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阅读杨维桢诗文时，特别留意他晚年诗文创作的自我评价，发现有五句话值得琢磨。这五句话分别是：
1.吾尝网罗世之忠孝人，私有所论著。
2.嘻割争，绝揖让。
3.余自弃官十余年，以觚简著作为事，绝交于势要。
4.兵变后诸作，人未识者有之。
5.惜予老矣，所书今不过山经野史。
“吾尝网罗世之忠孝人，私有所论著”
姚孝子者，淞之金泽人，名玭，字比玉。五世力农起家，遂有园田室庐。父斌拓落，不事生产，家寖微。玭生七八岁，即警悟，里大姓林氏，以其贫弗自给，为延致名师，尽出所藏书，卒成业。淮兵作时，苗杨氏守浙方面，令下金泽大姓家，具蒙冲阃舰，率民奔亡，玭独奉母陈遁于野，遇河不和渡，母曰：“吾闻古贞烈以辱身为耻。兵至，吾誓不受辱，曷若殉节于地下。”遂沉水，玭急挽之不及，仓皇俱溺。倾之，负母出，母子复生。玭数为军中所得，尝中流矢，佯死伏尸间，已而得逸去。奉母过湖，母曰：“吾有余金，密藏某土中，汝其往发之。”玭潜往，又为淮兵所虏，疑从苗中来，缚送泖上军，会有辩，得不死。兵察其非庸人，署为部史。玭朝夕忧，以母病革报，泣诉于兵，请暂谒假，得以小舟载母遁。玭平居极孝，母病思美鱼，暮夜无所得，家畜乌圆其驯，嘱之若有领。寻出户，致白鱼盈尺以归供母，或者以为孝所感。兵息，浙垣大臣以檄辟，玭以亲老辞，谈者益以高其节云。
铁史曰：自兵兴，摧城陷郭者，十年未已。吾尝网罗世之忠孝人，私有所论著。若操节之炳炳者无几，而妇人之死义者亦鲜，岂江南民风，囿于戾契，类不能果决全节，如燕赵幽并间臣死忠、子死孝者欤？及得姚玭事，乃知母克逡巡就死难中，而玭于颠连险阻中，顷刻不违其母，与母死复生，其亦季代之独行欤？录为《姚孝子传》。（《姚孝子传》，见《全元文》42卷197）
《姚孝子传》写了姚玭孝母的故事，译文详见《南楼美人·乌圆》。故事结尾，杨维桢说：“元末战乱开始后，毁坏城池、烧杀掳掠，整整十年未曾停歇。我曾广泛搜集世上的忠臣孝子，私底下写了一部书。但是发现，其操守和气节能彪炳史册的实在寥寥无几，且妇女为守节而死的也不多。难道江南的民风局限于奇邪不正？在保全气节上做不到果断坚决？找不到像燕赵之地、幽并两州出现的臣死忠、子死孝的事迹吗？当我得知姚玭的事迹后才知道，姚玭在母亲徘徊于生死关头，在自己颠沛流离的境遇之中，始终做到与母亲形影不离，多次与母亲死里逃生，这大概也称得上是末世里特别的壮举吧？特记录其事迹，作《姚孝子传》。”
仔细核实“私有所论著”，确是“著”而不是“者”。《寻找施耐庵》一书作“者”理解，因其时未能见到原文。“论著”就是一部书，“论者”或是一篇文章。因为这个“著”是“私有所论”，没有透露书名，所以我们不知道杨维桢这本书到底是哪一本书。但杨维桢关于忠孝的“私著”，引导笔者不由自主地将它与写“忠义”的水浒小说相联系。
姚玭的孝母情节，在水浒里的情节也能找到类似处，小说开篇写到的王进子母逃离东京，与姚玭子母逃离金泽可以一比。另外，笔者还发现：水浒小说中的姓氏，基本都能在杨维桢笔下找到对应。如这个“姚”，在小说中就有两个人物：一是姚义（杨维桢取名爱用“义”字，他曾经采用隐身术，为自己写过一篇传记式的文章《一默老人》，就给自己取了一个叫“陆义”的名字），方腊麾下头领，后在乱军中被杀；二是姚二郎，在第二十六回《偷骨殖何九叔送丧 供人头武二郎设祭》中出现过。
“嘻割争，绝揖让”
予自壬辰（1352）兵兴来，遭罹死地者凡四五，然今年以淞府长顾公之招，客予于府庠，退处一室，颜之曰“心太平”。人怪之，顾公是之曰：“昔香山居士之诗自谓：我是羲皇代，先从心太平。居士尝历险难，身获太平而心未获平。先生历险难，身不太平而心实平焉。”予谢之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子之谓也。”因铭室曰：嘻割争，绝揖让。尔一身，天地长。心独游，在羲上。（《心太平铭》，《全元文》42卷43）
