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四合院坐落在我们村里最宽阔最热闹的南北大街的中间位置，出了大门向南走不了几步是一条东西向的河，那时的河里除了下大雨发大水的时候洪水几乎漫上桥面，平时只流淌着不大的一股水，但很清澈，我们常在河里洗衣服。河上是一座石板桥，一到天气暖和的时候两边的桥梁上便坐满了闲聊的女人们，东家长西家短总是免不了的，当然最让人受不了的是她们也会对过来过去的人们评头品足，所以，这座桥是童年的我最不愿意经过而又不得不每天都要经过的地方。过了桥再向南走不过五十米路东是村里的庙院，正面是关帝庙，南面是大戏台，每年的元宵盛会以及一年两到三次的年戏都发生在这里。童年的四合院说是处于闹市一点也不为过。
四合院里北面是大小高低不一的十几间房，也就是俗称的正房，主要用来住人。南面是大大小小八九间房，其中包括碾房和厕所。东面是临街的几间东房，临街的这个院子是父亲后来买别人家的，在西墙上开了个豁口跟原来的院子联通起来。西面是飞檐斗拱的五间房连同南北各一间耳房，共七间房。之所以把西房放在最后说，是为了强调它的重要性。且不说别的，就按咱们中国的传统习惯来说，为主的房子一般要高于其它房子，这五间西房不仅远远高于那三面的房子，而且结构也完全不同，它纯粹是旧时宫殿庙宇的风格，有飞檐斗拱，有廊，有雕花的门扇。总之，可以看出这是一座以西为主的四合院。
历经百年的四合院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我无从知道，我只想分享我跟它的故事。
在我的记忆中西房已经是空置的了，那时候家里人都把它叫做西厅。整个房子被一分为二，北边属于我三叔，南边属于我父亲。两家也都是放些杂物，靠叔家那边供着三个仙家，不管谁家改善伙食的时候总会过来上供。也就是供的这三个神仙使本就黑洞洞的西厅更显阴森。童年时，母亲常免不了让我们去西房里取东取西的，当我实在推脱不了的时候，也会硬着头皮去的，但我也有自己独有的方法去应对，那就是低着头进去，低着头出来，尽量不去看供神仙的那个位置。有时出于害怕取上东西后甚至门也不关拔腿就跑。当然，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它的阴森还远不只这点。
我六岁那年，祖母去世了。作为整个院子里的主房，且又是闲置的，她的灵柩自然也就停放在了西厅里。第一次面对死亡，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但我知道的只有害怕。我十四岁那年，祖父去世，随后伯母伯父离世，亲人们与他们最后的道别都发生在西厅里。所以我的潜意识里西厅就是一个停放灵柩的地方，它是那样的冰冷无情，它是那样的阴森可怕。从此以后，西厅我更是不敢踏入半步。
虽说不敢进西厅里了，但我对西房顶的兴趣却有增无减。那时西房南边的小耳房属于我家，耳房的顶是平的，母亲常常在房顶上晒一些葵花籽什么的，而且旁边还有一棵高出耳房的榆树。耳房前面有一个废弃的兔子窝，踩着兔子窝可以轻易地上了墙头，再上房顶就不在话下了。春天，我常邀约两三个小伙伴一起上房顶捋榆钱边吃边玩，当然也不忘把每个口袋都塞满榆钱才下去。秋天，房顶上晒上葵花籽的时候，我常一个人躺在房顶上，一边享受着日光浴，一边磕着葵花籽，当然不是正常的磕法了，而是学着老鼠的磕法，让母亲以为是老鼠偷吃过的样子。（嘿嘿，顺便科普一下，人嗑瓜子是把瓜子立起来磕的，老鼠是平着磕的。）还有一次，上了耳房顶我大概觉得还不过瘾，又顺着耳房爬上了西房主房顶，也就是我前面说的飞檐斗拱的那个房顶，而且还想爬上房脊梁，它的陡可想而知，结果爬到半腰的时候，我不仅上不去了，且一直往下滑，当时真的是吓出了一头汗，心提到了嗓子眼，得亏飞檐那部分是向上翘的，才止住了我下滑的脚步。如果当时掉下去了，也不知道有没有今天的我了。这件事我从来没跟父母说过。
也许，四合院里最快乐的记忆就是过年了。祖父在世的时候，总是自己动手裱糊灯笼，那种灯笼大概就叫宫灯吧，下面有穗子，灯身周围要么是玻璃，要么是塑料布，要么是麻纸，里面放一盏豆油灯，再后来是蜡烛。除夕那天一大早，裱糊一新的灯笼就会被挂在西厅的廊下。祖父把早已写好的各个房门上的对联拿出来，吩咐孙子们去贴。当然，大院里唯一的旺火也是搭在西房门前的。从一搭起旺火，孩子们便兴奋起来，当然也包括我。这一整天都是在期待中度过的，那时没有电视，除夕之夜要说熬年也不过是一家人坐着说说话，或者是小伙伴们串门打打扑克。女孩子们对年最大的期待莫过于穿新衣服，所以那时的我总是在大年初一早上早早起来，里里外外穿戴一新，出现在旺火边，和叔叔伯伯家的兄弟姐妹们围着旺火放鞭炮，炫新衣。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上香，从除夕晚上一直到正月十六，祖父每个时辰都要点燃一把香，让孙子们去插在每个门上，不管是住人的，闲置的，还是碾房。那时的我总是跃跃欲试，可惜一直没得到机会，这得归因于重男轻女的习俗。
当然，那么大的四合院里绝对少不了果树，西厅前有一棵梨树，一棵枣树，还有一棵苹果树，这都属于伯父家。南房前面有一棵杏树是叔叔家的，一棵梨树是我家的。属于我家的就这一棵梨树而已，对于小孩的我来说，最诱人的不是梨子，因为我家那棵梨树上结的梨子不好吃，生的时候咬不动，熟了以后绵绵的就像蒸熟的土豆。那时的我最青睐的是青杏和青苹果，可杏树是叔叔家的，苹果树是伯父家的，摘起来总不是那么随心所欲，所以也便有了几次趁着人们午睡而偷偷摘杏的记忆。
