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何以存在
一直以来，在儒家的领域中，是否应该写作都是一个有着争议的问题，这样讲似乎很奇怪，但是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并且，一直以来，很多的大儒家都不提倡写作，就比如说孔子和王阳明，这是为什么呢？但是，却仍然有记载着他们的言论的书籍流传了下来，就比如说王阳明的《传习录》，这又是为什么呢？
《传习录》记载了王阳明先生的许多言论和对弟子的教诲，有以徐爱为首的他的一众弟子编撰的。而在徐爱撰写的《传习录序》中，在写到了王阳明先生为什么不赞同写作以及徐爱自己为什么进行了写作，编撰了《传习录》。
《传习录序》中写道，王阳明不赞同写作的原因是圣人教书育人，就像是医生用药一样，要因病立方，不仅需要根据每一个人不同的症状用不同的药，而且还需要因为外界虚实，温凉，阴阳，内外的实时变化而加减药量。但是如果将治疗其中一个病人的方法记载下来，并且以后治疗所有病人的时候都按照治疗这一个病人的方法来治疗，那就是在害人了，那么这样记载下来的话，反而成了一种累赘，用先生的话来说，这就是：“鲜不杀人矣！”
之后，徐爱又写到了自己为什么要记述《传习录》在徐爱决定开始写传习录之后，有很多他的同门好友都来规劝他，因为王阳明曾经特别的强调过，写作很容易会害了后人，让后人都拘泥于自己的说法中，所以王阳明本人并不赞同这种行为，可是徐爱却违背了王阳明的教诲，开始通过写作来记述先生的言行。可是徐爱是这样说的，王阳明不喜欢写作，这是真的，但是王阳明不想要写作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不希望自己的写作会局限了自己的学生以及后人，而徐爱的这些同学却已经局限于王阳明的说法了，不能说王阳明说不写作，他们就一定不能写作，这简直就是舍本逐末呀！
此外，徐爱先生说到自己之所以会写作，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写作很自信，相信他已经将王阳明先生所说的话全部吸收了，并且他是将这些道理转化成了自己的道理，再将这些道理通过写作输出出去，这样的道理不是一条条的教条，他是真实的一个生命的体悟。另一个就是因为，王阳明很多的弟子都在外地做官，常年都不在王阳明的身边，没有别人帮他们记述传达的话，他们是无法继续受到先生的教诲的，并且除此之外，还会有在王阳明先生逝世后想要学习儒家文化的后生们，他们是无法有幸见到王阳明先生本人的，所以需要有人帮助他们记述下王阳明先生的言行，这样才可以帮助他们学习儒家的文化。
其实， 从上面的文段中，我们可以看出，王阳明先生以及徐爱先生的观点都是有所依据的，并且他们都是为了别人着想，是一种立己达人的体现。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很好的。
其实我觉得，王阳明先生和徐爱先生的这两种观点，虽然是相对的，但是各有各的道理，并且都分别在不同的情况下成立。很显然，一个写作者无法做到如同徐爱先生一样，将所学的知识内化成自己的知识，并且再进行外推时，就会发生王阳明先生所担心的事情，或者或许作者自己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读者却仅仅将作者的话当做教条，无法做到自主的思考以及灵活变通，那么也会出现王阳明先生所担心的事情，所以在这两种情况下，我觉得王阳明先生说的话是正确的。但是，当作者可以做到像徐爱先生一样的写作，并且，读者也仅仅是借鉴其中的道理时，有作品流传下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这不仅可以帮助到后人思考，也可以将自己的思想流传到后世进行发扬。
心即理
心即理是王阳明的心学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板块 但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心即理，这三个字从字面意思上来看，似乎就是心就是理的意思。但是，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它当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心即理中的“理”很好理解，就是生生不息，创生万物的天理，如果我们想要明晰它的意思，就要知道这里面的“心”指的究竟是什么。
《三字经》的开头是这样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恰好与孟子的观点相同。但是，实际上，在人类的历史中，对于人的本性的观点，不仅有性本善这一条，在历史上对人的本性的看法是很多样的，那么，这些看法分别都是怎样的呢？
对人本性的观点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是“人之初，性本善”，第二种是“人之初性本恶”，三种是“人之初，性无善无恶”，第四种是人之初性有善有恶。这些对于人性的看法都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得出的，但是我们自己可以选择去追随一种对于我们自我成长帮助最大的观点。
