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山是湖北省的某个小县，由六个自然村组成，现有人口6991人。30年来，该地共发生206起自杀个案，年平均自杀率为101.6（每10万人，下同），是美国学者费力鹏在北京调研数据的3.74倍。而老年人自杀更是占据了较高的比率，2000－2004年为495.9，2005－2008年为702.5。据村民介绍，目前每10个死亡老人中就有3、4个死于自杀。关于“老了就该死的”的生命态度，中年人认为，老年人不能创造财富，只是家庭的拖累，早死早解脱，应该死；青年人认为，老人动不得，需要人照顾，耽误事，希望他们早点死；老年人也认为，老了没用了，活着没有什么意思，也该死。目前，有许多京山老人正在或者准备选择自杀，以结束绝望的生命。

陈柏峰撰写的《代际关系变动与老年人自杀》研究发现，因子女不孝而导致的老人绝望型自杀占到了三分之二，他将重要的原因归结为孝德失灵而导致的生命的绝望是否合理暂且不论。但因孤独和绝望而导致的“生活不值得活下去”的观念应该已经深入到老年人或者正在变为老年人的内心深处。绝望是一种心理毒瘤，并且无法根除，被绝望笼罩着的生命，只要有合适的偶然介入，便会无可挽回地走向绝地。这就不难理解，自杀可以传染，就象病毒一样，每个人的心里都有着它可以健康成长的土壤。

加缪小说《局外人》中塑造了默尔索这一人物形象，冷峻地揭示了人类的这种冷漠。默尔索是公司的小职员，面对现实，他漠不关心，对生死也无所谓，就像是这个世界的局外人。虽然他自称爱母亲，却把她送进了养老院。母亲去世，他既不悲伤，也不流泪，他不知道母亲的具体年龄，也不想看母亲最后一眼，他觉得在必然的死亡面前，母亲的死是一种超脱，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哭她。

虽然京山农民虽然和默尔索对生命都抱以冷漠，但默尔索是加缪在哲学意义上对存在的思考，是一个形而上的思考；而京山农民却是在苦难的现实中所作出的选择，是在被这个物质时代所绑架的世俗选择，是物质的占有决定着一个人是有用还是无用，是经济的贫困与无力挣脱而导致了对生命的脱离与绝望。“能不能给他人带来好处”成为决定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也决定着是否有活着的必要，以及是否具有利他主义的“觉悟”。京山农民的“觉悟”是在物的基础上的觉悟，是被夸大和掩饰的利已主义的觉悟，是形而下的觉悟。

让我们再看看陈柏峰所呈现给我们的残忍现实与血腥逻辑。

“有一个老人生病了，儿子和媳妇们在外打工，他们以为老人要死了，就赶回家来，结果一个星期过去了，老人还没有死，儿子和媳妇就大为不满，说：‘你怎么还不死呢，都一个星期了，早知道你不死，我们就不用回来了’。另外一个儿子因为母亲病了拖累自己外出打工，而将母亲活活勒死，对外却宣称母亲自杀。…还有一个儿子，为了摆脱母亲的拖累，在重病的母亲床边放了一瓶农药，并对母亲说：‘你还是喝药死了吧，不然我怎么出去打工？’这位老人的死也被村民们当作自杀。”

活着还是死去，在西方，是作为一个高贵的哲学命题存在的，却不幸被中国粗俗不堪的实用逻辑一再证实。

从本质上讲，人一生下来就是在一步步地向死亡逼近。或者说，人就是生而为死的，除了死是确定的，其它都是意外。由此，从人道主义视角来看，人对这个世界应该变得宽容和谦和；但从功利主义来看，人又可以变得无畏和贪婪。京西农民知道死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不管是自杀还是“被”自杀，都被看成是件很自然的事，与正常死亡没有什么不同。在死亡面前，他们没有慌乱和惊恐。但是，自杀或促成他人自杀又成为活着的人，尤其是活着的年青人过得更好的正当理由。在他们看来，老人自杀的必然性一定会消灭他们生命道路中苦难的偶然性。因此，自杀就成为了生命的自然演绎，也成为了当地的生活逻辑。

荒谬的是，在他们高举科学与理性的大旗，自以为清除了道德上的羁绊，可以光明正大地消灭阻碍他们通向幸福的老人的拖累，而变得理智和聪颖的同时，他们没有意识到加缪所揭示的存在的荒谬性，包括荒谬的幸福。他们理性地铲除了赋予他们生命的父母，认为他们便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从此以后，前途可以一片光明。而所谓的意义和幸福呢？他们荒唐地认为，那些物质主义与理性价值所带给他们的生命的虚幻意义，值得投入一万倍的热情。而这种意义同样也需要父母的死为代价和前提。

但京山农民不相信荒谬，甚至他们不知道荒谬，他们只相信事实，也就是人老了就没用了，没用了就应该死的理性事实。他们更不相信鬼神，因此他们也更无所畏惧，敢于争取一切和消灭一切。但后来的后来呢，他们用科学的理性与精确的算计，并不可能找到所谓的意义和幸福，和他们的父辈一样，最后他们同样也会发现绝望与了无意义。与他们父辈唯一不同的是，在通向绝望的道路上，他们一路厮杀，血流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