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词话》通篇“词论、词品、词人、词史”四者交错，以句品词，就格论人，从精微的角度出发分析作品弘大的意义。《人间词话》的理论核心是境界，以“真”为审美标准，强调真情真景（第六则中指出“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里“以句赏词”，非常推崇境界，第一则就写“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我认为这样的论述里包含了有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人的思想和表达应该是贯通一致的，人对所见所闻观察得越真切，理解得越深入，眼界越远越广就越有情怀，把这样的情怀反映到词上就是有境界。

  境界即真景象，真情感，不管是造境还是写境，有我之境还是无我之境，关键在于真，即物质与意识的统一。 因为强调“真”是境界的核心标准，所以王国维说境界不以大小分优劣。“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与“真”相对应的，王国维提出了“隔”与“不隔”的概念，隔与不隔实质就是真与不真。第四十则中“问隔与不隔之别，姜夔的词如梦里看花终隔一层，语语都在目前，则是不隔”，每句话写的都是眼前才是不隔才是真，所以眼前的“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细雨，鱼儿，微风，燕子，都是很小的意象，但描写的就是眼前之景，虽然不像“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那样宏大壮阔，可是因为它很真，即使是小境界也是有境界。虽然说，王国维认为境界不以大小分优劣，但在我读来，王国维本人是比较喜欢大境界的，可能是因为当时所处时代背景，作为清朝遗老，对国家世事更加关心，而不像和平盛世下的文人有闲情逸致欣赏恬淡小景。从《人间词话》中多次提到“气象”一次可以看出，气象不是景象，它与境界相关联，是激发的一腔之情。比如第十则“太白纯以气象胜”，第十四则中，“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温韦的词不如其有气象”，第三十一则中，认为萧统，王绩对陶渊明和薛收诗赋的评价有失公允，陶薛二人的诗中少了气象。

 “真”不仅包括真景物也包括真情感。第十七则中“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像《水浒传》、《红楼梦》这样以客观存在为题材针砭社会现实的文学创作，只有深入了解人情世故，多经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才能把握好社会现象更深层的内涵，揭露出社会人情的本质，实现批判或其它意义；而描写主观情感的作者最好像孩童一样，用最纯真的眼光来观察世界，人们常常说“孩子是最不会撒谎的”就是这个道理，看到什么就是什么，不需过多考量，不需掺杂任何情感因素，这样才是真的。像在第二十八则中王国维赞同的，“秦观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真性情的人，即使用很浅显的语言也能传达出深意。第五十二则中“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纳兰容若没有沾染汉人习气，所以写的比较真切。情也要不隔，直接真诚地表达，第四十一则中写到“‘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写情如此，方为不隔”。

  那么怎么才能做到真呢？第五十六则中给出了答案，“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即见真知深，这就是哲学上意识对物质反映的过程。第六十则“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写诗人对于宇宙人生既要能深入地用心体悟，又要能抽身其外仔细观察，外部观察与内部体悟相结合，即物质和意识相统一，这样才能做到有高致有生气。

 这一点“真”的思想可以理解他对“词品”的评论，王国维就格论人，比如第四十三则中写道“东坡词旷，稼轩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意思是没有苏东坡、辛弃疾的胸襟就写不出像二人那样的词，即便是模仿，也是东施效颦；再如第四十八则中写道“周介存谓：“梅溪词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出其品格。”刘融斋谓：“周旨荡而史意贪。”此二语令人解颐”，意思是王国维赞同以词品定人品的态度。如果从王国维极其推崇的“真”的角度出发，并不难理解这种想法。因为王国维强调物质和意识的统一，物质是基础，意识是物质的反映，所以词人对于客观存在能感悟多深能思考多远就体现了词人本身的格调（或者说品味、境界）高低，词作是作者思想感悟的抒发，于是这种格调的高低就自然而然反映在了词作上，我们从词作上可以窥测作者的情感态度也就顺理成章了。正是因为王国维强调“真”，强调统一，所以他才认为词作格调的高低反映了词人格调的高低，即词品反映人品。比如第二十六则中写道三种境界的三句词“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不是有胸怀的大词人写不出这样的词。

 关于词品和人品是否统一，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文学作品中反映的思想内容大多数却逃不过与作者本人生活的关系，这也就是我们在分析文学作品时首先从作者的生平往事，人生经历入手的原因，即所谓的“知人论世”。李清照生活在两宋之交，生活发生过很大的变故，前期生活快乐幸福，词中也有很欢快的表现“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后期生活颠沛困苦，词中便有十分凄苦的表达“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许多近当代作家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得出作者个人的影子，对事情的态度看法等等。很多作家都有比较坎坷的童年，他们孤独、关注自我、心思敏感细腻，比如张爱玲，在《私语》中写道“剩下她和弟弟在父亲和后娘的监管中成长”，或许这是导致张爱玲后来的作品充满悲观的主要原因。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爱情，由于胡兰成的滥情最终以分手告终让人叹惋。不可否认，张爱玲是深深爱着胡兰成的，在《十八春》里借曼桢之口也许传达了对这段感情的态度“如果她要和世钧结婚了，生一大堆的孩子，那么也就没有这一生最美丽的回忆了。” 世钧也说过类似的话“这样的感情，也许一生有过一次也就足够了”。琼瑶同样是一位才气逼人的作家，《窗外》就是她自己的故事，她的初恋。由于丰富的生活经历，琼瑶小说宣扬爱情至上，肯定忘年恋，认可第三者，不可否认她的作品中对人物命运的安排充分展现了她个人的思想态度。

李泽厚先生对王国维进行了分析，他说：“（王国维）之所以追求艺术的幻想世界（即境界——李注），以之当作本体，来暂时逃避欲望的追逼和人生的苦痛，这也正是儒家士大夫本来没有宗教信仰的缘故。王国维就是这样。他只能在艺术中去找安身立命的本体，虽然他明明知道这个本体是并不可靠的暂时解脱。所以当现实逼迫他作选择时，他便像屈原那样，以自杀——生的毁灭来做了真正的回答。但以所谓‘义无再辱’（王的遗书——李注）作为死的理由，却又仍然是传统的儒家精神。王的自杀倒是近代西方悲观主义和传统儒家挫败感的结合产物。”这段评价或许可以解释王国维如此强调“真”的原因，生活在时代更迭思想动荡的年代，人是迷茫无所适从的，思考无处安放，只能把一腔激情宏愿寄托在文学上。他主张艺术呈现、艺术情感的真，作品表达真情实感；追求境界，用豪放俊逸大气磅礴的境界来吐露萦绕于胸的满腹感慨。这里包含着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追求真感情真事物，所以他联系起词品与人品，注重文学的社会意义，关切诗人作家对自然及人生的态度。

 总的来说，“真”的思想贯穿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先生评价的原则和方法，其中也渗透着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此外，真诚做事，真情待人，展露最真的自己同样也是我们应该保有的人生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