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一：改良与革命
一、试论中国近代史上改良与革命的辩证关系
1. 对中国近代史上改良与革命认识的两种偏向——片面性
·20世纪50-70年代：“革命万能论”并一概否定改良的倾向
—把革命绝对化（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
—贬低和否定近代史上的改良——与革命对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
·20世纪80年代后：否定一切的“告别革命论”——另一个极端的片面性倾向
—指责革命知识破坏而应予否定（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
—革命不如改良，革命派不如改良派（太平天国/洋务派－辛亥革命/维新/立宪派）
—批评革命是激进主义思潮的产物——革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2.关于革命、改良、改良主义的含义和区别
·革命－Revolution
—儒家的政治话语：《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revolution（拉丁语：revolvere），原指天体周而复始、循环变革的时空运动，后转变为反政府的暴动、叛乱。
—17世纪英国光荣革命、18世纪法国大革命——在政治领域产生新的含义——和平渐进和激烈颠覆（两种政治革命模式）
—日本的翻译——明治维新（维新革命）—近代中国受到西方和日本的影响
——1890年王韬《重订法国志略》“暴乱”、“叛党”、“革命”
——1895年孙中山最早自称“革命党”——日本神户《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对陈少白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
——1903年邹容《革命书》、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1904年梁启超《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革命”的广狭二义
·改良/改革－Reform
—哲学：改良（量变和渐变）－革命（质变和突变）
—政治学：改良（体制内的改革－在旧体制下局部渐进地改造）－革命（体制外的变革－使用暴力推翻旧政权，建立新社会制度）
·改良主义reformism
—“改良主义”是20世纪初列宁批判欧洲工人运动内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用改良抵制和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机会主义思潮和派别。
—不宜称呼中国近代主张改良的思想和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戊戌维新运动。
3.关于改良与革命的辩证关系
·革命推动了改良
—太平天国－洋务运动
—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
—在革命高潮之后或是新的革命形势、条件尚未成熟之时，改良会经常发生，并起着一定的进步作用。
·革命还为进一步的改良扫除了障碍
—辛亥革命——现代化建设——“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改良实际上也在为革命准备必要的条件
—革命并非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的——列宁：“没有革命的形势便没有革命”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的一系列改良为辛亥革命准备了物质、人才、思想等方面的条件。
—张之洞“种豆得瓜”——与主观愿望相反，培养了清王朝的对立面和掘墓人
·改良的失败还促进了革命的爆发
—戊戌变法——维新派向革命派转向（孙中山、章太炎、吴玉章）
—清末新政“皇族内阁”、“铁路国有”——立宪派向革命派转向
·改良与革命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着对立和斗争
—辛亥革命前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新民丛报》-《民报》）
—对没有辛亥革命则清末新政改良道路持续走下去的假设
—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
·我们既不能用革命拒绝改良，更不能用改良否定革命。
—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不可偏废。
—极其复杂互动的辩证关系
二、晚清改革史研究论纲
1. 现实呼唤的历史课题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深化改革
—社会革命和改革，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进步、实现社会变革的两种主要形式。
