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十分，刚踏进家门，就看到婆婆和儿子相互间凝重的神情，我孤疑地看着他们，儿子问他奶奶：“我妈怎么回来了？”我抢着解释：“一个月的假期得用完啊，这不到时间回来了嘛。”他俨然忘了自己中午给我打的电话，语气忧伤，情绪拥堵。趁上茅厕的间隙，婆婆坐到我身旁，我们头一次以这样的姿势对谈，过去，遇到事情，我们从来都是避开其他家庭成员在厨房里掩鼻附耳商议。
我安抚好婆婆，回到房间，坐在堂厅里的公公电话不断，儿子轻轻关上房门，主动打开话匣子，他先是铺垫，从学业到人生理想，我倾听、点头、温柔附和，如同主持一个访谈节目，嘉宾是一位叛逆期的少年，他不喜欢叛逆期这个词。一个小时过去，儿子才直奔主题：“我明天可以去场馆打羽毛球吗？”如今年少，想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一件事是要经历重重上岗的，父母为此设了很多关卡。儿子见我答应下来，谈话就此愉快结束。
儿子在年前突然迷上了打羽毛球，刚开始和附近的好朋友打，等开学之后，又组团和班上的同学周末打，有时周末不回家，待在同学家里，只是为了方便搞活动。老周一接到儿子的周末通牒，便坐在阳台一角垂头丧气，他苦口婆心告诫：注意教养，这关键时期去同学家借宿对别人是一种打扰。然而，儿子还是想着招出去玩，他半是听话半是迂回，谴责我们连玩的条件都提得那么苛刻，那个场馆离家近四十公里的车程，坐公交车甭提多麻烦了，对未成年出行极为不利。打顺风车是最好的出行方式，但，教育条件不允许我们这样做，也不能这样做。
老周每次接收这样烧脑的信息就头疼，他比任何人都崩溃，在他看来这孩子越来越脱离掌控。从开始的有效压制到实施拖延战术答应周末返家带他去场馆打的要求，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他自由安排的频率。一家人被他折磨得苦不堪言，这时期的我是置身事外的，大多时候沉默着不发声，为啥呢？因为，我理解儿子，这是个太小太小的事。
我十六岁那年独自有过一次两百多公里的探险经历，领受父命，背负巨款，到一个陌生的山村替父亲喝喜酒，中途转战三次大小车站，回来路上还寄宿陌生人家，那个年代车马慢，通信来回大半个月，遇上点事基本是失踪的概率。不过，我最后以负十块钱的车费安全回到了家中，继续享受花季少女的生活。从那之后，我便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了。
第二天，我推开了所有事物（比如帮婆婆点玉米种子），尽情陪儿子玩耍，他在场馆打羽毛球，而我用了五个小时奔走于县城一角，送走了一站又一站的公交车，和安逸闲暇的老年人坐在路边的长椅攀谈，了解这座小城高铁站信息的通达之处，在心里增设一项备用的长途出行方案。一位年轻的军官路过，问我需要什么帮忙，我笑着摇摇头，表示感谢。下午四点，儿子和五六个同学结伴走出场馆，他在看到我的一瞬间有些惊讶：“你不会一个人在外面等我几个小时吧？”“我刚到，就等了一会。”等同学们散去，他开始在耳边小声谴责：“你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出来玩还得担心你，下次直接进去等我，看着我打，想打咱俩组队，带你感受打羽毛球的魅力。”“你不想让同学看到我吧？”“我妈怎么了不让人见，再说家长进去不用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