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公元 1101  ）七月二十八日去世，临终前三天即七月二十五日，他写下一首绝笔诗叫《答径山琳长老》，其中最后几句是“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

  前两句出自《老子》中“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后两句源自鸠摩罗什病逝前让弟子诵念西域神咒，但最终无果而终。这几句合在一处，便可见苏轼对于死亡已经洒落，对生命也毫无执着，甚至还有心情调侃一番鸠摩罗什面对生死而行此无益之举。

  除了这一首诗外，苏轼去世前一段时间还多次和家人朋友表达过这样的想法。比如他就和儿子说过：“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意思是我这一生清清白白，没有做过什么恶事，死后必不至于下地狱，你们不用悲伤哭泣，以免惊扰逝者。这里面就已表明苏轼面对死亡是相当坦诚、平静，而没有什么挣扎，也没有过多执着的。

  但是揆诸他从起病到去世的时间，其实只有一个多月而已。尤其是起病前他刚从天涯海角的儋州昌化军遇赦返回内地不久，即使已在瘴疠之地一转七年，一个老人从五十多岁过了花甲又六年，条件如此艰苦，竟熬过困境，把年轻轻的皇帝都熬死了两个才得以返家。可家还没到，便一病不起，更是在中外一片吵嚷着苏轼可能拜相的时节。苏轼依然可以做到随缘随化，无牵无挂的离开这个他曾许为“何似在人间”的世界。这是一种何其难得的对生命的完成！

  纵观苏轼的一生，仿佛从没有对任何事拼命紧抓，一切都仿若他之文章所谓“小舟从此逝，沧海寄余生”那样随落随定，随漂随走，一毫不用力。他在游惠州松风亭时，因疲乏不堪，需爬上高坡才能去亭子休息的时候更加疲乏了，而说“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意谓我一定要去亭子里才能休息吗？这儿就休息不了吗？遂而躺下便歇。

  有论者谓这并不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可如果把这种态度放在苏轼的人生里，那就太积极不过了。一个六十多岁的老翁，一生跌宕起伏，一方面眼看命寿无几，另一方面天子正当年少，他哪里还需要心存过多的幻想，去想那有关前途的问题？那么，就在这，或者就在那儿躺下，这便是对自己的一种放过。而或许唯有这种放过和超脱，才能喘的过一口气，把日子有声有色的过下去。

  不能说对于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的苏轼一直以来都心底无碍吧。那个年仅二十多岁就高中科举的风流才子，那个初出茅庐就名动京师的得意开头，怎么可能说对于苏轼从来都没有过怨气，没有过愤恨，没有过气馁呢？我想不仅有，而且还很多。正是因为很多，但对人间又无比眷恋的苏轼不得不从新铸造了一颗灵魂，这既是不得已，也包含了一种积极主动的精神。

        因为对于苏轼而言，对于一个宋代的读书人而言，政治当然很重要，可是没有政治的苏轼也还是要活的有声有色。既然如此，他当然不可能允许自己一味的期期艾艾，甚至他从没有期期艾艾，他总是能迅速的找到生命新的出口，以至于无论去哪，都要做到“此心安处是吾乡。”那么，如果生命已经没有出口了该怎么办呢？那么就到此结束，未必不可，依然不必心存执念，求那不可生之生，故而亦不必求不必死之死。

  在建中靖国元年（公元 1101  ）七月二十八他弥留之际，眼看着就要咽气的苏轼，僧人维琳和尚对着他的耳朵大喊着：“别忘了西方极乐世界！”苏轼喃喃道：“西方极乐世界是存在话，那么就不必用力到达。”有人应和到“先生一生躬行践履，这时候更需谨慎用力。”苏轼只回道：“用力即差。”语毕而逝。

  既然苏轼不久前还调侃过鸠摩罗什求生之举是荒诞而无效的，那么此时的他自然也就领悟了用力和不用力的区别。毕竟在他看来自己一生坦荡清白，地狱自不必去。如果那极乐世界是存在的，他苏轼不去那儿，又该去哪儿呢？但如果去不了，这也绝不是因为死前这片刻努力所能得到的。换句话说，如果这西方极乐世界如果需要自己舍弃自我，而委身于外物去拼命求取，那么我不去又有何不可？在苏轼看来，顺其万物自性，则命自各有其主，往生后亦必自各有其去处，而非用力即可得之事。