—往往出现把暴力革命的作用绝对化，而轻视渐进改革的倾向。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般也偏重于近代革命史的研究，而对晚清改革史的研究则相对比较薄弱。
·晚清改革的三次高潮
—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地主阶级思想家政治家——改革滥觞
—第一次：19世纪60-90年代——同光新政
—第二次：19世纪末——戊戌新政
—第三次：20世纪初——清末新政
·对于晚清改革的历史，至今尚未有总体和系统的研究
—晚清改革——中国近代化进程、民族兴衰、人民革命之间的关系
—多角度、多层面的宏观和微观的全方位研究
2.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视角
·晚清改革史角度涉及的最重要的观念理论问题——改良与革命的关系及如何评价晚清改革的历史作用。
·对晚清改革历史作用的认识，也涉及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线索问题。
—根本任务？——现代化
·改良基本上是改革的同义词，可是改良主义一般是指革命时期对抗革命的机会主义思潮。
·“清末新政不过是一场政治骗局”？
—判断历史活动的性质和作用，不能仅仅根据主观动机和主持者身份，更要考察其内容和客观效果。
·研究模式上的有待更新
—清末新政在近代史教材基本没有反映
—不能把晚清改革史单纯作为一个政治史或事件史来研究，必须作全方位的综合研究。
·研究方法上的多样化—引进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方法
—社会学——研究改革的社会承受力、社会舆论等问题
—心理学——分析改革的心理反应和改革者的心态性格
—文化学——探讨东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近代化的冲突和融合等问题
—民俗学——研究改革对社会习俗变迁的影响
—计量史学——获得对改革广度、深度反应的种种量的数据
—比较研究
3.社会改革的全方位剖析
·系统论
—系统是要各要素之间、要素与整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作用的矛盾统一体
—它具有从要素的量的组合达到系统整体的质的飞跃的总效应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历史“是一副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
—应该对晚清改革的社会大系统从各类要素、各种层面及其联系、作用，进行全方位的透视和剖析。
·晚清中国究竟有没有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而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机会和可能？
—清政府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坐失良机，以致自主选择余地越来越小，最后陷于不可救药的地步呢？
·晚清改革的社会承受力问题
—改革关系到各阶级、阶层、集团的权力、利益的再分配
—改革措施能否为社会承受，除了直接利害关系外，还涉及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心理定势等因素。
—晚清改革遭到巨大阻力，一方面反映中国守旧势力与传统影响之强大，另方面也表现出晚清社会各阶层对改革的承受能力较脆弱、心理适应性较差。
·晚清改革的政策、策略的失误，也关系到改革阻力大小和成败。
—戊戌变法最明显
·改革者的文化心态、价值观念也是一个重要视角
·晚清改革的某些层面过去研究比较薄弱
—法律制度改革——《汪荣宝日记》：《钦定宪法》
—外交改革、军事改革、财政改革、教育改革、风俗改革、文字改革等
·晚清改革在中国各地区进行得很不平衡——各地区改革状况的区域研究
·具体研究晚清改革史上各种类型、各种身份的形形色色的人物
4. 中外改革的多角度比较
·改革是世界性的历史潮流：特征——普遍性、国际性
—18-19世纪世界各国不断出现的革命和改革浪潮——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确立和半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
—晚清改革符合时代的潮流——历史的必然性
·晚清改革——在十分复杂险恶的国际形势下发生
—复杂的国际关系制约着列强对中国改革的态度，也对晚清改革产生重大影响。
·洋务运动时期，已开始对外国史地和改革经验的探求。
—黄遵宪《日本国志》
·戊戌维新时期，更出现研究外国改革史的高潮。
—康有为－各国变政考/《日本变政考》
·清末新政以日本为楷模
—五大臣出洋考察——日本模式
—留日学生
·19世纪中叶以来全球改革浪潮
—比较研究——共同性、差异性、规律性——将会大大扩宽我们的视野和思路，深化对晚清改革的认识。
—马克思：“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而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
—历史之谜：日本明治维新——晚清改革
