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那年，妈妈在家门口种了几棵香樟树，在我调皮捣蛋满地打滚的年纪时，大部分树都没有活下来，唯一存活的一棵不笔挺的分叉树苗成了我们唯一的玩具，爬树，荡秋千，树下乘凉，过家家，占据了大部分的记忆。当时，我并不知道我们在物质上是贫穷的，因为在我能看到的世界里，所有人的生活状况几乎是一样的。少有的土豪是小伙伴每次都有五毛零花钱，而我只能偶尔才有一毛，他在我的世界里是最富有的，更何况他家里地上居然还铺了水泥，而我家一直都是土地面。
村里是哪一年通的电我并不知道，也许是我出生前，也许是我出生后。据说家里的黑白电视机是整个村里仅有的三台电视机之一。有一段时间不知道是什么电视剧播出，家里经常挤满了人。地里收获的谷子一袋袋摞起来码了半个堂屋，哥哥和堂哥就爬到谷袋子顶上去凑热闹，妈妈则带着我坐在门口玩。我想，我们那个时候并不懂看电视，只是每天家里这么多人这么热闹跟着凑热闹就很开心。
哥哥姐姐上学，也会偶尔带我去教室，带着弟弟妹妹上学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情。哥哥年级低，教室的桌子是建筑用的几米长的钢筋水泥板，坑坑洼洼，用一块块红砖头搭起来便是课桌，一块水泥板可以坐一排学生。凳子自然是不可能有的，席地而坐在尘土飞扬的土地上。
教六年级的爸爸有时候也会带我去学校，听妈妈说我那时伶牙俐齿又不胆怯，和谁都能聊，大人就更爱逗我玩了，爸爸也很爱带我去学校。有一次大雨后，二楼的教室积水成了水坑，但是地面不平，所以水都积在了教室后面，爸爸在前面上课并不用踩在水里，我就在教室后面撒欢的玩水。下课后大哥哥们还爱逗逗我玩。有一个学生上课打瞌睡，强行撑着头撑了好久，但是又控制不了睡意，头掉，撑起，头掉，撑起，我盯着他看了很旧，然后默默的告诉爸爸那个同学打瞌睡，在爸爸抬头，转身看向他的动作完成的前一秒，他突然惊醒了。
我上学那年就比较幸运了，赶上学校新建了几个教室开设的学前班，我便成了我们家唯一一个上了学前班的。开学的时候要自己带桌椅，我比较幸运，另一个“土豪”的小伙伴家里提供了一张足够三个人坐的桌子，于是我们仨就成了几年的固定同桌。寒暑假的时候她爸爸来学校把桌子搬回家，开学的时候再给搬过来。幸运的是我从学前班就展现出了好学生的特质，家长也都愿意让孩子和我同桌，我便不需要为课桌担心了。
教室有窗户，没有玻璃，冬天大风呼啦啦横穿教室，我并不记得那几年上学有多冷，只记得老师让我们每个人回家从家里带一个化肥袋子和钉子去学校钉住窗户，回想起来应该真的挺冷吧。扫地的扫把和装垃圾的铁锹以及装水的水桶是谁扫地谁从家里带，每次抬水的学生都要走到学校外面的池塘里抬水回去给教室洒水，不然尘土飞扬，几次往复，直到地扫完。平时扔垃圾的大纸盒子也是同学从家里带过来的，这种纸盒子极为珍贵，并不像化肥袋子那样每家都有。上大学后，同学中流传着一个段子说，小时候妈妈都说我们是垃圾桶里捡的。我到四年级之前都没有见过垃圾桶长什么样，我说，不，我是从田边捡的。
在那个贫穷的农村小小的小学，我成了那个“别人家的小孩”，我是学前班上唯一一个可以从1数到100，正确的写出全部声母韵母的学生，每天都要带领着全班同学数数，但是常常忘记数99。唯一两个可以背诵出某篇课文的，另一个是提供课桌的我的同桌。老师把全班同学锁在教室里，放我们俩出去玩，整个校园的空地上只有我们俩在撒欢，那是一种全校人都能看到的荣耀，更何况老师还奖励了我两根粉笔，而且还是彩色的粉笔。玩累了，我跑回去教室，趴在门缝朝里看那些嚎啕大哭的同学，我记得那个同样趴在门缝朝外看哭着的女孩。她一直那么好看，她有卡通的双肩包，她有披肩的长头发。那一刻，她被锁在里头，而我在外头。
成绩好又外向，老师喜欢同学也喜欢的学生自然是“呼风唤雨”的头头，我们常玩的游戏便是两个男生用手交叉做成“8”字型的“轿子”抬着我到处耀武扬威。某次晃荡中我的鼻子撞在了其中一个男生的头上，流鼻血了，小学高年级的姐姐得知后赶来带着我去学校外面的池塘洗鼻子，然后，全校的学生黑压压一片的脑袋跟着我们到池塘去看我姐在池塘边给我洗鼻血。
某一年，爸爸给我买了个双层的文具盒，在那个全校军绿单肩包和单层铁文具盒的时代，我的双层粉色文具盒也是个土豪的装备，更何况我的文具盒里还有满满一盒子削好的铅笔和低年级小朋友没有的透明胶带，那种傲娇让我的虚荣心爆棚。一天中午回家吃饭我没有把书包背回家，这是极反常的行为，那时，偷盗像太阳升起又落下一样自然，我们一般不会把书包放在学校。而那天刚好我放了，又刚好我的文具盒丢了，更刚好，几天后另外一个男生有同款文具盒。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坚信他偷了我的彩色双层文具盒，也许这样才能让我失去心爱之物的伤痛得到心理上的平衡，我不记得我是否因此有诋毁或者中伤过他，但我想应该是有的。直到他后来过世，他以一种在当时的农村最常见的方式离世的。在某个烈日炎炎的下午他去山上摘野桃，然后去了池塘游泳，然后就没有活着上来。那年六岁，或者七岁，我记得妈妈告诉我这个消息时候我的平静，就像一个被抓包也要竭力假装平静的凶手，似乎是我对他的怀疑谋杀了他。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常常会想起他在我面前装猴哥的样子，还有他的光头。我不能原谅自己对他的伤害，更也许我不能原谅的是他的死亡，那个时代背景下的必然死亡，笼罩着每个小朋友的死亡。很多年以后，见过一次他妈妈，她同别人聊天时，提起那个失去的的儿子，丧子之痛在过去了二十年之后极力保持平静的外表下也难掩浓浓的哀伤。我没告诉她我们是同班同学，也没告诉她我记得她儿子，那时我想，如果他还活着，和我也一样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