  以上是近读苏轼，对于其临终时对待死亡问题的一点思考，但并不全然已成自我之一部分。人生到何时能对前路、对死生看开，实在是一件极难解之事。前段时间我失眠相当严重，连续几日辗转难眠。弟问何故，我不能答。事后继续思索，亦是无果。

  但我想，失眠总是有原因的。往者要么是有事而未决，要么是前途而未卜。但眼下自问，确实没有困在这里面。忽有一日夜里做了一个梦，醒来咂摸，突然明白因何而失眠。

     梦境是在位于桥头的老房子里，我刚从外面回家，发现屋内清冷，静无人声。我从前门走到后门，见满壁潇然，穿堂风阴冷肃杀。我正站立在堂屋的八仙桌旁，暗自神伤。忽然，爷爷从外面进来，看上去他很精神，是他还没有患病时的样子，面部圆润，面色如涂脂般洁白，身子有点微胖，穿着考究，竟已有点不像他了。

        跟着他进来的还有一个比他略瘦但长相极相近的人。他好像认识我，但我并不认识他。爷爷没有和我多说话，便让那个人和他一起给我相面。他看着我，看完后大笑起来，说：“我就知道，今年没事。”停顿一下，又点头说道：“嗯，至少是今年！”爷爷听后用手捏住我的颧骨，把我的头摆过来摇过去，然后指着我说：“这两个颧骨很不好，最害事。”。然后梦境到此结束。

  醒来后，我没有立即睡去，我开始回味这个梦表明了什么？很显然，爷爷的话的意思是我今年虽无虞，但后面并不乐观，我知道这不乐观就意味着死亡。于是，我才一下子醒悟过来，这个梦其实是对我失眠原因的一个回答，也就是说，我的失眠是源于对死亡的担忧。

  我自然不知道我何时要死亡，但这个问题总是突然就横亘在眼前，根本躲闪不开。从语言的表达来看，死即死耳，有何惧之？可回到内心深处，它又像是千百万只虫蚁在咬噬，令自己在不自觉中已陷入一种困境。

  于此，我想到苏轼。我总是一而再、而三的读苏轼，想到苏轼，品悟苏轼，以苏轼之灵魂为自我之灵魂，试图借苏轼以对抗生平之不顺。可归根结底，到此方才了悟，我即是我，我自不是苏轼，甚至断然难是苏轼。这当然不是说我奢望成为那个在政治、在诗书画等各个方面均存有某种天分般的苏轼。而只是想汲取他对生命随遇而安、淡然而化的态度。

  可事实就摆在这里，无论我怎么吟诵“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如何领悟“着力即差”的天然，我都仍旧是我，正如苏轼无论怎样，都还是苏轼。我既没有做到看穿风雨无心而无所畏惧，又总是用力在捡拾、在抓取，而终是落入两手空空，却怨念横生的境地。这或许便是“用力即差”最好的注解，也是我始终在用力，因此而始终差劲的回应。

  我自然不想说苏轼的一生是悲惨的，更不想说自己的人生是悲惨的。毕竟，苏轼的命题在于为“我”而活，而我是用力去活出一个“我”来。至于这个“我”到底是什么，在真正活出来之前是模糊的、是不够具象的。但苏轼的“我”仿佛粲然而立于当空，如风帆而无力自往。而我之“我”，则巧作伪劣，忸怩失真。

  但想到这些意味着什么呢？对于那个盘桓在心底的生死，到底起到何种作用呢？似乎还无法回答。当苏轼在我眼前时，我问自己，可否于任何时空中撒手而去？我的回答是可以！可当苏轼一旦离去，又开始觳觫不已。不过，面对死如同面对生是一样的，生之不知何为生，懵懂而来；故而死自亦不知何为死，轰然而至。到那时有千端思绪，万般离愁，也毫不由人。于此而观之，死生之事，实为生人之妄念，确为愚不可及之症。即是需用力之事，便差之毫厘，亦失之千里。

        世人不及子瞻者，众矣。而我不及子瞻处，远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