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吹唢呐接媳妇，到了十二月是成天会有的事情。”——小说《萧萧》，就从萧萧的出嫁开始。
这个女孩子才十二岁，生在长在种田的庄子上，出嫁，就是从这家转到那家。她的丈夫还不到三岁，不过她也不为这婚姻愁烦——她不想也不懂得愁烦，在抱抱丈夫，做做杂事中，像棵蓖麻一样长大起来。
小说写的萧萧的成长，是一种原生的、自然的成长，她没念过书，对于身处其中的婚姻制度、礼法制度从来没有过自觉的反抗，但是成长中的自然的人性，却与制度不可避免地冲撞在一起。
沈从文这样写道：“几次降霜落雪，几次清明谷雨，一家人都说萧萧是大人了。天保佑，喝冷水，吃粗砺饭，四季无疾病，倒发育得这样快。”
于是男小女大的婚姻中存在的矛盾暗暗呈现出来。
在这个小说中，矛盾都被放在情节与细节之后，作者从不正面描写冲突，但是萧萧在丈夫与花狗之间的关系，却有了微妙的变化：“她有时觉得害怕，不许丈夫走开；有时又像有了花狗在身边，打发丈夫走去反倒好一点。”这一句淡淡的点染，说出这个糊糊涂涂的女孩子心里，隐隐地有了害怕与快乐的争执。（PS：花狗是萧萧家一个做长工的青年男子。）
因为没有受过教育，萧萧不可能去反抗她的婚姻，也因为没有受过教育，她没有强烈的贞洁观。——沈从文笔下的萧萧，是近乎完全自然的，听从的是自然人性的召唤。于是，在花狗的山歌声中，她变成了个妇人。
变成妇人的萧萧，并不是因为失去了贞洁而痛悔，这种抽象的道德观念倒并不使她恐惧，可是她有了孩子，具体的身体变化让她害怕，她也明白这是切实的罪证，于是打算逃走，“收拾一点东西预备跟了女学生走的那条路上城。”可是没有动身，就被发觉了。
于是萧萧此刻要面对的是礼法制度。出了这样的事情，自然家里是“生气的生气，流泪的流泪，骂人的骂人”，不过沈从文添了一句有意思的话：“各按本分乱下去。”
好像生气流泪骂人也都是应尽的义务，尽完便也罢了。而对萧萧的惩罚措施，依法倒是十分严厉：“沉潭”或“发卖”，伯父不忍将萧萧沉潭，而发卖也找不到人家，萧萧就又住下了，丈夫与她还是象姐弟一般。家人依旧对她好，住到生了个儿子，“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酒补血，烧纸谢神”。
萧萧在与礼法制度的冲撞，终于因为家人的消极执行，也有惊无险地避了过去。
在人性与制度的对抗中，沈从文写的是人性的胜利。对于婚姻，萧萧以天然的人性来对抗，以于礼法，家人以农人纯朴的天性来对抗。
这样的对抗，都是不自觉的，甚至是自我抑制的，这样的力量看上去是弱小而偶然，但是却隐藏在这些“种田的庄子”里，在这些“种田的庄子”里，沈从文不动声色地在搭建的是，是他心中爱与美的，永恒的“人性的希腊小庙”。
然而，既便沈从文是将矛盾都尽量淡化，在冲突的弱化中进展情节的，但他还是不得不写进了残酷的现实与制度。
萧萧的命运带有这样大的偶然性，她仿佛是幸运的，可她的一生却只能服从于外在力量的摆布，从来没有过对于自己的命运的自主的权力。
她的快乐里头，潜伏着无知与麻木。人性的力量是天然的，却带着蒙昧的面目，于是小说中还有另一个群与萧萧们完全不同类的人，“女学生”，是这群人，引进了自觉的反省反抗的力量。
在《萧萧》中，对女学生的叙述完全是虚写，她们就象是小说的后景，不停地从庄子边“过身”，农人有着关于她们的种种荒诞不经的传闻，他们对女学生的感情是复杂而有趣的，夹杂着歆羡与轻蔑，而对于这群他们不了解的人，他们不了解的生活，保持着距离与好奇。对萧萧来说，女学生完全就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是在她要逃走的时候，她却是要从“女学生走的那条路”走的，虽然她不可能真正地踏上这样的旅程。
“女学生”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给小说一个时代的背景，她们暗示着一种对于制度的自觉的反省与反抗的力量，这种力量与小说的前景中的人性的力量象是处于不同的系统之中，可是它们是否有可能相结合？在天性的自然发展中，同时以教育使人脱离蒙昧？从而人能够对不合情理的制度，有更大的对抗的能力。
小说不是条理如此明晰的论说，沈从文也不可能是在观念的指导下安排结构，但小说家的感性直觉却可能是与理性结论相通的。有趣的是，一九二九年小说的原作结尾是这样的：
“这一天，萧萧抱了自己新生的小毛毛，却在屋前榆蜡树篱笆看热闹，同十年前抱丈夫一个样子。”
而一九五七年较改字句的时候，沈从文加了这样的一句关于女学生的话：
“小毛毛哭了，唱歌一般地哄着他：
‘哪，毛毛，看，花轿来了。看，新娘子穿花衣，好体面！不许闹，不讲道理不成的！不讲理我要生气的！看看，女学生也来了！明天长大了，我们也讨个女学生媳妇！’”
在一种轮回之中，新的变数也正在酝酿与萌芽。