·中外改革的比较研究——不仅可以推动中国史与世界史研究的融会贯通，还可以促进中国史研究者与世界史研究者以及中国史学家与外国史学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三、试论康有为的“仿洋改制”
1.“托古改制”与“仿洋改制”
·变法－改制
·“仿洋改制”研究较少：
—可能是对康有为这方面的工作所起的作用估计不足
—可能由于以往这方面资料的缺乏
·13卷《日本变政考》、7卷《波兰分灭记》、《列国政要比较表》
2.顺应时代的潮流
·1898年京师保国集会：“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一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
·1898年《上清帝第五书》举例俄国和日本
·《请御门誓众，开制度局以统筹大局折》，《杰士上书汇录》——“则三月而规模称，一年而条理具，三年而效略见，十年而化大成”
3. 以俄国彼得改革为“心法”
·《俄彼得变政记》
·俄国——君主制国家——“以君权变法”
—首先，要求光绪皇帝学习彼得树立变法的决心。
—其次，康有为要求光绪学习彼得“破弃千年自尊自愚之习”，“纡尊降贵，游历师学”，仿行“万国之美法”——“故欲坐一室而知四海，较中外而求自强，其道无由”
—第三，针对中国守旧顽固势力千方百计阻挠破坏变法维新，康有为还要求光绪学习彼得一世“乾纲独断”，“排却群臣阻挠大计之说”——盛赞彼得“雷动霆震”，“已诛乱党，分别褫黜，遂立志改国政，大臣无一敢阻之者”
·沙俄侵略的认识和警惕性
4. 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政法”
·《日本变政考》——编年体史书（1868-1890）
·“臣有为谨案”的形式加上长短不等的按语——一方面分析日本政府采取此项改革措施的原因、方法、意义，论述其成效、利弊；另一方面则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提出中国变法维新的具体建议，集中体现了他的变法主张。
—首先，他认为日本变法的成效已足以证明变法的必要和可能。
—其次，日本明治维新采取的是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政府自上而下地实行资产阶级改革，这也恰恰是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所希望走的道路。——“以君权雷厉风行”
—再次，康有为指出中国学习日本还有很多有利条件——“其效最速，其文最备，与我最近者，莫如日本”
·“天下无难事，全在持之以定力耳。若瞻前顾后，委屈迁就，则无一事可办矣”
·官制改革——开对策所、立宪法、设议院
·“开制度局于宫中，将一切政事重新商定”
5. 以波兰被瓜分灭国为“殷鉴”
·《波兰分灭记》
·揭露波兰的守旧派如何反对、阻挠、破坏变法，实际上也是指桑骂槐，痛斥中国的顽固派，抨击顽固派对变法的猖狂反扑。
·“一言变法，若不共戴天之仇”
·揭露沙俄的扩张野心
·三次变法机会——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光绪赫然发愤
6. 作用与局限
·历史作用
—首先，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的启示作用。
—其次，又具有探索变法道路的新意义。
—第三，有力地推动了戊戌维新运动。
·暴露了康有为的阶级和历史局限性
—第一，反映了他对帝国主义的本质还缺乏认识。
———拒俄三策（幻想英、日必合而拒俄）、“任客卿以办新政”（英帝国主义分子李提摩太、日本军国主义头子伊藤博文）
—第二，还表现出害怕、仇视和反对革命的心理。
—第三，反映了他的英雄史观
—第四，常常为了自己的政治需要，篡改或捏造外国的历史事实，曲解外国历史经验。
·尽管存在以上局限性，我们还是应该承认康有为的“仿洋改制”基本上是符合时代潮流和民族利益的，也是摸索救国道路和推动变法运动的一种方式，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这也说明康有为不愧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之一。
四、试论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
1. 列宁
·1916年9月，孙中山在浙江海宁观钱塘江大潮题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则亡”
·辛亥革命不仅标志着“地球上四分之一的人口可以说已经从沉睡中醒来，走向光明，投身运动，奋起斗争了”（《新生的中国》1912），这也意味着“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的发源地已经在亚洲出现”（《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1913）。
·《亚洲的觉醒》1913：“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开始，标志着20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
2.辛亥革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和侵略势力
·日本
