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马丁·瓦尔泽是当今德语文坛最重要的文学大师。被誉为“驾驭语言的能手”。
马丁·瓦尔泽1927年生于博登湖畔的瓦瑟堡，1947年他被卡夫卡的作品所激励，开始从事文学，1957年发表处女作《菲城婚事》，他的代表作品包括《惊马奔逃》（1978年）、《迸涌的流泉》（1998年）和《批评家之死》（2002年）等。
他曾获得国内外多项文学大奖，包括著名的德国书业和平奖（1998年）、毕希纳奖（1981年）等。
马丁·瓦尔泽谈写作
除我自己之外，我不想让任何人信服什么。如果我能信服自己，那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这世上的所有灾难都源自爱的匮乏。
我们有两种语言，直接表达和间接表达的语言。克尔凯郭尔说：我们得到的知识太多，对知识的用途又知之甚少。政治和媒体让我们成为知识的占有者，文学让我们逐渐明白如何对这些知识加以运用。
小说关心的不是这样或者那样的社会改良。小说的诉求更大、更高、更激进。乌托邦是小说的命根子：它想让读者理解所有在小说中行动和遭受痛苦的人。也就是所有的人。
小说的叙述者热爱他塑造的所有人物形象。他们身上都有他的存在。即使他们不得不做出极端可怕的事情。对我而言，这正是小说的魅力所在：即便是最邪恶的人也没有被抛弃。只要我们理解他为什么不得不如此邪恶、不得不如此行事。小说里的人物形象绝不可能一言蔽之。每当我们自以为了解某个小说人物的时候，小说里就会出现一句话或者一个情节，而我们压根儿就想不到这个人物会说这样的话，会做这样的事。小说无意于控诉什么，也无意于辩解什么。它只是在表达一种生命体验。表达才是最要紧的事。表达才是可靠的信息。在小说里面，如果不讲“如何写”，“写什么”也无从谈起。
写作让我感到了自己的创造力。
我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虚构的，关于写作，我只会写自己匮乏的东西，所有让我有创作欲望的东西，都是我缺乏的。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缪斯，那么我的缪斯就是“匮乏”。
我在写作的时候，一直处于一种非常激动的状态。写作本身其实是一种“幻象”，并不是真正存在的，包括这种激动也是一种“幻象”。所以，我必须无时无刻进行自我肯定，要对自己信赖，才能够写下去，并且不断告诉自己，这种“幻象”的存在也是有意义的，否则我只能将我所有的稿纸付之一炬。
在写作涉及到历史问题的时候，我很少用公共性的语言，比如政治性的、群体性的语言，我只会用自己的语言来写作，这是非常个人化和私人化的表达。在德国，曾经有人批评我说，我是一个“把良心私有化”的人。在如何看待历史这样的问题上，我从来都是从个人的立场和角度看待一切，尽量避免大家共有的一种态度和大家共同表达的一种方式。
个人对历史的反思应该是自发的，而且到处都是存在并且无可避免的。但人们的反思并不是为了某种特定的情况不再发生而去反思，这应该是一种自然的状态。
每一个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哲学的影响。对我影响最大的哲学家，是尼采和克尔凯郭尔。
克尔恺郭尔有自己的一套哲学方法来阐述宗教信仰，宗教永远不是一种可以直接体会的存在，而需要一种间接的感知。比如他说过：我们永远是在一种对立的形式中去体会存在。
信仰是一种天赋，就像乐感。而如果每次都企图寻找词语来表达信仰，一定以失败告终。现在的词语都上过学，学校里全都破坏了信仰的能力。知识者的知识都来自他人，而信仰者可以立足自身。
坏小说才会去改良社会呢。我永远为自己写作，不为别人写作。
作家和批评家并不是互有敌意的一对职业。每次我的书出版之后，如果能读到别人的批评性文章，我会觉得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和满足。一个作家听到的全都是赞美之词，那其实是很悲惨的，因为你从中没办法获得任何滋养——只有在批评中，你才能知道哪里还可以改进。
我之所以从事写作，是因为我们的生活还不够好，我希望在创作中写更好的生活，希望把生活塑造得比它本身更美。我是追求美的一个作家，你甚至可以说，我是一个美化型的作家。
知识分子总想证明自己说的话是正确的，不想证明反面，任何事情要在反面成立我才讲，所以我不是知识分子。
我曾经写过一个角色，男主人公经历了惊心动魄的爱情，但他预见自己的爱情肯定不会有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自言自语了一段话来描述当时的状态，在那段话里他发明了一个词——在德语里是可以将一个名词加上另一个名词变成一个复合名词的——这个词前面的一半是‘不幸’，后面的一半是‘幸福’，组合在一起就是‘不幸的幸福’。用不幸的幸福来形容是唯一合适的词，那个主人公在当时的情境下想要表达的是，完全没有不幸的幸福近乎是谎言。换句话说，所有的幸福里面包含着不幸。
(来自野草公众号，辑录自马丁·瓦尔泽的多种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