“今年以淞府长顾公之招”，对应《杨维桢年谱》中的记载是：“至正十九年（1359）十月，以松江同知顾逖招，赴淞学教授诸生，合家徙淞。”故这篇《心太平铭》作于1359年，距离壬辰（1352）年已有七年。这七年里，杨维桢任职杭州四务提举、建德路总管府推官，至正十八年（1358）三月，朱元璋右翼统军元帅吴大海攻克建德，元将移剌九九败，杨维桢避居富春山。
初到松江，顾逖将杨维桢安排在教书所在地——松江府学宫，杨维桢彻底告别了官场，因而用了“退处”一词，“退处”即引退闲处，并将所居的书房命名为“心太平”。有人为此感到奇怪，但顾逖极力赞同，因为他理解杨维桢。顾逖对杨维桢说：“从前白居易有诗写道：‘便是羲皇代，先从心太平。’（其意思是说，幸逢太平时代，要做到心里安定。）白居易曾历经艰难险阻，身体的确获得了太平，但内心并没有真正达到闲适恬淡的境界。先生您也经历了艰难险阻，虽然现在仍身处乱世，但内心却真正达到了与世无争、无为无不为的境界了。（“羲皇代”，即“羲皇时代”，有君似无君，无为无不为。）”杨维桢对顾逖说：“《诗经》里有句话叫‘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别人有什么心思，我能揣测出），用这句话来形容你对我的评价，倒是挺恰当的。”
《心太平铭》反映了杨维桢晚年出世的心态。“嘻割争，绝揖让”，是他对局势的态度，元明之交的割据纷争，此时已经与己无关，故用一个“嘻”字，将眼前看不惯的一切都付诸笑谈中。与此同时，自己决定“绝揖让”，即拒绝官场上那套宾主相见的礼仪，实际意思相当于“绝交于势要”。杨维桢此时已64岁，他在规划未来的日子，他将彻底远离现实，学做羲皇上人，做到身心快乐、身心自由，真正像神仙那样活个天长地久。
《心太平铭》中的“绝揖让”，及此后在《竺隐集序》中出现的“绝交于势要”，在《一默老人传》中出现的“不交豪贵”，表达的均是同一个意思。杨维桢移居松江后，其实一直在强调自己生活的低调。他低调的目的，当然是“绝仕念”了，因为“心太平”了，但同时也有更充裕的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余自离乱弃官十余年，以觚简著作为事，绝交于势要”
季代儒者谈浮屠氏学十八九，而未见浮屠谈吾儒者。自晋慧琳推吾白学，贬裁其本教，逮唐有衣冠外臣曰一行，宋有《上天子书》曰契嵩，我朝有《筠溪牧潜》之集曰至，秣陵《蒲室》之集曰忻，历千余年，仅仅四五人耳。江左道上人有编曰《竺隐》，余喜其吐辞运旨，未尝有本教阔大不经之言。其雅颇近韩，畅近欧，而简白近太史公，求之浮屠文中，骎骎乎争驾《牧潜》；而于《蒲室》也，殆将过之。此余较其格裁而言，究其论道，则其不合吾道者，亦盖寡矣。道尝以书来曰：“吾子执文柄，呼铁史，寸善必赏，不在人求，不善而受议，亦心服无憾。故道以不腆之文，不自知其合道与否，印子一言。”余自离乱弃官十余年，以觚简著作为事，绝交于势要，而一时方外有文句近古，亦收而录之，而况有文不畔吾道、追古作者如《竺隠》编者乎？乐为援笔而引诸首，不辞。（《竺隐集序》，见《全元文》41卷291页）
这是杨维桢为僧人所著的诗集《竺隐》所写的一篇序言。虽是序言，但其中也隐含着杨维桢生活与心态上的一些蛛丝马迹。
“余自离乱弃官十余年”，与《姚孝子传》中所说的“自兵兴，摧城陷郭者，十年未已”，是同一个意思。离乱，指战争、叛乱造成的社会混乱。杨维桢正是因为社会“离乱”，交通中断，不再去任江西儒学提举，而是全家从杭州迁徙到了松江定居。
“以觚简著作为事”，说的是杨维桢自弃官十余年来所从事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是写书。觚简：古代书写用的木简，借指书籍。觚简著作，就是指书籍写作。