—山县有朋：“日本不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日本更不希望那里有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日本所希望的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国，一个受日本影响的弱皇帝统治下的弱中国，才是理想的中国。”
—武昌起义次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松贞村雄将革命军称为“暴徒”
—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趁此绝好时机，亟应在华中、华南建立两个独立国家，而使满清朝廷偏安华北，继续维持统治”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这对于在天皇制统治下的日本冲击很大。
—德富苏峰：中国革命的“瘟疫”——“鼠疫乃有形之病，共和制乃无形之病”
—日本政府在辛亥革命期间，曾经竭力企图在中国维持君主政体。
·日本统治集团害怕辛亥革命会刺激朝鲜等日本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并助长日本国内革命思想的传播，动摇他们的统治。
—日本驻朝鲜殖民总督寺内正毅：“中国共和论对我国人心影响甚大，实为可惧。试观今日我新闻界青年之辈种种议论，即可得知。”
—《报知新闻》：“必须最低限度地抑制清国的霍乱，以杜塞两国彼此的危机”
·帝国主义列强对辛亥革命引发的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反帝国主义情绪普遍担忧
—1912年法国驻华公使武官高拉尔德
—英、法、德、日、俄、美六国政府驻上海总领事给南北政府的照会
—法国驻华公使裴格——对辛亥革命冲击法国侵略势力及其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忧心忡忡。
—英国驻华舰队司令海军中将温思乐
—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支持袁世凯“妥协辅之以武力”对付南方革命政府
—美国驻华公使馆代办威廉：“自太平天国事变以来最严重之叛乱”
—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致国务卿诺克斯的报告：赞扬袁世凯是“今日中国最富才干之人”，而认为孙中山只是一个广东地方性的政治人物，“颇值怀疑”。
—俄国外交大臣沙查诺夫
—俄国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将中国划分成一个个在某种程度上独立的邦，符合广义理解的我国利益。”
3. 辛亥革命是20世纪初亚洲民族解放运动重要组成部分和“亚洲的觉醒”的主要标志。
·列宁曾经把20世纪初中国、印度、印尼、波斯、土耳其等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成为“亚洲的觉醒”
·越南革命
—越南革命运动领导人潘佩珠于1912年年初来到广州
—1912年2月越南革命者在广州沙河抗法英雄刘永福故居的刘氏祠堂集会，决定将原先主张君主立宪的越南维新会改组为争取民主共和的越南光复会。
—革命纲领“驱除法贼，恢复越南，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
—孙中山、黄兴、陈其美与潘佩珠的会面
—1912年8月中越两国革命者在广州共同组织了革命团体振华兴亚会（邓警亚为会长，潘佩珠为副会长）
·韩国（朝鲜）革命
—韩国革命者李泰俊、金奎植、郑元泽
—申奎植——戴季陶《民权报》成为上海韩国学生联络处
—申奎植与孙中山——“亚洲第一位总统万岁！”
—同济社——新亚同济社
—宋教仁、陈其美、胡汉民、戴季陶、廖仲恺等为中韩两国民族解放运动纽带
·印度尼西亚革命
—印尼华侨的反荷兰殖民斗争
—1912年伊斯兰联盟等组织的成立
—穆罕默德·哈达：“1911年中国革命推翻了世代相传的满洲政权，而代之以中华民国，要与欧洲国家享有平等权利和地位。中国内地发生的这个伟大事件中唤醒了印尼华侨心中的民族精神。”
·印度革命
—对印度的影响研究较少
—印度革命家哈尔·达雅尔曾在美国会晤孙中山
—卡德尔党
·日本民主运动
—辛亥革命直接影响和推动了日本大正初年的护宪运动和大正政变
—日本藩阀、军部的横行和对宪政的破坏，激起了日本广大民众的愤怒。
—《社会政策》主编和田三郎发表文章鼓吹干涉革命的言论：如果因为中国不采用日本一样的君主制就要干涉，那等于“以别人不与自己戴同样的帽子就去打那个人的头一样，是野蛮的，粗暴的”
—早稻田大学教授永井柳太郎：“唤起国民运动，驱逐阀族统治”
—1913年2-3月孙中山赴日考察，各处演说介绍中国革命经验和共和政体的由来——《给孙逸仙的诗》
4. 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还体现在它在世界上的思想影响
·三民主义思想、振兴亚洲、世界大同、天下为公
·1912年7月列宁在《涅瓦明星报》发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
—列宁深刻剖析孙中山民生主义经济纲领中的民粹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色彩
·菲律宾民族解放运动领导者彭西