“人之初，性本恶”，这种观点其实也比较常见，儒家文化中其中一个比较有名的儒学大家荀子就认同这种观点，并且，在遥远的欧洲，也有这样相似的观点与荀子相互呼应，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基督教。在基督教的教义中，每个人都是带着原罪来到人间的，也就是人之初性本恶 。但是，这种观点虽然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但是他们也引导人们向善。就比如说在基督教中，带着原罪的人之所以要来到人间，就是为了赎罪升入天堂，而赎罪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向善的过程。不过，这其中是存在一个问题的。因为这种观点认为人之初性本恶，所以认可这种观点的人并不相信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向善，于是他们就会通过法律和教条等手段强迫人们向善，基督教也是一样的逻辑，教徒们需要通过基督的帮助，才能升入天堂。所以，这种对于人性的界定淡化了人们作为人的主体性，显然，这样的观点对我们自我成长的帮助并不大。
“人之初性无善无恶”，这种观点看上去比较特殊，无善无恶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没有善没有恶的人性是怎样的？其实，这种观点也没有那么神秘。他是曾与孟子对过话的告子提出的，而告子所谓的这种人之初的无善无恶，知是在强调人的生物性。举个例子，草原上的狮子吃了一头长颈鹿，我们能说就是恶的吗？肯定不是，这是它的本能罢了，同时，我们也绝不会认为这是善的，这就是生物性的无善无恶了。告子的这种观点仅仅强调了人的生物性，也就是人的本能，不能显现出人生而为人的高贵之处——敏捷的思维理性，所以显然，这种观点对于我们自我成长的帮助也并不是很大。
那么，怎么看“人之初，性有善有恶”这种观点呢？其实这种观点还有一个更加响亮的名，就是宿命论，这种观点认为，人的善恶是天生的，有的人是天生的善人，而有的人就是天生的恶人。可是，这种观点怎么看都很消极，既然每个人的一生都在出生的那一刻注定好了，那么，为什么还要来走这一遭呢？所以这种观点也是不可取的。
那么“人之初，性本善”呢？这个观点相对而言是让人更舒服的。当然，这种观点并不是说每个人一出生就一定是大善人，而是在强调，每个人都有善的可能性，只要在后天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有意的去追寻善，那就一定可以做到善。这种观点不仅十分乐观，让每个人都有无限的潜能，也间接的激励了每一个人去努力的向善，所以这种观点很显然对我们的自我成长帮助最大。所以我们也就可以确认，心即理中的“心”是一颗性本善的“心”。
王阳明先生说“心即理”，直译过来是心就是天理的意思，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圣人喽。可是，在现实中显然并不是这样的，这又是为什么呢？
其实王阳明先生所说的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天理，是天理的种子，如果我们努力的修炼自己，那么，这颗种子就会萌芽，反之，如果我们完全不修炼自己的话，这颗种子就永远都只是一颗种子，永远都无法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所以，王阳明所说的其实是每一个人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性，只不过，如果想要这样的可能性变成事实的话，就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心即理中最重要的并不是做事之后的结果，而是一个人的发心。如果一对父母有两个孩子，都是非常孝顺的孩子，但是一个有医学知识的底子，另一个则对医学一窍不通，如果他们的父母生病了，那么让这两个孩子分别侍奉他们，结果肯定也是不同的。可是，这并不是这两个孩子的孝心有问题或者是不一样，这只是由于客观的原因，而影响了他们孝心的发挥。但是其实，只要他们有孝心，他们的发心是好的就好了。
当然，王阳明先生的意思也不是只注意孝心就好了，王阳明先生是这样说的：“辟之树木，这成效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需先有根，然后有指引，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这里面所说的根，就像是上面所说到的孝心，而枝叶，则相当于上面所说的医学理论知识，王阳明先生的意思是，孝心是一个人孝顺父母的基础，但是如果想要更好的孝顺父母，也需要有医学知识等基础。
体用合一
在上面我们说到了“心即理” ，它是我们每个人都与生俱来的一种天赋。但是，同时它也只是一种可能性，所以如果我们想要把它展现出来，就需要运用它，这个过程也就是心之本体和工夫之间的关系了。
那么，我们该如何运用我们的心之本体呢？
王阳明先生曾经说过，我们修炼我们自己的心的过程，就是磨镜的过程，而磨镜也就是在事上磨，事上练。我们需要将自己的心磨得像是明镜一样，纤尘不染，可以将万物的样子都如其所示的照应出来，这块纤尘不染的明镜就是我们的心之本体。
需要将我们的心之本体向外推，用它来照应万物，这就是工夫。心之本体和工夫的关系是相互的，如果我们不用工夫来磨练我们自己的心，那么我们的心就达不到心之本体的程度；同时，如果我们有了心之本体，但是不用工夫不断的磨练它，那么我们的心之本体也是没有意义的，这颗纤尘不染的心之本体，也会重新蒙尘。