“绝交于势要”，杨维桢因为弃官了，更因为集中精力进行觚简著作，所以他断绝了与那些有权势、居要职之人的交往。“绝交于势要”与“私有所论著”一并联想，便有杨维桢从事秘密写作的可能，或者参与秘密写作的可能。
杨维桢到松江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到底写了多少书，至今仍是一个谜。从宋濂的杨维桢墓志、贝琼的杨维桢传和杨维桢的自传中提及的书目看，大多作于徙居松江之前，作于晚年的作品并没有在传记中体现出来。杨维桢曾作《铁笛道人自传》，列举自己的著作，说均“藏于铁崖山”，那么晚年在松江的著作又藏于何处呢？
杨维桢著述：
所著书有《四书一贯录》《五经吟键》《春秋透天关》《礼经约》《君子议》《历代史钺补正》《三史纲目》《富春人物志》《丽则遗音》《古乐府》《上皇帝书》《劝忠辞》及《平鸣》《琼台》《洞庭》《云间》《祈上》诸集，通数百卷，藏于家。（宋濂《元故奉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
所著《春秋大意》《左氏君子议》《史钺》《丽则遗音》及志序碑铭赞颂、古乐府，近体五七言诗、铙歌鼓吹曲，凡若干卷，行于世。（贝琼《杨维桢传》）
及其文有惊世者，有《三史统论》五千言，《太平纲目》二十策，《历代史钺》二百卷，诗有《琼台曲》《洞庭杂吟》五十卷，藏于铁崖山云。（杨维桢《铁笛道人自传》）
“先生铁雅虽已遍传海内，而兵变后诸作，人未识者有之”
客有赖良氏，来谒余七者寮，致其请曰：“昔山谷老人在戎州，叹曰：‘安得一奇士有力者，尽刻杜公东西川及夔州诗，使大雅之音复盈三巴之耳？’有杨生素者任之，刻石作堂，因以‘大雅’名之。先生铁雅虽已遍传海内，而兵变后诸作，人未识者有之，请其诗付有力者刻之，亦使大雅之音盈于三吴之耳，不亦可乎？”余曰：“东南诗人隐而未白者，不少也。吾诗不必传，请传隐而未白者。”于是去游吴越间，采诸诗于未传者，得凡若干人，诗凡若干首，将梓以行，来征集名。吁，良亦奇士哉！伟其志而为之出力锓者，则淞士夫谢履斋氏。余因以山谷语名之曰“大雅集”，盖良以待我，而我以待诸公，庶入是集者皆可续杜之后，而或有慊焉者不入也。良曰：“然。”书诸集为叙。至正辛丑（1361）立秋日丙午铁雅道人杨维桢诗。（文渊阁四库本《大雅集》卷首，见《全元文》42卷494）
赖良是天台人，他专门到松江七客寮拜访杨维桢，并请求杨维桢为《大雅集》作序。交谈中，赖良提到了杨维桢隐居松江后的诗文创作及影响。他对杨维桢说：“先生的铁雅诗曾风靡大江南北，但是兵变后所作的诗文，没有读到的大有人在，何不请有钱人帮助刻板印行，使先生大雅的诗文闻名于三吴之地。”但杨维桢却回答说：“东南沿海一带，隐没不出名的人很多，我的诗就不必再传播了，若非要传播，那就传播那些隐没不出名的诗人吧。”事实也确实如此，杨维桢在隐居松江后，除场面上的应酬之作外，已很少自觉地写诗，他将创作的重心转移到了“山野经史”和不被时人看好的戏曲小说。
关于杨维桢对松江文坛的影响，夏春麟在《杨维桢对松江文坛的特大贡献》一文中有过详论：杨维桢和吕良佐等发起了一次在华亭横溪举行的、并由杨维桢主持评定甲乙等级的大型“应奎文会”。它相当于当今一次全国性即时诗文大赛。那时，除当地文人墨客积极参加外，外省市著名文人如浙江仙居的柯九思、永嘉的孙华、鄞县的佳士林、张中久、秀水的吴镇、吴兴的赵雍、湖州的王蒙、常熟的黄公望、宣城的贡师泰、无锡的倪瓒、淮阴的邾径、江阴的孙作和于逢等都来松参加。那是一次影响极大的郡贤云集松江的文学界盛会。会上，群贤各显神通，口吟手书，发挥各自的最好水平，所以硕果累累。杨维桢一一认真审阅、修改、先后确定了《大雅集》八卷。（注：该集先由天台赖良初定，再交杨维桢审定）又选定了《上海静安八景诗集》。两个集子上的诗文，均是与会者即时的创作。这次民间组织的文学创作盛会，规模之大，参与人数之多，史料上没有发现过，历代大小笔记类图书中也没有记载过。完全有理由说，这次盛会是史无前例的。这次文人相重相敬、人数众多的聚会，密切了松江和外地文人之间的友好联系，大大推动了松江地区诗词、戏曲、书画事业的发展，也提高了松江文坛的地位。为松江的文化繁荣和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惜予老矣，所书今不过山经野史”