—1912年在马尼拉出版《孙逸仙——中华民国的缔造者》
·印度尼西亚国父苏加诺
—1956年苏加诺访华在清华大学演讲
—1945年提出的“五民主义”——“潘查希拉”（建国五项原则）
—1956年8月15日，苏建在雅加达为宋庆龄举行国宴的演说——阅读了孙中山著作之后才第一次知道“亚洲是一家”的这个概念，他认为“孙中山不但中国的领袖，而且也是整个亚洲的领袖”
五、民国元年孙中山与袁世凯北京会谈新论
·1912年8月孙中山-袁世凯北京会谈
·对研究辛亥革命和当时孙中山的思想、活动、心理均十分重要。
1. 孙袁会谈史料史实之梳理考订
·1912年孙袁——秘密会谈
—报刊的零星报道和个别人的回忆
—梁士诒、张国淦、冯耿光、黄开文
—13次交谈
—缺乏会谈原始记录
·1912年8-9月孙中山与袁世凯在北京会面会谈表
—时间、地点、方式、话题、资料出处
·政治问题：政党、内阁、军民分治、消除党争、练兵、迁都
·经济问题：修筑铁路、兴办实业、借外债、发行国民捐等
·外交问题
·蒙古西藏边疆问题
·孙中山1912年8.24-9.17在北京出席各种会议、会面及讲演一览表—时间、地点、会议/会见名称、讲演/谈话主要内容、资料出处
—实际上研究孙袁会谈不能孤立地只看报刊透露的会谈内容，还应结合孙中山在北京期间出席的各种会议、会见时所作的几十次讲演、谈话，这些讲演内容大多已由当时报刊作公开报道，比较详细。
2. 孙中山北上的宗旨和宏愿
·1912年8月23日《民权报》：《孙中山北行之伟愿》
—《中华民国共和真理》
·6月20日《江西民报》报道孙中山北上政见——8条
·8月23日孙中山在塘沽答记者：“予此次北来之意，不外调和南北感情，巩固民国基础。”
·8月27日-8月29日-9月2日《民权报》
·三大宏愿
—统一中国的宏愿：五个统一（民族、领土、军政、内治、财政）
—建设中国的宏愿：民生主义；铁路（筹划全国铁路全权-三大铁路干线计划）
—改造中国的宏愿：调和南北三点建议；成立国民党；主张迁都
3.孙中山北上的苦心和意义
·以往的论著多强调消极负面作用——“上了袁世凯的大当”、“在政治上犯了一个明显的严重错误”
·客观形势：内忧外患、南北冲突、革命派内部分歧等
·一方面反映孙中山对袁世凯认识警惕不够，被假象懵逼；另一方面也说明袁世凯的反动目的有一个暴露过程，而孙中山对袁世凯也有一个认识过程，在当时就要求孙与袁决裂或针锋相对斗争是不合情理的。
·与袁会谈并非无原则迁就
·张振武、方维遇刺案
·尽管1912年孙袁会谈的结果是对袁世凯有利，削弱了革命派的警惕，巩固了袁的地位。但是如果作全面具体评价的话，也应该看到孙中山北上宣传民主共和，团结各界人士、推动实业建设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应深入具体考察分析孙中山在1912年孙袁会谈中改造中国的宏愿和苦心。
六、五四运动在东京新探
·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举行的游行示威斗争
·1918年5月——东京留日学生发动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协定》斗争
—“维新号”中国饭馆秘密会议
—神田中华青年会的中国留学生王拱璧
·“留日学生救国团”
·1918年5月-9月已有大批留日学生回国前往上海、北京和各省进行爱国宣传
—张有桐
·1918年5月21日第一次学生大规模请愿斗争（五四运动的预演）
·1919年4月11日，彭湃等三百多留日学生在东京火车站
·1919年5月6日，日本《朝日新闻》等报道北京五四运动——东京神田区中国青年开会，决定5月7日举行集会游行
—五七运动
辑二：中国与世界
一、晚清中国改革先驱者的世界认识
1.魏源与睁开眼睛看世界
·1841年林则徐翻译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成《四洲志》。
—1841年6月-林则徐在镇江会见好友魏源
—1843年1月编成《海国图志》50卷57万字
—1847年补充为60卷、1852年增加到100卷。
·《筹海篇》、《夷情备采》以及西洋科技船炮图器艺图说42页
·1851年《海国图志》从长崎传入日本
—杉木达：“本书译于幕末海警告急之时，最为有用之举。其于世界地理茫然无知的幕末人士，此功实不可没也。”
—南洋梯谦：“天下武夫必读之书也”
—平象山、西乡隆盛、吉田松阴等
·主张师夷长技造船制炮——“糜费”、建议翻译洋书——“多事”
2.郭嵩焘与走出国门看世界
·郭嵩焘（1818-1891）（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
—虽与洋务派关系颇深，但批评他们提倡的练兵、制器等都是“末也”，而认为西方的“政教”，即政治、法律、教育，才是“本也”——可见他在出国前见识已超过同时代洋务派官员。
·1876年清政府任命郭嵩焘为“出使英国钦差大臣”
—郭嵩焘是近代中国向西方派遣的第一位驻外公使
—“同情”“放逐苦差”、“苦命”
·1877年1月21日抵达伦敦——1879年1月31日离英
—首先，实际考察——“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
—其次，郭嵩焘对西方世界长处的认识不同于一般洋务派官员常说的练兵、制器（办工业），而更注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制度。——“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