其实，心之本体和工夫的关系，就是通往未来的三张通行证——爱，创造力，领导力的关系，爱就是我们的心之本体，而创造力就是用，我们需要用爱去创造，并且同时我们需要运用我们的领导力来会集更多的人同我们一起来创造，而我们的创造也需要是有爱的创造，爱，领导力，创造力这三者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
最好的验证了这些的人就是马斯克。马斯克，也就是特斯拉的创始人，他就有一个很宏大的计划，也就是火星移民计划，从他的这个计划中就可以看到爱、创造力和领导力对理性的运用。首先，他之所以有火星移民计划，就是因为他对这个世界所有的人类有着一种大爱，他不希望当灾难发生的时候，所有人都无法幸免于难，所以他有了这个计划。其次，为了这样的一个计划能够实施下去，他需要有技术的支持，所以他就需要运用到理性以及他的创造力。最后，即使他有理性和创造力，也有爱，这样宏伟的工程却也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完成的，所以他需要用自己的领导力，将有能力的人集合到一起，一起为这个宏伟的工程努力。
或许我们每一个人无法达到他那样高的境界，但是我们也需要尽力的向其靠拢，运用自己的理性，努力的让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变得更好。
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是在儒家学派中的很大的一个一明创造，也是王阳明的心学里面举足轻重的一个板块。但是，这样伟大的创造，也给后世学者们带来了很多的困惑，那么知行合一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呢？他又为什么会给后世的学者们带来困惑呢？
现在，我们需要先聊一聊知行合一究竟是什么意思。在我们现代的语言中，知行合一的意思就是我们怎么想的就需要怎么去做，很明显，这一个词中包含两个行动，一个是想，一个是做。但是，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中，知和行其实是一回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想要了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那么我们就需要先了解，王阳明认为的知行究竟是什么。
就如前一段所说的一样，在现代汉语中的知和行，一个是认知的意思，一个是行动的意思，但是王阳明所讲的知和行并不是这样的，而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概念，举个例子，《大学》中有一句话是这样的“如恶恶臭，如好好色”，王阳明如是解释，一个人闻到恶臭，是他的知，也就是感知，而他厌恶恶臭，是他的行，也就是行动，但是这个人的知和行是同时发生的，当他闻到了恶臭的时候，他就立马会感到厌恶，而不是闻到了恶臭之后，才决定去厌恶。王阳明就是用了这个例子解释了什么叫做知行合一。
但是，肯定会有人有疑问，上面的那种“知”是一种很特别的“知”，它是感知，那能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认知一样吗？其实他们本质上是差不多的，只不过感知是一种感官 的认知，而我们日常所说的认知，是一种思维上的认知，它们都是一种知。
不过问题又来了，既然知与行本来就是一体的话，只要有知就一定会有行，那为什么在王阳明之前的那些古人还要创造知和行两个不同的字来表达差不多的意思呢？其实这么做是因为先人想要裨补阙漏，因为尽管知行合一之说十分的明了，可是随着时间的推演，世界上仍然出现了两类人，第一类人做事情完全不思考，第二类人只思考不做事情，为了让这两类人能够将知与行兼顾知与行，圣人才不得已这样做，这也属实是圣人的无奈之举。而王阳明再次提出知行合一，就是因为世人已经将知与行完全的二分了，嘴上说着冠冕堂皇的话语，实际上却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这种人不在少数，实际上，放到现在，这种人仍然很多，甚至现在还比那时候更严重。
可是，正如我开篇时所说的那样，王阳明揭示知行合一这个道理，尽管是好心好意，但是也给后世的学者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很顺利的理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究竟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大部分人都并不理解，甚至是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孙中山认为，王阳明之所以提出知行合一，是因为他觉得知易行难，可是孙中山并不认同，他觉得王阳明可谓是好心办坏事， 因为在孙中山看来，明明就是知难行易，他觉得王阳明把难的说成不难的，把不难的说成难的，那么，读书人也就没有动力去学习了，因为连最简单的事情都被说的那么难。可是，很显然，孙中山并不完全了解王阳明的观点，他实际上是自己臆测了一下王阳明的想法，并且觉得他与自己的想法相违背，可是他并不知道王阳明真实的想法。
