，不知因何缘故，跟柳闹过最后一次矛盾，彼此没再来往。仔细回忆，还真想不起来。鸡毛蒜皮的事，谁能记得住呢。可以肯定的是，我和他有过两次小小的吵架，但绝没有打架，否则就记忆深刻了。不久，我家搬到了屋前池塘对面的新屋基，有了新玩伴，跟柳不再是邻居。而且我初二去了文岭中学，住校读书。在文岭、汪岭、李岭穿行时，见到更多更美丽的花草植物，比如大丛的美人蕉，阔大的芭蕉树，艳丽的指甲花，是我们村不曾有过的，小小的心逐渐野了起来，远了起来。有天，我自学校回家，在村口的大路上，偶遇迎面走来的柳。他笑眯眯问候我，主动和好，还说自己在乌林做工，挣了一点钱。我才意识到，他家的土砖屋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座红砖新房，很阔气。那两棵灿烂的毛桃树，应该被砍了吧。他的小脚母亲，应该去世了吧。

此后，我再也没见过柳，据说他一直在外面混，越混越好，而我也常年在外读书，初中，高中，大学，然后留在省城汉皋工作。回到家乡，几次见到樱的二伯家的两个堂兄，他们都留在村里混，每次见到我，都很亲热。这兄弟俩是我儿时的亲密伙伴，其地位仅次于堂兄蒲、芦。偶尔遇到樱的三伯家的兄弟俩，彼此只客气一下，因为他俩跟我吵过架，打过架，结仇了。这其中的两个男孩，还有樱本人，因为遭遇重病，遇人不淑，过早离世。樱的三堂姐很漂亮，时常扎着高马尾，花枝招展，在村里招摇过市，可惜后来参与赌博，逃跑时摔成植物人，下半生躺在床上。有次，在村边大路，偶遇樱的二堂姐，她骑着自行车离开娘家，发现我迎面走来，立即下车问候我，怔怔的样子，恍若隔世。有次，我去村里后堤的沙墩玩，遇见柳的三姐从家里走出来，她赶紧笑眯眯看着我，亲切地喊我。昔日的三个“恶婆娘”，“女霸王”，对我一直很友善，但是她们对朵朵很不好，以致我难以释怀。我是一株临风摇曳的紫蓟花，很优美，很深邃，但同时带着尖刺，是一种极为记仇的植物。

很多年以后，据说柳在乌林混成了富商，承包乌林商场的儿童服装店，乃至垄断乌林的儿童服装业。他做了富商，不嫌弃糟糠之妻，不找情人，而且当妻子得了重病，舍得花钱治病。最难得的是，他几次给村里捐钱做善事，用于修路盖楼，有求必应。他一直脾气好，人缘好，未曾吃过苦头，受过伤害，未曾跟村人结怨，自然对村里极有感情。我想，他可能还受到他母亲的影响，信菩萨，做善事，为人出头。他跟他的母亲一样都喜欢笑，笑得跟他家屋后的灿烂桃花似的。柳的三姐也是喜欢笑眯眯看人，但骨子里是恶婆娘。这是生命的野性，生命的原色，本该无可厚非，冷静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