吴兴陆□□，有才学而隐于笔工。其仲氏颖贵，美髯善容止，尤有才气。可仕乱世而识几，不受聘，则慨然曰：“以弓刀窃禄，孰愈吾世守毛锥之为贵也。”袭名颖贵，而制之精者，标其号曰：画沙锥。尖圆遒劲，健可与古韦昶争绝。余用笔喜劲，故多用之。称吾心手，吾书亦因之而进。颖贵亦自贵，虽势要求之而不可得。别襆之以锦，署曰：非会稽铁史先生弗能。知宣州诸葛氏云：柳学士能书，当留吾笔，否即退还。未几，果退还。叹曰：代无右军，何以用吾笔？而颖贵欲以吾当右军，曷当？惜予老矣，所书今不过山经野史，汝锥之功，无以用之以利天下，徒为祝锥辞。于乎，锥乎，锥乎，其勿取晋典卫之所叱乎，班虎头之所蹢乎，纵弗过也，其深秘毛先生之嚢乎，慎勿为李鐄儿挟货以寻窦于王公贵人之门也。颖贵卓然起立，抱襆退拜为锥叟曰：“代纵有祖范阳之神锤，吾锥不得易权矣。”龙集。己酉秋八月初吉甲子铁龙道人杨木贞氏在云间之拄颊楼试画锥染奎章赐墨书。诗八韵在别纸，为海雪生所夺，再书于龙虎山白箓小素抱遗老人书《谢氏石屏志卷》。（《画沙锥赠陆颖贵笔师序》，见《式古堂书画汇考》）
这是杨维桢于明洪武二年（1369），在《画沙锥赠陆颖贵笔师序》中说的一句话。意思非常明了：“可惜我老了，现在所书写的只不过是些山经野史。”
杨维桢在赞颂笔工陆颖贵制作的一种名叫“画沙锥”的毛笔时，无意中说出了这样一番话。他说：陆颖贵将我比作王羲之，我怎么可能有王羲之的水平呢，我年纪大了，现在所写的不过是些山经野史，是配不上陆颖贵制作的画沙锥的。这固然是一番谦词，但里面可琢磨的东西颇多。
一是“山经野史”。从词语结构分析，这个词也可理解成“山野经史”，突出“山野”之意，指民间的，粗俗的。但既然是谦词，则又与以经典之称的“经史”相抵牾。我个人理解，“山经野史”除了表达杨维桢的谦虚之外，还在于表明自己晚年所写的作品确实关乎野史，譬如他的戏曲，譬如他的小说，这些“山经野史”，在那个时代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
二是“今”字。“今”与“往”相对。“所书今不过山经野史”，无疑是对目前从事的诗文创作情况的一个总结与自评。但考察晚年杨维桢的作品，文献记载的仅是数量不多的应酬之作，这些其实也是称不上“经史”的。我们更没有发现杨维桢晚年有什么系统性的诗文集面世，那么就是说，他晚年可能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一部不想公布于世的“山经野史”上了。
三是表达的前后异同。对于陆颖贵这位笔师（制笔的工匠），杨维桢前后其实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收录在《东维子集》里的《赠笔师陆颖贵序》，作于1364年5月1日。一篇是收录在《式古堂书画汇考》里的《画沙锥赠陆颖贵笔师序》，作于1369年8月。前后相隔五年，但写的是同一个人，比较两篇文章的文字表达，确实有不少类同的地方。只不过前者写的是陆颖贵的“铁心颖”，后者写的是陆颖贵的“画沙锥”。最大的区别，则是杨维桢在相隔五年后，多了“惜予老矣，所书今不过山经野史”这样一句。由此冒昧推测：五年前，所谓的“山经野史”尚未完工，而五年后的“今”，则已大功告成了。如果水浒小说是杨维桢写的，那么必定是杨维桢晚年的一部精品力作，只不过他一直在回避，一直在掩饰，故以“山经野史”取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