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自言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壹家之言”。初讀時只覺此話乃著書者理想之言；稍年長些，又覺是文人史家自負之語；至近日，恍然大悟，妙理得開得大自在。
“究天人之際”實際上是告訴讀者，《太史公書》首談人生社會哲學；“通古今之變”乃是要探討古今興衰成敗、新陳代謝之歷史規律；“成壹家之言”便是要開壹家之文體語言及敘事寫人之體例，既文學。
後唐宋之世有韓、柳、歐陽、蘇等公倡“古文運動”，具體而論，實是要效法司馬之文章筆法，古文之古，乃古司馬式也！由此觀之，中華文明之經線，自《尚書》而《太史公書》又《漢書》、《後漢書》及《新唐書》、《舊唐書》；此中“書”之要義，非獨名目而已，頗有深寄。自元人脫脫著《宋史》，後世不再言《書》，此中妙趣，不可不察。
再者，魯迅先生言“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便是從側面證明《太史公書》其文學價值，而魯迅之不足，受限於自身，魯迅本人乃文學家，其眼光乃文學家之視角，故見得《太史公書》詞采章句之妙，又博學，亦見史學之成就，未見社會哲學的道。
又，《史記》之名目，篡改於後之學者，《太史公書》才是初名，且為司馬公自謂，故其中區別、妙理，非後人能解，亦絕非名目之別，此中內涵，唯著者知。此其壹。
“究天人之際……成壹家之言”亦司馬公自謂，故最能彰其著書之緣由旨意，今觀之，實無壹字虛言，皆大綱要爾。此其二！
《尚書》之於華夏古今文章之源流，不可否，而今人視其為公文之體例範式，此種說法，未免偏頗，甚謬。《太史公書》得其最要，乃為司馬公立史、立言之本也！
司馬公又以畢生之心血著此書，故《太史公書》出於《尚書》而發揚其正氣剛建之要，又揮發以司馬公壹家之言，總結先秦文化，實豐腴而實在，於哲、史、文皆可當後世文章之祖也，如此說，不過。此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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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酉荷月 . 杭州 . 邀月堂 . 陋室南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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