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文学典故
在永恒与虚无之间
侘寂 追求永恒的美
男性作家创作女性文本 石黑一雄
原始
浮士德，燕秋用生命交换舞台
《青衣》的故事并不复杂，简言之，作者写了一位青衣“不疯魔，不成活”的四十年。文本本身固然值得玩味，但其背后折影出的一个更庞大的体系，似乎更需要投入思索。
毕飞宇在世纪初的《花城》上发表了这一篇小说，为女性下了一道近乎残忍的判词。
或许我们会用一句老话“性格决定命运”，来为筱燕秋的悲剧作一个结论，但毕飞宇在《<青衣>问答》中否认了这一说法。相反，他说:“写完这部小说，我想说，命运才是性格。”作者先行地赋予了筱燕秋一个悲剧的图景，其随之而来的自恋与偏执的个性只不过是必然命运的装饰。
其中的逻辑是，作者判定这是一个悲剧，才有了筱燕秋，而非有了筱燕秋，这才是一出悲剧。换了谁，明明都一样。筱燕秋她只是这场悲剧在形式上的一只木偶，一个载体，一个无关轻重的姓名。
在传统戏剧中，青衣在地位上高于花旦，排在第一位，正是封建社会所推崇的闺秀式的女子形象。作者用青衣构建成了一个女性用来实现极致自我认同的对象，称之“女人中的女人”，想必是据此。这种“无奈而孤独的咿咿呀呀的”青衣形象便成为了女主人公打量自我的一把尺子。她拼命证明“我就是嫦娥”，实质上也不过是在追求极致的自我认同。嫦娥的形象有如一道模具，永远年轻，绝美，冷艳。而筱燕秋，一个实实在在的女人，她会老，会臃肿。即使她不断“抠”下自己的体重，也再也塞不进那套模具里。
正如《奔月》中被困在广寒宫的嫦娥，筱燕秋，或者说女性群体，被困在这样一种自我认同之中，只能咿咿呀呀地随着曲子唱，近乎心甘情愿。
这种封建传统社会遗留的价值标准，审美标准制造的困境关住了女性，这就是为什么毕飞宇敢说“命运决定性格”。因为命运已经被社会绘写，肉眼可见。有如张爱玲总暗示的“悲凉的底色”，摆在终点，否定一切尝试。
这命运，尽管照作者原话说是“命中八尺，难求一寸”，试图上升为人的悲剧性，但如果我们反观文本，会发现那个“伟人”般的烟厂老板，他逍遥自在，抓住了所有人命中的八尺;而是别人难求一寸。我们是否可以把他看作一个极致的男人的形象，一个“男人中的男人”。钱于其手，权于其手，媒体于其手，或许，他才是主角。青衣们不过是“伟人们”的一排排注解，在历史里苍茫地流动，泪滴留不下任何深刻的痕迹。
张爱玲在《与女同车》末了写下:“电车上的女人使我悲怆。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与这篇在千禧年发表的小说对照，竟成了如此生动且荒唐的——谶语。
将灵气发挥到极致的周迅，当被媒体指责自己老了，拍出来有了皱纹时，从清晨起便坐在沙发上开始哭，一直哭到下午。
她又何尝不是那个筱燕秋？
心气渐盛的春来又何尝不是下一个筱燕秋？
筱燕秋们又要被这封建的广寒宫困多久？
如果说下这道判词的只是一个拿着全知视角作生死簿的叙述者，未过太浅，不如说我们这个社会千百年来给女性，甚至女性给女性自己，写下了生死时辰，生命标准。
当我们觉得《儒林外史》的沈琼枝太放肆，当我们觉得鱼玄机太轻佻，当我们纵容葛薇龙们的堕落，当我们的女性无奈成为白流苏，想必进步只会是《第一炉香》最后葛薇龙抽的那只香烟上一闪而过的火星，顷刻消散。
但愿这种标准的注脚写着写着，有朝一日，变成了标准的反戈。没有一种命运该天生给到谁。宿命是用来毁灭的一个词。宿命是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我做过的一切。
“嫦娥在筱燕秋四十岁的那个雪夜停止了悔恨。死因不详，终年四万八千岁。”对于筱燕秋，这恐怕便是她的命运。
她一生所奔求之月，想必也早已埋伏了圆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