·与日本人士的交流
—日本前大藏大辅井上馨
—亲眼见日本留学生二十余人“皆能英语”
·《使西纪程》
—李慈铭责问“不知是何肺肝？”
—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弹劾“有二心于英国”
—清政府下令将《使西纪程》毁版禁止刊印
—刘锡鸿揭发“三大罪”（参观甲敦炮台时披了洋人的衣服“即令冻死，亦不当披”；见巴西国王时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郭嵩焘到白金汉宫听音乐，取节目单是“仿效洋人所为”）
·郭嵩焘自行引退，奏请因病辞职——曾纪泽接任驻英公使
—“谤毁遍天下，而吾心泰然。”
—在认识世界和走向世界历程上充满悲剧色彩的孤独先行者
3. 康有为与仿洋改制看世界
·各国“争雄竞长，不能强则弱，不能大则小，不能存则亡”，而中国“既不能出大地之外，又不能为闭关之谋”
·王晓秋认为“仿洋改制”才是其发动维新运动的最重要的理论根据，而且集中地反映了他认识世界、要求向西方学习、走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的政治主张。也是他在戊戌维新期间花精力最多的一项工作。
·《俄彼得变政记》（1898年3月）
·《波兰分灭记》（1898年8月）
·《日本变政考》（1898年7-8月）
二、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历史轨迹
1.19世纪40-60年代：华工、洋人雇员和最初的外交使团
·第一类是被西方殖民者诱拐贩卖的中国契约华工——“苦力”、“猪仔”
—厦门、澳门
·第二类出洋的中国人是个别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人或替西方商人、洋行、外国外交、宗教、文化教育机构团体服务的买办、雇员、翻译。
—林鍼《西海纪游草》——道光廿七年（1847年）春，林针受美商聘请，前往美国教习中文。是年农历二月，林针在广东潮州登上一艘三桅帆船启程，经140天的舟旅劳顿，于六月抵达美国东海岸的纽约，开始了一段游历西海异邦的“空前壮举”。在美国的工作、生活和游历期间，林针亲眼见识了这个迥异于大清帝国的资本主义之邦，新鲜的感觉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将其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一一记录于笔下，描述自己对这个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认识和感受。道光廿九年(1849年)二月，即离开故土的两年后，林针自美国返回厦门，居鼓浪屿，同时，开始将自已在美国的游历和见闻撰写成《西海纪游草》一书，成为近代第一部中国人的游西笔记。
—罗森《日本日记》——寓居香港时认识英国传教士卫廉士，1854年由其推荐担任美国佩里将军远征日本舰队的汉文翻译，回国后写了一篇《日本日记》，在香港发表，成为晚清中国人第一部日本游记。
—王韬《循环日报》和《普法战纪》
·第三类是由外国传教士带到西方留学的中国青少年。
—其中最有名是1847年被美国传教士、香港马礼逊学堂校长布朗带到美国马萨诸塞州留学读书的容闳、黄宽、黄胜三人。
·第四类出洋的中国人则是由外国人士带领迁往西方游历访问的少数中国官员。
—斌椿《乘槎笔记》、《航海述奇》—蒲安臣使团（志刚《初使泰西记》、孙家谷《使西述略》、张德彝《欧美环游记》）
2.19世纪70-90年代：驻外使节、游历官员和官派留学生
·驻外使节
—1870年派遣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出使法国特使、钦差大臣——天津教案道歉
—1875年任命的出使英国钦差大臣郭嵩焘——马嘉理案道歉——《使西纪程》
—曾纪泽、薛福成、黄遵宪
·清政府主动独立地派出一些官员出洋考察、游历和调查
—1874年陈兰彬、容闳专程到美洲古巴和秘鲁调查华工受虐待状况，力图维护华工权益。
—1876年李圭与海关洋员前往美国费城参观世界博览会——《环游地球新录》
—1878年四川总督丁宝桢派江西贡生黄楙材游历考察缅甸、印度等国——《西徼水道》、《西輶日记》、《游历刍言》、《印度劄记》
—1879年两江总督、南洋大臣沈葆桢派遣道员王之春赴日本观光调查——《东瀛录》
—1886年两广总督派记名总兵王荣和等游历南洋群岛，考察华侨状况。
·1887年清政府通过考试从中央六部中下级官员（如郎中、员外郎、主事）中选拔钦点了12名海外游历使，分别赴亚洲、欧洲、南北美洲二十多个国家。
—傅云龙一人就撰写了游历日本、美国、加拿大、古巴、秘鲁
—这样一次走向世界的举动——未能受到重视——渐渐被历史所埋没和遗忘
·派遣海外留学生
—官派留美幼童（1872-1875）——4批120名10-16岁幼童——1881年撤回
—詹天佑、唐绍仪、唐国安、蔡绍基
—留欧（英法）船政学生（1877-1897）——4批80多名
—福州传政学堂——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林永生、严复
—1896年派唐宝锷等13日赴日留学——第一批官派留日学生
3. 20世纪初：赴日留学、考察和五大臣出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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