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汪曾祺全集》质量很好。不过，白壁难免微瑕，昨天，我就发现了两个小错误。昨天临睡前看《大地》一篇，发现两个病句。一句是：“站在黑沉沉的大地上飞驰，我觉得我的马和我自己都很渺小。”一句是：“他们就坐在结了冰、落了雪的湖面上坐下来吃牛肉干，喝酒。”第一句多了个“站”字，第二句多了个“坐”字，多一个字，不仅别扭，也成了病句。这应该是出版时的印刷错误。汪曾祺极其重视语言，作品中出现了这样的病句，老头儿泉下有知，会多伤心。
说汪曾祺极其重视语言，一点不过分。翻开《汪曾祺全集》，谈语言的文章触目皆是，最少应该有十篇以上。不仅说的多，提到的高度也很高。小说就是语言。这高度高不高？
汪曾祺在写作中，可谓精益求精。汪曾祺有一篇小说《徙》，回忆自己小学时的学校和老师。小说从小学的校歌写起，开头就一句话：“世界上好多歌消失了。”其实，最初不是这样写的。最初写到世界上有好多歌，有各种各样的歌，后来，好多歌消失在历史过程中了。写完后，汪曾祺很不满意，放下笔出去散步了。转一圈回来，开头变成了这么一句。和原来的开头相比，字数少了好几倍，意思却没有丝毫减少。还有一篇小说《黄油烙饼》，写三年困难时期，粮食紧张，县里年年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借机给干部改善生活。老百姓说，三级干部会议，就是三级干部吃饭。著名作家林斤澜和汪曾祺是好朋友，对汪曾祺说，吃饭这个词不好，换成会餐吧。汪曾祺不反驳，也不改。汪曾祺多次说到，他的老师沈从文告诉他，语言要准确生动，要贴着人物写。这句话就是贴着人物写的，“吃饭”不仅是当地农民的日常口头语，而且包含了农民对三级干部会议的不满和讽刺。把“吃饭”换成“会餐”，不仅不是农民的语言，而且其中的不满和讽刺都没有了，汪曾祺当然不换。
汪曾祺不仅对自己的语言千锤百炼，对别人的语言也要求很高。程绍国在《林斤澜说》里讲了一个故事。有一天，刚吃过早饭，汪曾祺就气冲冲地给林斤澜打电话：某某刊物看过了吗？林斤澜连忙问：怎么了？看看某篇某页，中间，对对，就是这一句话。你读读，什么话？还国内著名作家呢，什么语言！原来是一个作家的作品里出了一个病句，惹得老头大动肝火。
在汪曾祺看来，好的语言就像王羲之的字，如祖携孙，顾盼有情。语言之间应该气韵贯通，前后呼应。因此，汪曾祺的语言，就像是一条缓缓流动的小河里的水草，鲜活生动，摇曳生姿。一句一句看也许没有多少出奇之处，但连在一起，就具有了生命，活了。
我猜汪曾祺写小说，一定是先打好了腹稿，然后，一挥而就。这种写法，优点是能够把作品写得精致，但是很难形成长篇巨制。汪曾祺没有长篇小说，较长的作品，如《云致秋形状》、《晚开或胡闹的玫瑰》，也都不是重要作品，也许和他的写作方式有关。精致当然很好，但如能救之以粗粝，也许可以更上层楼。《受戒》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