前面说过，我家的四合院位于村里最热闹的地段，一出大门便是大街，所以大门口总有很多人，要么坐着站着闲聊，要么下象棋。这对于天生害羞怕见人的我来说，出门简直是个挑战，每次出大门都要先趴在门缝里看看外面人多不多才能决定出不出去。记得有次穿了双红色的新鞋，本就有点不自在，看了看外面那么多人，怎么也鼓不起勇气走出去，犹豫了半天还是掉头回去了。
当然，四合院里的人们，我的那些亲人们也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迹。记得伯父家的一个孙女大概刚刚懂事的年纪，有一次拉肚子怎么也不见好，她妈妈听信了别人给的偏方，把一颗生鸡蛋开了个小口子，把从屋檐下抓到的一只蜘蛛活生生地塞了进去，然后用泥巴糊住鸡蛋，在灶堂里烧熟，最后把鸡蛋连同蜘蛛趁热让孩子吃了下去，不记得这个偏方到底管没管用，只记得小孩子吃鸡蛋时很不情愿的样子，还有我们这些稍大点的孩子在旁边龇牙咧嘴恶心的样子。
还有就是对电视的记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全村估计也没有几台电视机。而三叔家却有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因为三叔的小姨子的丈夫是个包工头，九寸的黑白电视机已经是人家淘汰了的），记得一到晚上，我家的四合院里就挤满了来看电视的乡邻们，有的甚至还带着凳子。天气不好的时候，人们就挤在三叔家里，有炕上坐的，也有地下蹲的。天气好的时候，三叔会把电视搬到院子里，这样容纳的人会更多一些。我就是在那个年代那样的环境里把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和《排球女将》追完的，三口百慧自然也成了我最初的偶像。
当然，在四合院里也发生过惊心动魄的事。记忆最深刻的便是唐山大地震了。记得大震之后为防余震大人们在三叔家的杏树下用椽子和席片搭起个庵窝，在屋子里睡的人们也有预警装置，那就是把一个酒瓶子倒立在锅台上，酒瓶子一倒，屋子里的人们便一窝蜂地跑出去进到庵窝里，好在虽然余震不少，但有惊无险。那种惊恐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村有一个疯了很多年的老婆婆，很多时候她只是在街上一边走一边嘴里念念有词的，并不伤害人，但也有疯的厉害的时候。记得有一次她不知怎么就爬上了我家的东墙，（前面说过，东墙是临街的）她骑在墙头上，一边叫骂，一边拆下墙上的土块往大街上扔，把人们吓的都不敢经过了。
还是这个疯婆子，有一次不知怎么竟黑天半夜跑到了我家院子里，差点让我丢了魂。记得我们一家人正围坐着吃晚饭，我坐的位置正对着窗玻璃，我不经意间抬头一看，玻璃上出现的一幕差点让我魂飞魄散，你可以脑补一下那个场景：黑漆漆的玻璃窗上扒着一张披头散发灰白的脸……，反正我当时的反应就是毛发倒竖，头皮发麻，惊恐的只是指着玻璃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不仅如此，这次经历还给我留下了不算严重的后遗症：至今我都是天一擦黑就要拉上窗帘，生怕再受到惊吓。
四合院里正面最低矮的两间小房子就是我出生的地方，据父亲说，爷爷分家的时候，这两间小房子本来是通过抓阄分到三叔名下的，但家里长辈念及三叔刚成家，为了家庭和睦，都提出让父亲把抓到的大房子换给三叔，父亲同意了。这两间房子比院子里所有的房子都低，上面加高是不可能的了，于是父亲开始打下面的主意，最后把地面挖了将近一尺深，这样进了家才显得房子高了些。在这两间房子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天晚上起夜的时候，只要灯一亮，地上各种各样的虫子会沙沙地四散逃开，我不知道在黑暗中它们躲在什么地方，只记得它们见了光就会绕地跑，这是童年的我最感恐怖的事情。也是在这两间房子里，我记得自己戴着姥娘的帽子，穿着姥娘能放的下三寸金莲的小鞋子，在炕上高兴地走来走去，姥娘在一边笑呵呵地看着我，这也是姥娘留给我的仅有的记忆。
四合院里的记忆还有很多很多，我就不一一赘述了。本以为这座有着百年历史的四合院就像我的记忆一样，即使不能永久保存，也能多陪伴我些日子，没想到两年前突然听说有人看上了西房古建筑的价值，要买，于是西房便被拆了。等我知道消息的时候，它已经只剩下断壁残垣了，遗憾的是，我竟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只有拆的差不多的时候侄女拍的一个视频。
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到底该怎么处理？是任由其经受百年的风吹雨打，最终熬不过时间的侵蚀而轰然倒塌？还是人为的拆掉变卖换作实实在在的金钱？我无法作出回答，而且也没有权利作决定。只是看着这幢百年老屋被一点点拆掉，忍不住掉泪了。这是祖父手里置办下的家业，见证了我们这个家族五代人的成长，尤其是我们这代，跟这幢老屋的感情丝毫不亚于我们的父辈。无论什么时候想起那时的记忆，都觉得那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总觉得它就像家族的一个成员，见惯了它巍然挺立的风采，如今突然间就成了一堆废墟，心里空落落的，仿佛它的消失带走了一个家族的凝聚力，也带走了我对童年快乐时光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