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要想做出正确的决定，既要利用理智的一面，又要利用情感的一面。
他这样写道：“理性通向秩序和哲学，优于感性。如果理性占上风，我们将过上和谐幸福的生活，成为自己的主人。”否则，他警告说生活就会被冲动和情绪控制。如果我们跟着马走，就会像“跌入下层世界的傻瓜”。
自我的任务是压抑本我，引导不当的情绪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发泄出来。弗洛伊德在书中直接提及柏拉图的比喻：“自我对本我的管理可以与车夫驾驭马匹相比，马提供动力，车夫具有选择目标并控制马匹行动方向的权限。”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目的是增强自我，培养控制本我冲动所需的力量。
柏拉图思想和认知心理学的共同基本观点是理智优于情感。为什么这个观点经久不衰？这不难理解。一方面，它认为现代人类凌驾于其他任何动物之上。人的意识是理性的计算机，是无与伦比的信息处理器。另一方面，这种有关人性的看法也能解释人类的缺陷。因为人类仍然具有动物性的一面，理性的那部分不得不与原始的情绪竞争，车夫必须控制住悍马。
人类大脑的进化改变了一切。第一次，有一种动物能够思考自己是怎么想的。我们人类可以内省自己的情绪，可以用语言剖析世界，将现实分解成一串串清晰的因果链。我们能积累知识，能对问题进行逻辑分析，能精心编造谎言，能计划未来，有时我们甚至能按照计划行事。
按照詹姆斯的看法，意识包含两个不同的思考系统，一个是有意识的理性思考系统，另一个是无意识的快速的感性思考系统。詹姆斯说，良好决定的关键在于知道在什么时候依靠哪个系统。
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Carol Dweck）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证明，教育成功的要素是从错误中学习。遗憾的是，人们教育孩子的方式却恰恰相反，他们经常表扬一个孩子的先天智力（聪明），而不是后天努力。德韦克已经证明这种鼓励实际上适得其反，因为它引导学生把错误看成愚蠢的表现，而不是构建新知识的基石。最终结果是，孩子永远学不会如何学习。
柏拉图认为理性就是使用逻辑，这样人能像神一样思考。现代经济学则把这种古老的想法提炼为“理性选择理论”，认为决定就是将各种结果出现的概率乘以它们带来的快乐得出各自的效用值，然后选择效用值最大的一个。这种理性的标准能让我们最大化幸福，理性代理人就是应该这么做。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一书中探讨了优良品质的方方面面，得出结论认为，培养良好品质的关键就是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性灵魂”的一个关键职能就是确保我们能在现实世界中聪明地运用情绪情感。亚里士多德写道：“每个人都会生气——这很容易，但是为了恰当的目的，在恰当的时间，对恰当的人，用恰当的方式，生气到恰当的程度，这并不简单。”
尽管理性是个功能强大的认知工具，但是仅仅依靠前额叶皮层有意识的思考是危险的。当理性脑劫持了意识，人们会犯各种各样的决定错误。他们忽视了情绪脑的智慧——多巴胺神经元所储存的知识，开始转向他们能够解释的东西（情绪情感的一个问题是，即使正确，仍然难以说明白）。他们舍弃了感觉起来最好的选择，而是开始青睐听起来最好的选择，即使这个选择非常糟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