不过，孙中山批评王阳明的观点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他觉得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并不适用于科技发达后的国家，她为什么这么想呢？假设一个国家要建造一个火箭，那么，技术人员就负责构思就好了，至于制造，组装这些行动，可以由别的人来完成，那么这样算什么知行合一呢？一件事情明明可以让一个人负责知，另一个人负责行。可是 ，实际上，孙中山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他所理解的知和王阳明所说的知不是一个知，他讲的知是见闻之知，而王阳明的知则是德性之知，前者偏自然科学，后者偏心灵思想，自然不能混为一谈。
可是令人遗憾的是，尽管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的学问是那么的通透，在这个浮躁的年代里却几乎没有人愿意为此停留。但是，正如鲁迅所说的一样，我们要有一份力，发一份光，不用去等待炬火，我们自己就是光。
一心开二门（）
中国的儒家文化在近现代的时候受到了一次重创，这还得讲到中国近现代那段和着血与泪的历史。中国在近现代的时候，由于科学技术实在不甚发达，被许多当时的强国欺辱过。当时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就开始思考，为什么其他国家都可以成功的发展那么强大的科学技术，而中国却不可以呢？最终，他们认为这块阻挡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绊脚石是包括中国各种哲学的中国古代文化，而作为影响了无数代人思想的儒家文化则变成了这场罪行的头号犯人，遭到众多大人物的反对。当时有口号是这样喊的：“打倒孔家店”，甚至，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有一本书叫做《孔老二罪恶的一生》。但是，阻碍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真的是中国的儒家文化吗？难道儒家文化就不可以发展科学技术吗？
牟宗三，第三代新儒家最杰出的代表，就通过中哲与西哲的比较驳斥了上面的这种观点。牟宗三先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儒学大家，我们称第一代儒家的代表是孔孟，而第二代儒家的代表则是宋明儒，第三代就是以牟宗三先生为首的新儒家。作为一个儒学大家，牟宗三先生不仅熟读儒家经典，也洞悉其他中哲的思想理念。最厉害的是，他不仅对中哲十分了解，他还十分了解西哲，并且将中哲与西哲进行了融汇贯通，西方著名哲学家康德的作品就是由他翻译成中文的。
康德在西方哲学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为什么这么说呢？
西方的哲学家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发现了人类理性的高贵，可是，这样高贵的理性发展出来的科学技术却并没有将人们引向幸福快乐，好吧，或许在刚开始的时候，这确实带给了人们幸福，就比如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但是，这一星半点的幸福，怎能比得上一战二战时的惨痛呢？经历了残酷的两次世界大战后，这些经济发达的大国开始反思，究竟是什么让我们这拥有着高贵的理性的人，制造了这样的灾难呢？最终，以胡塞尔为首的现象学派将出现问题的部分聚焦在了意识上，因为科学技术是理性的产物，并且他们也进一步的将问题聚焦在了意识本体上，也就是那个“我”身上，因为意识是由此发出的。其实胡塞尔就是在追问意识主体，强调意识主体的存在。
可是，胡塞尔这样的学派是无法彻根彻底的解决理性的问题的，因为尽管他所说的理性是有主体性的，但仍然属于理性，并没有对道德价值的判断。而康德的学说则并没有这样的问题，康德有著名的三大批判，第一大批判是思辨理性为自然立法，也就是纯粹理性批判，第二大批判是实践理性为行为立法，也就是实践理性批判，第三大批判融合了滴答批判和第二大批判，是判断力的批判。这三大批判其实也是后世我们所说的真善美，我们可以从思辨理性中得到自然科学 ，而我们则通过实践理性来立法，立自己心中的道德律令。
牟宗三先生翻译了康德的著作之后，突然之间灵感迸发，将西方的哲学与佛教进行了结合。佛教有一句话叫做一心开二门，这两门分别是真如门和生灭门，深入无门，意味着要与天地万物相接，而与天地万物相接，则意味着会产生缘，有缘就有识，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有识是好事情，这样可以让我们的经验变得更丰富。可是佛家却要去掉这些识，因为这些识是玄生玄灭的东西，如果一直留在心里，就会成执。所以他们又会将自己所识的东西给灭掉，而生灭门就意味着他们要灭掉这些东西。
而牟宗三先生发现，可以将康德的学问也放到这两个门中，与真如门相对应的就是德性门，与生灭门相对应的，则是思辨门，德性门对应的就是我们心中的道德律令，思辨门对应的则是自然科学。同样的，儒家的思想也可以分为这两个门，与真如门相对应的也是德性门，生灭门对应的则是见闻门，既然有着西方哲学的西方国家可以通过思辨门来发展自然科学，那么，我们中国人也可以通过儒家的见闻门来发展我们自己的自然科学，甚至我们的德性门比西方的德性门要开的好多了，可是我们的见闻门却远远不及西方的思辨门。
至于这见闻门究竟该怎么开，由谁来开，就要看吾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